本书是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的重要著作——《中国思想史论集》的续编。它与《中国思想史论集》一起，完整地反映了徐复观一生的思想历程和主要学术观点。在书中，徐复观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作出了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阐释。同时，还继承了《中国思想史论集》考证严密、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等特点。徐复观是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最终从政界转向学术界，成为新儒学的重要人物。独有的政治军事生涯，使他的学术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最近几年，徐复观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书的出版将对深入了解徐复观思想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思想史论集》是徐复观先生研治中国思想史的代表作。书中系统阐述了作者对象山学述、《中庸》的地位问题、孟子政治思想、中国孝道思想、孔子德治思想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等重大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徐复观全集：论智识分子》是徐复观先生散见于各处的关于智识分子论文的结集，内容涉及智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立言处世、社会责任、学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诸多方面。此书对于把握中国智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对于从传统深处发掘儒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传承并光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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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等内容。

本书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全集之一种。《学术与政治之间》收录了徐复观赴台前后的时事评论和学术随笔，这段时期是徐复观从政治到学术转变的时期，他把从政的体验逐渐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体验，把这些深切的关怀倾泻在字里行间，所以他把这类文字定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早年文笔辛辣，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的争议，《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还曾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全集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尽量还原了徐复观手订时的原貌，很多文章在大陆都还是第一次出版。

笔者把选出的文章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的标题是笔者自己加的。第一部分是“仁教与治道”。 仁学的内容，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简单地说，即是内圣外王，或用现在普通话说，即是自身修养与从事政治两方面。 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个案研判”，选了三篇文章；第三部分题为“治学方法之辩证”，选了六篇文章。 “方法辨证”栏里的前三篇，系与毛子水等先生辩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问题，因为是辩论，意气之动，贤者不免，徐先生也未免，事过境迁，今日而平心观之，这意气也并非十分必要。徐先生自己说，写这些文章是“浪费笔墨”，“感到十分痛苦”，并在这组文章最后一篇的末尾表示今后将“敬谢不敬，不再奉答”。然而，撇开不必要的意气，其中毕竟有许多胜义；这组文章，以及别处的有关论述，对于厘清考据与义理的纠葛，以及怎样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有着不可掩的价值。 徐先生学问渊博，对文学史也有甚深造诣。徐先生治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轨辙一如其治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追体验”，笔者自以为恰当的概括是“以史识通文心”，故以之作为本书第四部分几篇文论的标题。这部分中《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一文，笔者个人特别喜欢。此文由批评一道国文试题起头，围绕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带出从齐梁到初唐一段文学史的诸多问题，把前人对应信和四杰的评论，作了通盘的考察和精确的衡断，是一篇诗史互证的杰作。历来说“诗元达访”，而这竟成了某些人逞臆妄说的最好借口。如果“治诗”只是借题发挥的创作，臆说倒也无妨。可怕的是“诗无达诂”蔓延成“义理无确解”，“历史无真知”，到处都可以逞臆妄说，简直成了时代风气。徐复观先生以其“自得之工夫”——“资料之归纳法”——“追体验”这一贯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所得出的种种见解和从事的研究工作，不啻是对时代弊病的严肃针随。 本书第五部分题名“文化的怀抱”，收了七篇文章，大多谈中外文化，尤其是中日文化的关系；第六部分是“书序与按语”，收了十二篇短文。

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徐复观立基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超出了宋明新儒学的时代限制。徐复观的视角，围绕着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政府行为来调整自由经济下财富及其他生活资源分配的社会主义这样三种重要的制度体系在当代中国实现成功的重建，而在中国传统中开发出为制度推接所必须的本土资源。凭藉着良心一照察下的大是大非原则，徐复观对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策与实施、重大事件、社会文化现象乃至政治活动家个人，作出了代表他个人立场的批评甚至抨击。 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以更贴近一般人们的思想和理解方式，却又以其底于平实而极乎高远的睿智引导读者去超越常识（但绝不违背常理）。他目光敏锐，文字生动流畅、明快传神，事过境迁数十年，这些多半即兴式、随感式的国际评论，竟然完全超越了时空，而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强烈地体认到一个处于失望之中、却始终未曾失望的智者对他那个时代的思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关怀与虎虎生气，并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 对大多数汉语读者来说，读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又是别一番意义上的“温故而知新”。从徐氏的国际时评最初发表的那个历史时段走过来的人，通过徐复观的笔管，回顾往日问似曾相识或闻所未闻的诸多旧事，一定会感触良多。例如我们都曾听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柬埔寨可惊的实验”。而崇拜暴力革命的日本极端组织“连合赤军”，则在中国没有被报道过。“连合赤军”事件再次向人们展示出，极左派走火入魔，可能坠入何等残酷而没有人性的境地。又如“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死后，在中国只发表了一通短讯，题为“赫鲁晓夫死了”；不过数十字，颇有以冷眼相看斯人“身与名债灭”的笔法。读一读徐复观对赫鲁晓夫的盖棺定评，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本书内容包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治思想史的方法问题；我的若干断想；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王充思想评论》序等。

单说一个“性”字，只训信性字的字义，这是语言学上的问题。我所要叙述的“人性论史”，是叙述在中国文化史中，各家各派，对人的生命的根源、道德的根源的基本看法，这是思想史上的问题。若不先把语言学的观点和思想史的观点，稍加厘清，则在讨论中便无法避免木需要的混乱。 几十年来，中国有些治思想史的人，主张采用“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其根据系来自西方少数人以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的一偏之论，以与我国乾嘉学派本流相结托。关于哲学与语言的关系，亦即是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乃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

