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过，性同样有其历史。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赋予其何种意义，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对待它；所有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历史的多数时候，对于非法性行为的公共惩罚乃是常态。虽然在细微之处不无差异，但每个地处欧洲的社会都提倡性戒律的理想，并惩罚自愿发生偷情行为的人群。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核心特征，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其重要性日益突显；而如今我们对此种做法极为反感。此乃前现代与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差异。因此，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的现代的性观念，应当被视为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起源》的目标即是阐述这一革命何以产生。 《性的起源》旨在描述性观念及性行为世俗化转变这一重要变迁，并将之与同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联系起来。性的历史通常被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经验之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认识本身乃是源于将性作为完全个人私事的启蒙运动的观念。作者试图将性的历史还原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过去人们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乃是被当时最深厚之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所塑造。其主旨是展现性革命实乃欧洲与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参与创造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全新模式，而其中的个人隐私、平等及自由诸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显著特征。 《性的起源》所述的不仅在于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关涉到生活方式的变化。作者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在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内，社会与道德的一体化举措很容易被强制施行；而在大城市的生活则与此不同，其规模庞大，人际生疏，各种信息与观念转瞬即逝，性冒险也触手可得。这种生活对于性戒律的强制实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对于全球讲英语的人群而言，它是政治权力、文学与文化以及新观念的中枢。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社会、思想文化和性方面的新潮流，都在这儿被首先创造出来，而其影响将会遍及四海。 在西方的大部分历史中，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教会或国家会对违反者施予惩罚。在1600年至1800年间，这一完整的世界观被革命化的新思想所破坏，这一思想指出，成年人拥有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只要其愿意，就不能通过强制力来使其遵守道德。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探讨了三百年前在英国首先开始的性观念革命，如何影响了西方人的性态度，以及相应出现的有关性行为的社会变化。本书指出，现代性文化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并有助于创造一种新的西方文明的模式，即平等、隐私和个人自由的原则。 一部漫长的性发展史，有学术，有思想，有趣味，难得的是还能惊心动魄。读完该庆幸自己，一生出便抵达当代。 ——盛可以 极其令人愉快和博学，并富于启迪……刺激性的观点与极丰富的历史掌故被轻松地调和在一起。 ——多米尼克•桑德布洛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有趣且博学，这是一部出人意料的《性爱宝典》，因为你绝对想不到性的历史是如此多样且迷人，坦白说是疯狂。 ——珍妮特•温特森，《泰晤士报》 学术得赏心悦目，可读得令人着迷，诙谐且充满洞见，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苏珊娜•利普斯科姆，《BBC历史杂志》年度图书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讲述了大西洋两岸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和竞争，反映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1942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生动描写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视野不仅跨越大西洋，而且涉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始终把握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打破了思想上固有边界的限制。

