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那时中国刚刚向世界重新开放，他和妻子英格•莫拉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来。他们一起记录着看到的人事，他写下了很多文字，莫拉斯则拍了很多照片。这些文字和照片很快成为了一本《遭遇中国》。1983年他们第二次来中国，还是两人同行（这次加上了女儿瑞贝卡，她后来成为电影导演），还是用笔、用相机一起记录着中国。但这次，他们不再是旅游者的身份，米勒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5月，《推销员之死》在北京公演，大为轰动，几乎成为“乒乓外交”，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这本书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在“缘起”中米勒写道：“1983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搬弄事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记录的谈话显示出，我们大家正尝试着感受一个从未到过的未知国度：对他们来说，是想象中的威利•洛曼的美国；对我而言，则是中国式的布鲁克林。” 如果说这本日记有一个主题，或者说米勒对中国的观察有一个结论，那也许可以表述为下面这段话（1991年再版本序言的最后一段）：“古老的中国不会倒下，她会沿着曲折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进——时而是世界的师表，时而是笨拙而固执的学生。《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