在新儒家当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徐复观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转向学术界以后，不同于思辨型、书斋型的学者，徐复观以思想史论、时政杂文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学术与政治之间思考和探索，力图把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在书中，徐复观对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进行考证的同时，致力于儒家传统和现代民主理念的嫁接问题。思想深邃，立意卓特，文风雄健，并且涵盖中国经学、史学、哲学诸领域。期间一以贯之的主线，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阐释”，阐扬蕴涵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最近几年，徐复观的名字越来越为文化学术界所关注，上海、天津、湖北等地先后出版了他的著作，讨论他思想的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大学联合举办。本书的出版将对深入了解徐复观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两汉思想史》是徐复观晚年的著作，一共三大卷。以不同时期论文，相继杂纂而成，他于1972年出版的《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作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版《两汉思想史》的第一卷。之后陆续出版的《两汉思想史》的第二卷、第三卷，分章节研究了汉代的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重要的文献，完整架构了两汉的思想大厦。他对《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韩诗外传》、《盐铁论》这些著作进行了细密的分析，陆贾、贾谊、董仲舒、扬雄、王充、刘向的思想光芒跃于纸上。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先生在本书中深厚的考据功底。

徐复观，中国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中国人性论史》与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湛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壁。这部专门讨论人性论的著作，以人格为中心加以审视，尤其是注重以先哲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为根据，把握先秦哲人完整生命体中的内在关连，所以能提要钩玄，要言不烦。 本书里，尽量使用归纳方法，以归纳出各家各人所用的抽象名词的具体内容，为他们补出一种明确的定义；把各家各人虽用了相同的抽象名词，但其关涉所及的范围并不相同的情形，明确的指陈出来，这对于从不必要的历史混乱中的脱出，或有所帮助。又如《论语》中“命”与“天命”，从传统的训诂上，不能发现二者间的差异；因而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意义，发生许多不相干的争议。但经我用归纳方法，把二者不同的内容界定出来以后，便多少可以收点澄清之效。由此不难了解：以归纳方法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是治思想史的人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人格与一般物件不同。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可以用数字计算，并可加以分割。人格是质的存在，不能用数字计算，并不能加以分割。人性论是以人格为中心的探讨。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不是以推理为根据，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生活中，体验所得的为根据。可以说是“质地名词”。“质地名词”的特性，在于由同一名词所表征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层级性”而有其“层级性”。例如《论语》中的“仁”，孔子常对应于发问者在人格上的层级不同，对仁的指陈，也有其差异。但这不是平列性的差异，而是层级性的差异。平列性的差异，当然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连；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间的外在关连。层级性的差异，则不论由下向上通，或由上向下落，乃是一个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西方少数以体认为立足点的哲学家及大文学家大美学家，常把这种内在关连，组成思想体系，以相对应的文字组织，表达出来；这便使读者容易顺着他们文字的理路，一直追寻下去，作如实的了解。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体认所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何待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正统派自居；但其中除了对名家（辩者）稍有贡献外，对孔、老、孟、庄的了解，尤其是对孔与孟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这倒不是来自他的不诚实，而是因为他不曾透过这一关。我在此方面的努力，不敢说已经有了什么成就；但在内在关连的发现中，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例如《论语》中的“仁”），都能在一个完整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

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本书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晚年的重要论学名著，包括《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和《〈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两种，前者从经学的形成与传承及其在不同时代中意义的发现两个角度上，奠定了一部全心新的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和体例。包含了经学的传承和经学在各个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后者以《周官》（即《周礼》）的自身结构和思想特征为抓手，为治中国古代思想史、官制史及研究古典的人，奉贤摧陷廓清之功；是一部可资凭信的专著。

这里刊行的是徐复观自述其生命历程的文字，编者以“人”为中心，分怀乡记亲、家书、观点、游记、心情随笔、序跋缀思、晚境录要八个方面，追寻到徐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的线索，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与时代交互在一起的震动。特别是在“忆往记人”的追念雷震、新亚书院诸人的文章里，在“观点写真”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徐复观对于政治思想文化界病痛的抉发，对于中国文化精髓的认识及对中国知识人的期待。

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 六十一篇文章编为七组，每组的标题是编者加的。第一组“历史的观察”，其中有两篇是为宋儒朱善画像。第二组“新潮涌起中的旧学”，前三篇分别忆念徐先生早岁在武汉求学时的三位老师，刘凤章、王季多和黄季刚。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新学思潮涌来之际，三位旧学先生力学敦行的风貌，在徐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徐先生回忆了在武汉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情况，写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北京与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而武汉则是“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这样的回忆，能把读者从只知“德先生”、“赛先生”的抽象认识中，一下子拉回到历史的现场。第三组“共担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对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师友的忆念；最后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记叙了创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组“典型种种”五篇文章，分别谈吴稚晖、鲁迅、章士到、余嘉锡、殷海光五位学人，可以分别看作五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余嘉锡之外的四位，不仅有学名，有文名，更都是社会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钦重的还是“埋头闭户，不务声华，认真治学”的余嘉锡先生，称其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第五组“怀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忆念的人，大陆的读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迁以后的交游。第六组“东海西海”，有的记日本的山人人物，有的谈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的谈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汤恩比、毕加索。第七组“青年与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终装着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处去”的方向问题，小至初中入学的国文试题，他都以一颗拳拳之心，坦陈已见。

《游心太玄》主要内容：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