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在世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思想浩瀚宏富，著作卷帙浩瀚。《哈贝马斯》作者对哈贝马斯的介绍落笔于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理论等各个方面，并且自始至终将叙述重点放在对哈贝马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呈现给读者“一个粗线条构成的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借由清晰、浅显的行文，作者表明，哈贝马斯的理论如何从整体上回答了关于现代社会本质的重大问题，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对当代各种主题与事件的看法。

现在才来翻译出版此书，无疑是有点晚了，因为哈贝马斯的原著是1985年出版的，如今20年过去了，当时看起来激烈的言辞，现在已经多少失去锋芒，尤其是考虑到哈贝马斯晚年已经与他的批判对象之一德里达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当然，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德国知识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理性批判所作的最有影响的回应。而哈贝马斯的地位也决定了，当我们寻找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异的声音时，自然就会想到这本书。《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梳理了德国自己的哲学遗产———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巴塔耶、福科、德里达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所代表的法国思潮。但我们的疑问或许是：哈贝马斯真的看懂了他的法国同行们在干什么吗？他将“巴塔耶精神子嗣”的头衔硬派给福科，难道是恰当的吗？

1980年代，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后来被称为“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争论围绕纳粹罪行的独特性、如何评价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和书写历史等问题展开。参加争论的有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国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诺尔特等人。争论并不局限于学术圈和思想界，而是在德国的报纸、期刊等公共媒体上展开，因而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在西方世界引起重视。参与论战的各方，虽然也有言辞激烈之处，但总体上而言，较好地遵守了学术讨论或者思想论争的基本规则，力争以逻辑力量阐明自己的观点，取得上风。 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明确的最终结论，但提出的问题是整个德国社会二战以后虽未明言却普遍关心的，参与争论的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角度进入，没有使用过多的学术语言，公众理解起来没有障碍，各方的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自的逻辑非常清晰，因此，对整个社会开放数十年以来的思想禁区，加深关于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思考，确认德国在历史和世界中的位置，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了解这场争论，中国的读者解读东亚的历史和自己的当代史，都很有借鉴作用。

《后形而上学思想》堪称哈贝马斯思想的浓缩。他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他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开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 ——托马斯•麦卡锡 哈贝马斯是当今整个欧洲大陆唯一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是令人敬畏的哲学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宪法学、历史社会学、哲学史和语言哲学（仅举几个他最频繁涉足的领域）的造诣之高令人惊讶……他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他惊人的学问深度和深刻的洞察力。 ——彼得•戈登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哈贝马斯在本书中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着四种形式的危机倾向。由于现代技术的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包括人性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动机等问题），以及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本书以文化现代性为主旨，荟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著名思想家，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斯图亚特·霍尔、马泰·卡林内斯库、安拓瓦纳·贡巴尼翁等人讨论文化现代性的经典篇什。他们分别对表征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概念展开分析，从怀旧到日常生活，从复制到拟仿，从合理化到距离，从艺术界、先锋派再到艺术终结，构成一个文化现代性的概念家族。其探讨大致涉及现代性的四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概念与历史、现代性的矛盾逻辑、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勾画，本书将为您提供一幅用以探索文化现代性的，描绘了历史与现实图景的详尽地图。

《哈贝马斯评传》主要内容：杜塞尔多夫是哈贝马斯母亲的家乡。她在那里出生和长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家乡所感到的骄傲，她坚持把哈贝马斯生在杜塞尔多夫，并经常地把哈贝马斯和他哥哥、妹妹带回杜塞尔多夫去体验那里的生活，接受那里的文化熏陶。 哈贝马斯虽然在杜塞尔多夫出生，但是没有在那里长大。他的童年、青少年与青年早期（19岁以前）主要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叫古默斯巴赫（Gummersbach）的小城市。只是周末，他父母才会带他、哥哥和妹妹回到杜塞尔多夫。

这套丛书精辟地论述了西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学术观点,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北景和发展线索,是广大学生和哲学有好者步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入门书。丛书紧扣思想家的原著，并联系当前的现实，目的是激发读者思考问题和步阅读原著的兴趣。丛书的每位作者都是研究该思想家的著名学者，对其本人及原作都有独到的见解。尤为可贵的是，丛书既介绍了每位思想家的生平，又清晰地梳理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套集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于一身的难得的佳作。丛书的每位译者均是国内研究该思想家的专家，曾翻译过多本西方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