简介： 《个体的社会》由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论文组成，分别从“个体与社会”、“自我意识和人类观念”、“我们—自我平衡”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该书在1988年因其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影响而获得欧洲阿玛尔菲奖。 导读： 种籽撒向风中 知识任谁收获 前 言 群体之于单个个人即我们所谓的“个体”的关系，个人之于人类群体即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关系，这在目前绝非是明确的。可是，人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去关心它为什么不明确了。现有的像“个体”以及“社会”这些常见的概念，前者乃指涉单个的个人，仿佛这个个人是一个全然自为、独自存在的生物，而后者则通常摇摆于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易造成误解的表象之间。在此意义上，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个人的彼岸。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预先向单个的言说者给 定了的话语，那些决定并一同规定了在他们的概念领域里成长起来的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的概念本身，都使得作为个体来认定的单个个人和被作为社会来表象的人类群体仿佛在本体上是各各不同的东西。 本书要探讨的是“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在其当代形式下所涉及的那些方面，即就人的某些方面展开讨论。它为思考和观察人提供了一些工具，其中有些是相当新颖的。谈论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本身就不同寻常。但这或许会帮助我们能够从对上述两个概念的陈旧的、较为习常的用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用法常常让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直是相互对立的一对，但［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把我们从前述意义上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即是眼前这部著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要真正完成这个工作，除非我们不是满足于某种否定的态度，即不是单纯批判那种把个体和社会当做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来对待的做法，而是除此以外还确立一种在方式和方法上全新的模式，从而使单个个人无论怎样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群体中，亦即处于社会中。 进行这样的工作乃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点我大概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当时我正着手我的《文明的进程》的研究。《个体的社会》的最初纲要，那时实际上是作为上述著作第二卷里总括性的理论部分来构思的。我现在还保留着《文明的进程》的一些原始清样，其中的内容现在已收入本书第一部分。 在写作前一本书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再凸现出来。文明的进程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代交替。如果借助一些能够展现羞耻和难堪的限度值在某一方向上变化的有关证据，这个进程是可追溯出来的。这意味着，每一辈人的后代身处其中的都是文明进程的下一个时期。作为个体，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去适应比前辈人所适应的更靠后的衡量羞耻、难堪以及良知形成的整个社会过程的标准。所有社会性的自我规范模式，是单个个人随着他经由教育而逐渐被教化成一个独一的个体时必须独自形成的，因而它们都是为各代人所特有的，并且如此一来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是为各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可以说曾让我很清楚地看到下面这一点，即某种对前一个世纪来说并非是引发羞耻感的东西，可能在后一个世纪就成了十足的羞耻物；反之亦然——我意识到相反方向的运动也是可能的。但不管运动的方向究竟如何，变化的证据表明，单个个人在其自身发展中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们在加入社会过程这个洪流时所处的地位的规定。 这样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单个个人与社会过程的关系这个问题，必定会突破讨论文明进程那本书的整体框架，尽管这两者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实际联系。一些外在的情况也提醒我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讲文明进程的这本书无论如何已经拉得够长的了。于是，在给它收尾的同时，我删去了其中已经开始的旨在澄清社会和个体之间关系的那部分。但这个论题仍一直让我着迷。我愈来愈明确地看出，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于能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奠定基础。我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就有了第一篇文稿，它构成了本书的开头部分。这篇文稿反映出我早期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思考。同样，由它也可看出，对一个基本论题所做的研究尽管属于较早的一个时期，但对问题的阐述仍葆有其自身的价值，虽然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本身业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往往会抵挡不住这样一种想法：借助研究过程不同阶段上的真实文献去重构较为全面的和较为晚近的对某一问题的解决的发展过程，则这一解决的下一个阶段会变得容易起来。