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第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汉因秦制，奠定了封建所有制的基础，这里要概括地说明魏晋因循汉制的历史演进。汉代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创立了封建制社会的形态，魏晋以来的各代虽有损益变通，但其因袭汉迹是显明的。马克思说，“在封建时代，军事上诉讼上的裁决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九八页），所以以封建制法律的表现形式来研究，就能掌握着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的性质。

《宋明理学史(下)》的编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这一编撰原则指导下，我们先后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的撰著任务以及《中国思想史纲要》、《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的撰著任务。根据这个原则，发为实事求是的笃实的学风，是我们所应当遵循的。例如，就掌握史料而论，同志们都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不愿转引他人著作所用的现成资料。诚然深信，亲身发掘的实际资料比较可靠，令人放心。在引用材料方百，注意其完整性，力戒断章取义，取其所需。如果有所未尽或未尽惬心，必认真求索，以图稳洽。

《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候外庐著作的，《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内容简介：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中国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秦汉的封建贵族与豪族地主、秦汉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及其法典化、汉代的劳动力和领户制等。

《中国思想通史》讲述：作者在搞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这是其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部分，经过补充修订，单独成书，改名为“中国时期启蒙思想史”。十九世纪叶以后的部分另改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尚待改写。 作者的这部旧作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结构不够谨颜。写作的年月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好多问题只好以心照不宜的方法来处理，所以材料虽多，而说明却是简略的。加以原来的排印，是由一家流亡的小印刷厂承办的，曾经排了两年，才用圭纸本出版，错误百出。 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我的研究还都是在初步的阶段，因而现在这个修订本也一定存在不少的问题，深望能得到研究哲学、史学的同志们和读者们的批评。

《中国思想史纲》大体依据侯外庐主编的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的主要论点编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史纲》也可看作是《中国思想通史》的缩写本，但是在编写过程中有所侧重，有所补充，有所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并非《中国思想通史》的简单重复和节略。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全书共分五卷。第一、二、三、五卷是就解放前写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的一部分增订修改而成；第四卷是一九五九年才编写的。第一卷属于古代，上自殷代，下至战国；第二、三卷属于中世纪的前期，上自汉代，下至南北朝；第四卷属于中世纪的后期，上自隋、唐、下至明末；第五卷属于封建解体过程中的一段，即自十七世纪以至清中叶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本书的出版对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了科学的总结。

《宋明理学史(上)》内容简介：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