通过了解早期的尽管是比较有限的，但仍不失其自身价值的对问题的解决，去追溯导致以后的对该问题较为全面的解决的发展过程——这种可能性会使读者省去在把握那些对问题的较晚近的解决（它们好像既无早先的尝试亦无思想劳作的发展，是在某个特定个人的脑子里凭空产生的）上的困难。我对眼前的这本书的构想却与此不同，它构成了本书现有结构的基础。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作者早期对于人类群体中的单个个人这个难题所做的探讨，如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第二部分提供了我后来仍就这个难题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例证。第三部分是这个研究工作迄今为止最新的、也是最后阶段的结果。 我对社会和个体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足足五十年的时间，我的研究方法的变化反映出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个体及社会所经历的某些具体变化。这相应地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有了改变，甚至是以其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诸种社会的单个个人在理解自身方面的变化，亦即——简言之，在个体的自我经验和社会习性方面也与以往存在着诸多不同。另一方面，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人们切近上述问题的整个方式和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问题自身变得具体起来。概念的构成愈益切近社会中单个个人可被观察的境况。与此同时，不无悖论地出现了将概念往更高层次的综合性提升的情况。这种提升在我们—自我平 衡（WirIchbalance）这个概念里得到了典型的表述。这个概念暗示我们，单个个人的自我—认同和我们—认同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就固定的，正相反，它处于十分具体的变化中。在那些较小的、相对单一的部落里，这种关系有别于它在那些同时代的组织庞大的工业国家中的情形；在和平时期，它又不同于在同时代的战争状态下的情形。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的难题，只要人们把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仍设想成某个无我们的我（Wirloses Ich），它就依然是个未解的谜；有鉴于此，以下我们将把这个难题作为展开我们的论述和探究的开始。 诺贝特·埃利亚斯 编辑后记 本卷第一编写于1939年或稍早的时候；当时计划发表于瑞典一家期刊，但终因期刊未出而搁置。目前这一文本是从幸存下来的1939年版本那儿复制成的，略去了后来各个不同时期里偶尔（并不一贯地）所作的一些修正和添加。确立这一版本的重要帮助，是1939年在瑞典制定的原稿；这一文本在1983年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尼尔斯·朗尼比作为复制的打印稿出版，还附有他的一篇历史—语文学性质的导言。 第二编可能是在较后的但无法确定的（约在40—50年代间）年代写成，可能有好几稿。这一文本的几个段落是对第一编的直接修改。 第三编是1986/ 1987年冬天为这一版本所写。 米歇尔·施略特 译者附记 本书作者四、五十年间就同一个主题写了三次，业务繁忙的读者挑1987年写成的第三篇（本书第三编）来读似也无妨。这第三篇谈到人类走向更高的认同形式是一种必然，个人、部落、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这样的递进的认同形式，以及联合国这样的洲际联合，是人类并无事先计划、不曾情愿，但照其本性倾向最终半推半就、迂回奔向的目标。这看上去相当高蹈的结论却会给今天很多谈论全球化的学者摆出难题：我们到底是在走向人类组织形式的全球本地化、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本真化，将差异当做抵抗之策略呢，还是在走向“后民族集聚”、世界公民协同性、世界社会？它尤其使我们两个中国读者对这样一些老问题重又辗转反侧起来： 一、中国之于西方的落后及其现代化真如埃利亚斯所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交叉问题：与落后国家比，就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与先进社会比，就是憧憬自己的未来？要真正现代化，就必须触及现时社会的各种禁忌，触及每一个单个个人的全部社会地位、个性结构，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部的相互关系（参见本书第27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民族是真正“现代化的”，每个民族总是正处于文明的进程里，民族间并不进行着向同一个目标的分立但并行的争逐赛，而是越来越融合的集聚和交汇，所以“发达国家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第257页），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领先？大国或伟大文化在走向人类更大认同中会更困难，就在于它们会更难放下自尊心，追随别的民族走向更大的认同，会被其看做沦为二等帝国——英帝国过去一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和中华帝国近几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其性质是一样的？“文明的”欧洲在过去，哪怕在今天，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中国此刻无法参照西方的框架来决定到底应往哪儿走，当然也就并不一定需要重复欧洲走过的路，因为这是此时的眼光无法预见，连精英知识分子都无法预言的？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更高的认同时的全球化眼光中的我们的国民性（按埃利亚斯的说法就是个人的“社会习性”或民族国家的“社会习惯”）：新型的民族国家早已形成，国民意识却跟不上？抑或，因为国民意识跟不上，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形式？到现在为止的列宁式的企图将几种发展速度不同的社会过程并在一起快速完成的做法，才使我们发现：社会改变了，而国民性未变？在全球化，或埃利亚斯所说的人类越来越认同于更大的共同体结构并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民性或民族情性或民族个性结构，也正随着我们的民族的机运和经历的改变、积累而变化和成长，因为一个民族的各种机运会在几个世纪里积淀到其每一个成员的个性结构里，没有两个时代会有相同的国民性的？鲁迅、柏杨所说的“国民性”——其实他们说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国民性——早就不同于我们现在身上的国民性了？人们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走向各种世界共同体时，其个性结构也同时相应作出了改变？根本就不可能有生物学、人种学上固定的国民性（《德国人》，第219页）？对国民性的好坏判断，是一种对于“进步”的迷信：国民性落后总指的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身上还残留着以前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特征？国民性之落后最终总只是指社会成员个性结构的改变速度跟不跟得上人类群体向更大的认同单位整合的速度？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国民性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的忧虑，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否只是像一个小青年要离开自己的村落，到远方大城市谋生时，为自己的不经世事而生的焦虑和恐惧？从大处说，国民性总只是一个民族像看待别一个民族那样看待自己时所得出的图像，是民族集体关于别的民族是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我们在他们眼里是怎样的这一点的设想？我们想弄清楚，也希望读者们弄清楚这个问题。 三、让我们听了很难办的一个观点是，埃利亚斯总是说，人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总是并无事先计划地默默走向了更大的认同。他说，人类身上带有像染色体一样的一些促成人类不断作出更大认同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生理上的社会决定因素”、“一切人共有的人性中的那些常量”（《论时间》，英文版，第142页；另见《死之孤独》，第1节）；“生物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参见本书第258页）。我们真可以推断人类各民族共享着同一种导向更大共同体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大同是共同基因决定？他又说，我们无法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人类中更“文明”的群体，不知道要走向哪种更大的“生存单位”，每一个民族手里都只有像语言这样的象征手段——它使人类能“学习”——来体认、综合自己的认同处境，启蒙、解放之类的话语也都是一些像知识分子那样的当代巫师们对未来的参拓和例解，并不是最终方案？这可是一个连康德都不敢去实证的问题（参见《论一句老话：这在理论上虽是正确，在实践中却是无用的》中反驳门德尔松的那一章），难道埃利亚斯说得太轻松了？ 四、埃利亚斯说，一个民族从一种认同结构迈向更高的认同结构，其成员的个性结构相对于新认同形式的滞后，需三代人（三、四十年？还是一百五十年？）的努力才能赶上（参见本书第284页），我们忍不住要推导：等到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跟上了社会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是否又已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滞后于是就成了社会中的常态？人类看来会你等我等他等地一直等到大伙儿都有一个很接近的认同，才会有一个达到很高交互性的共同体，这中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可怕的变故和反复？埃利亚斯又说，像联合国这样的不尽人意的国际组织最终被人类情感所接受，固定为人类的共同认同机构，需要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可我们却担心，人类最无私的眼光也不一定能比这看得更远，我们如何去要求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在处理当下政治问题时耐心保持黄仁宇所说的这种“长距离眼光”？ 五、本书还使我们认识到了普遍人权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改造的根本作用，其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升华作用：落后的国民性由专制的国家和政府形式造成，因为它们可控制信息，政府决策可轻易获得合法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反复论证：不能指望民众的道德来产生出好的体制，而应期望好的体制使民众有好的道德状态；个人是能够成为好公民的，即使他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好人。）它们甚至像恐怖分子那样绑架整个人民，以所谓危险、威胁或别的什么来向主权的实体也就是人民无耻地提条件、勒索，成为人民得罪不起的首恶，这在美国这样的大民主社会里都不能例外。国家在处理利益问题时常常目光短浅，在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时，我们必须遵照埃利亚斯的教导，限制国家对待单个公民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人权既不是具有‘先进’国民性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基本权利标准，也不是国民性落后的民族国家政府愿意出让的一些公民权利，而是比民族国家更大、更高的共同体赋予每一个个人的更大、更有否决权的人类基本权利？”（参见本书第309页）这种人权观念不光能使康德所说的具有世界情怀的公民个人在民族国家内不受权利侵害，“还能使每一个个人更有远见地行动，更好地理解别的人类个人的富于远见的行动？”（同上）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国民性，以更大的认同眼光来认识和捍卫每个个人的人权，乐观向上地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发展抱远大的期望，这是康德以来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思想家一直在教导，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一再被忽略的：各种文化、各种更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必须是使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天赋才能和已有造化发展到更高的层次，达到空前的无可替代的层次。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种国民性永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层次或渐渐融合，但我们却可指望它们在更好的人类共同体里发展到自己的极致，不同，但同样完美（参见《判断力批判》，第83节）？ 埃利亚斯是个仁厚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人类故事里充满同情与期待，其过程（或历史）—社会学能安慰摸索着前行的人类面对波折和倒退时的痛苦。《个体的社会》可能是一本比《圣经》还用意恳切的书，因为后者只将人类血泪汗的真实历史当反面教材，压根不相信人类靠自己能走出自己的生物、人种、历史和形而上学局限性，自己为自己找到更广大的前景，而埃利亚斯却相信人类的这种自救可能，而且只相信这种自救。1989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看着当时的苏联还未有倒败的样子，埃利亚斯向人们正式道歉说是他的理论使人们抱了超级大国的对峙最终能在更大的认同中走向合作的希望，他深刻检讨自己的理论的“过分的预言性”。可这道歉未说完一年，人们从他的作品里推导出的预言就开始兑现。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一点安慰（参见《德国人》，译者前言）。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终老于阿姆斯特丹。 当代许多诱人的社会学作品都用心理学、生物学或其他学科的语言来表达，其他学科一有范式转换，其联系汇率就崩。埃利亚斯却用简短的直陈式来表达，从不用社会学里的人工语言去封固其概念的语义域，读者用不着去推究他所用的一些概念用意之深，尽可以用踏实的常识去意会他。他认为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链和未来的联系网络的认识，是随着其日常语言里所形成的越来越综合的语汇而提高，人们的更高的觉悟就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我们想提醒读者不要小看这种平白的表述，其中是夹着惊雷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译着译着竟按捺不住，做起了笔记和推论，译完后自己想去对付很多问题了。 今天在谈全球化的社会学家们好像都忘了埃利亚斯早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我们耳边谈论这个问题。全球化社会学家罗伯逊（1995）费牛劲为人类未来设想的那个“元文化”假设，埃利亚斯早已那么轻松愉快地向我们阐明。布迪厄也应指出他日日用到的habitus（个人社会习性）这一核心概念取自埃利亚斯，等等。 埃氏屡得明师，早早出了开山之作，一生却从未有个合适的教职养家糊口。他曾揣着大学问到邻国一街道炉盖厂做供销员和经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一个岛国做访问讲师，退休好久倒讽刺性地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有过文革经历的我们应更能体认这种伟大智者在颠沛与被戏弄后的那种成熟。可贵的是，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痛苦往好里想，当成美好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悲的期许。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三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里的民族个性研究不客观。这本书里有诸多让我们读出热泪的地方。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为赶时间的初译稿早于一年前做成，期间译者之一的陆兴华学兄已西奔英伦，继续学业。以后我们靠电邮网络保持联系，对译稿的校订以及部分重译也是这种联系方式的结果。 另外，我们感谢负责本套丛书的刘东、彭刚两位先生对我们担任此书译事的支持和信任。翻译过程中，方在庆博士曾从德国给我们寄来有关埃利亚斯研究的资料和完整的著作目录。我们曾就本书中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及个别术语译名问题请教过孙周兴教授。对他们的慷慨和热情帮助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 者 2003年3月6日

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鸿篇巨制。作者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细致而富于创见的探讨,对黑格尔哲学基本合理性作了有力辩护。作者认为,虽然黑格尔哲学一再遭到拒斥,但是其普遍性话语在当代世界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本书篇幅宏大,论述平实而详尽,涉及黑格尔哲学的广泛领域,给出了一个现代性十足的黑格尔形象,是我们解读黑格尔哲学及其时代难题的必备书。 导读： 本书对黑格尔的评述令人敬佩地结合了深入细致的批评和对所涉主题的熟习。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本书为阐释一位极其丰富和广博的哲学家做出了重要的、富有想像力的贡献。 ——帕特里克·加迪纳

男性气概，主要见于男性，恶男与绅士均可具备，亦常与偏激、无理性和野心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性别中立社会”不喜欢这种东西，却又无法摆脱它。本书被称为首部研究男性气概的专著，博采科学、文学和哲学论述，考察了男性气概的多种层面，从粗鲁到暴虐，从骄傲自大到老谋深算，兼及它在不同的历史名人身上的表现，以至女权主义运动对它的重新诠释。 什么是男性气概？男性气概的核心特征是什么？本书作者从科学、文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多种角度审视这一人类特质，为男性气概寻求定义，探索男性气概的丰富含义，是首部研究男性气概的专著。具有男性气概或者有这种倾向的男性当然应该读这本书；本身就喜爱或同情男性气概的女性当然也应该读这本书；与此同时，那些女性主义者或女性运动的同情者也不该拒斥它，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很多通常的女性主义者或性别问题的研究者忽略或者不愿指出的问题。

简介： 法国海外省的“法国人”,特别是“安的列斯人”,就法律意义而言是法国公民,他们鄙视法属非洲的黑人,而作为有色人,他们在面对白人时,内心又存在着自卑感。他们在潜意识中承认白人的优越地位,以白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一切。本书就是从他们的这种精神迷惘和由此导致的精神痛苦入手,揭露长期的殖民统治在已经是法国公民的有色人的心理上留下的伤痛。 导读： 他表明种族的问题、肤色的问题是如何隐秘地与一系列词语和意象联系在一起……是法农这个人,而不是那位医学专家或知识分子,使我们无法放下这本书。 ——《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复杂而有原创力的著作,在今日有关种族主义本质的所有讨论中,仍然是至为关键的文本。 ——《文学评论》 引 言 我谈论的是几百万人,有人向这几百万人头头是道地反复灌输害怕、自卑感、颤抖、下跪、绝望、奴性。(A.塞泽尔,《关于殖民主义的讲话》) 不会在今天爆发。这为时太早……或许太晚。 我丝毫不具备决定性的事实。 我的意识未被必要的闪光点透过。 然而,我完全客观公正地认为有些事情还是说出来为好。 这些事情,我要说出来,而不是喊出来。因为长久以来,叫喊就已离开我的生活。 而且是如此地遥远…… 为什么写这部作品?谁也没请我写。 尤其是此书所针对的读者们没请我写。 那又为何呢?于是,我平静地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痴愚者。既然我这么说,那么就要加以证实。 走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理解人们…… 我们的有色人种弟兄们…… 人,我相信你…… 种族偏见…… 理解和爱…… 几十页乃至几百页的文字包围我并试图使我接受。然而,只要一行字就够了。只需提供单单一个答复,黑人问题就失去其严重性。 人想要干什么? 黑人想要干什么? 即使我遭到我的有色人种弟兄们的怨恨,我也要说黑人不是人。 有一个无生命地带,一个特别贫瘠和干旱的地区,一个基本上光秃秃的斜坡,这块地方可能出现名副其实的黑人发祥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黑人降落到这些真正的人间地狱没有好处。 人不仅仅可能发生复兴和否定。如果意识确实是超验性的活动,我们也应知道爱和理解的问题萦绕着这个超验性。人是宇宙和声中的一个响亮有力的“是”字。你争我夺、四分五裂、混乱、被迫看到自己制定的事实一拨一拨地废除,他应该停止在世界中规划那与他共存的矛盾。 黑人就是黑人;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感情的迷乱,他在一个本应该把他从中赶出去的世界中定居下来。 这问题很重要。我们完全倾向于有色人种的人自己解放出来。我们将进行得很慢,因为有两个阵营:白种人和黑种人。 我们会顽固地探询那两个空想,并会明白这两个空想经常是使人软弱无力的。 我们对以前的地方长官和传教士会毫不怜悯。我们认为热爱黑人的人和嫌恶黑人的人同样是“有病”。 而想使自己的人种变白的黑人与鼓吹仇恨白人的黑人同样是不受欢迎的。 黑人绝对不比捷克人更可爱,而千真万确地,问题在于抛弃人。 此书本该在三年以前写的……但当时的事实使我们激动。今天这些事实可以不带激动地说出来。不需要为这些事实毫不客气地责备人们。这些事实并不想激起亢奋。我们不信任亢奋。 每当人们在某处看到出现热情,它预示战火、饥饿、贫困……因而,预示对人的蔑视。 亢奋尤其是无能者们的武器。 那些人把铁烧热以便打它。我们则要烧热人的骨骼并出发。我们可能会达到这个结果:人通过自燃维持热源。 人从别人的阻力所构成的跳板中解放出来并在自己的肉体中挖掘,为了给自己找得一种见解。 读我们书的人中只有几个人会猜测到我们在编纂这部著作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一个怀疑论者的怀疑扎根于世界的时期,在一个由一帮卑鄙家伙说了算的时期,不再可能辨别意义和非意义,要降到一个还未运用有意义和无意义范畴的水平变得十分艰难。 黑人想当白人。白人拼命实现人的等级地位。 在读这部作品时,我们会看到构思一个理解黑人—白人关系的评论。 白人坚持自己的白色。 黑人则坚持自己的黑色。 我们将试图确定这种双重自恋及其反映的动机的倾向。 在我们考虑的初始,我们觉得阐明那些大家要读到的结论是不适当的。 惟一指导我们努力的是对结束一种恶性循环的关注。 这是个事实:一些白人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 这仍然是个事实:一些黑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证明自己思想丰富,自己有同样的智力。 如何摆脱呢? 刚才我们使用了自恋这个词。的确,我们认为只有对黑人问题作心理分析的诠释才能揭示成为气质结构原因的情感异常。我们努力对这个病态世界作全面的溶解。我们认为一个个体应该试图承担人类地位固有的世界性。而我们在提出这一点时,我们无区别地想到一些如戈比诺那样的男人或一些如马伊奥特·卡佩西亚(Mayotte Capécia)那样的女人。但要达到这种理解,要紧的是摆脱一系列的毛病,幼稚时期的后遗症。 尼采说,人的不幸是曾经当过孩子。然而,正如夏尔·奥迪埃(Charles Odier)让人明白的,我们不会忘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尽管这个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如此地艰难,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对于黑人,只有一种命运。可他是清白无辜的。 在开始诉讼前,我们要说说某些事情。我们进行的分析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显然我们认为黑人的真正解放意味着突然意识到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如果有自卑感,那是由于一个双重的过程。 ——首先经济的; ——然后由于这种自卑的内心化,或不如说是表面化。 弗洛伊德在反对19世纪末的立宪主义倾向的同时,通过心理分析要求人们考虑个人的因素。他用个人发育的观点来代替一种系统发育的论点。人们会明白黑人精神错乱不是一个个人问题。除了系统发育和个人发育,有社会发育。在某种意义上,为了符合勒孔特和达梅的意见,不得不承认这里涉及一个社会诊断的问题。 预兆是什么? 但社会与生化过程相反,回避不了人的影响。人就是社会通过他而成其为社会的这东西。预兆是在那些想要动摇建筑物的被虫蛀蚀的根部的人手中。 黑人应该在这两方面进行斗争:鉴于从历史观点,他们受条件限制,一切片面的解放是不完善的,而最糟糕的错误是相信他们那机械的依附性。况且,事实与这样一个系统倾向完全相反。我们将指出这一点。 现实要求一次性地给予全面的理解。在客观和主观方面,应该给个解答。 而用不着唱“固执可笑的人——这是——我的——错”的曲子来宣布问题在于拯救灵魂。 只有当一切事物都在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就位,才有真正的解放。 使一部方法论观点的心理学作品领先,这很有风度。我们使用得不够。我们把方法留给那些植物学家和数学家。有一个方法消失的点。 我们愿意站在这个点上看问题。我们试图发现黑人面对白人的文明所采取的不同立场。 这里并不考虑“偏僻荒漠地区的离群索居者”。因为对于他,某些因素还没有分量。 我们认为由于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对峙,引起大量心理存在的征候群。在分析这征候群时,我们意欲摧毁它。 许多黑人不会在随后的字里行间重新出现。 许多白人也一样。 但我认为,感到自己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或性无能者的世界一窍不通,这一事实丝毫不损坏他们的现实。 我打算描述的态度是真实的。我无数次地重又发现这些态度。 在大学生身上,在工人身上,在皮加尔或马赛的靠妓女生活的人身上,我辨认出同样的挑衅和消极因素。 这部作品是一个临床研究。我相信那些在书中认出自己的人将是前进了一步。我真想引导我的兄弟,黑人或白人,最坚决地抖落那件几个世纪的不理解所编织的悲惨的号衣。 当前工作的筑造处于时间性中。一切人的问题要求从时间出发来看待。理想就是现在始终用于构造未来。 而这个未来不是宇宙的未来,但却是我这个时代、我的国家、我的生命的未来。我绝不应该打算筹备一个在我之后的世界。我顽强地属于我的时代。 我应该为了这个时代而生活。未来应该是个生存着的人的持久建筑。在我假定现在是个需要超越的事物的情况下,这个建筑与现在有关。 前三章留意现代的黑人。我谈论现今的黑人并试图确定他在白人世界中的态度。最后那两章试图对黑人的“生存”作心理病理学和哲学的解释。 分析尤为退步。 第四和第五章属于基本不同的方面。 在第四章里,我批评一本我认为是危险的著作。况且作者马诺尼先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场暧昧。这可能是他的表现的长处之一。他试图报告一种形势。我们有权表示不满。我们有权向作者指出我们在什么方面与他意见不同。 题为《黑人的实际经验》的第五章,从种种理由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展示的是面对自己种族的黑人。人们会发觉在这一章里所谈的黑人,同力图与白种女人睡觉的黑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后者身上重又发现当白人的欲望。无论如何,渴望报复。——在这书中却相反,我们目睹一个黑人作无望的努力,拼命要发现黑人身分的含义。白人文明、欧洲文化迫使黑人生活偏离。我们还将指出那人们叫作黑人精神的东西常常是个白人的结构。 文明的、作为黑人神话的奴隶的、自发的、宇宙的黑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感到他的种族不再理解他。 或者是他不再理解他的种族。 于是他为此感到高兴,并发展这种差异,这种不理解、这种不和谐,他从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人性的含义。或非常难得地,他想属于自己的种族。那是由于他盛怒之下说气话,心里却稀里糊涂,所以陷入这个大黑洞。我们将看到这种如此绝对的好态度,凭着对神秘的过去的信仰拒绝当前的未来。 出身为安的列斯人,我们的观察和结论只对安的列斯人有用,——至少是关于“在他家乡”的黑人的内容。本来要作一探讨,用以解释存在于安的列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分歧。可能我们有朝一日会做的。也可能这探讨会变得无用,我们只可能为此感到高兴。

简介： 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导读： 本书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社会形式的特殊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相当吸引人的视角。吉登斯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吸收了自古典社会学家以来的社会思想传统，并且让不同的理论家们作为对手相互竞争，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不仅建立在整个传统之上，而且建立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之上。 ——赫伯特·林登伯格 结　语 最后，让我对这本书的论题作一个简要概述。首先，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显得如此固定的（对于“内部”和外部的人均是如此的）“优越地位”：西方的统治。尽管现代性的组织者在寻找某种确定性去取代从前确立的教条，现代性还是有效地融入了制度化了的怀疑精神。在现代性条件下，所有的知识，自身都是循环性的，尽管“循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前者，它考虑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科学是纯粹的方法，所以“业已接受的知识”的所有基本形式原则上都是可以被抛弃的。社会科学假定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循环，它们对现代制度来说是极其关键的。社会科学创造的所有知识，原则上都是可修正的；并且，当它们循环性地往来于它们所描述的环境时，实际上它已经是“修正”过的知识了。 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而且这种现象的不确定后果与它的反思特性彼此循环，构成了一种由事件组成的领域，在其中风险和伤害有着独特的品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许多经常贴着后现代性标签的现象，实际上关系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验，在那里在场和缺场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交融在一起。进步变得空洞无物，而现代性的循环却生了根。而且，从侧面来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每天摄入的信息量有的时候简直就势不可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碎化及其消解于无中心的“符号世界”。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这同时既是主体转变也是全球社会组织转变的过程。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本书以此开篇的时间问题上。就最初提到的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基础的三个基本部分而论，一个后现代世界可能会像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现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那么它们也就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作为结论，只须对此略加评论就够了。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想，与现代性的反思性与短暂性二者，都是对立的。乌托邦的预期对事务的未来状态划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阻断了现代性的无穷无尽的开放特性。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用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像，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这种稳定性反过来提供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由于意识到社会的普遍性是受制于人类对它的控制力，这种安全感再度加强了。这将不会是一个“向外崩溃”并变成分散的组织的社会，但毫无疑问，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地方和全球交织在一起。这样一个世界将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吗？似乎有这样的可能。然而，考虑到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切断乌托邦的沉思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本书这种类型的研究相比，它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风景与权力》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的出版曾改变了风景研究的方向。本书收录了米切尔、萨义德、陶希格等多位学者的文章，包含艺术、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历史与现实等许多层面，代表了跨地域、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精华成果。文章重点考察风景流通的方式：风景如何成为交换媒介、视觉占有的地点、身份形成的焦点。每篇文章视角独到又相互关联，并彼此深化，反映出人类风景体验的复杂内涵。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德里达指导下所写的博士论文的第三卷，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描述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视听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的广义上的“存在”所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 作为德里达的继承人，斯蒂格勒在技术命运的哲学分析领域开启了一个转折。——格里高利·沙东斯基 为了摆脱技术霸权，斯蒂格勒认为除了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外别无他法。如果让数字技术与其强大的能力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与金融资本主义携手，那就意味着向政治妥协。——加布里埃尔·梅仑贝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