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样一些变迁，这些变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社会科学在不久之前还以为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得出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范式已经达到了其极限。在展示了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本应成为核心概念的“时空”的缺位后，作者再次研究了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思想，最后进行了世界体系分析。

本书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从四个不同视角对现代世界中已完成两的两次霸权转移（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进行分析与比较，并讨论四个颇具争议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面对20世纪后期世界秩序的混沌，及目前正面临的第三次霸权转移，本书提出了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建构，在作出预测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治理”方案，以期拨开霍布鲍姆所谓的“全球化的迷雾”。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迭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参加编写《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共3卷)著作上下两卷的，有各具专长的二十九位作者。他们相互呼应，打算绘出各种家庭形式和家庭规范演变的粗线条来，将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特点结合起业；同时也希望把一些文化选择和各不相同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显示出来，第一卷论述古代社会，尚未开化的欧洲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非欧洲文明的古典阶段。这一卷的特点是起源性质，囊括的时间很长。第二卷论述现代化的冲击宗教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或社会方面——以及与统治地位的欧洲模式的比较。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目录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 作者自序 引言 第一章结构化理论要点 1.行动者与能动作用 2.能动作用与权力 3.结构与结构化 4.结构二重性 5.制度的各种形式 6.时间、身体与日常接触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1.反思性、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 2.无意识、时间与记忆 3.埃里克松：焦虑与信任 4.例行化与动机激发过程 5.在场、共同在场与社会整合 6.戈夫曼：日常接触与例行活动 7.序列性 8.谈话与反思性 9.定位过程 附论：弗洛伊德论失言 第三章时间、空间与区域化 1.时间地理学 2.几点批评 3.区域化方式 4.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 5.暴露与自我 6.具有普遍意义的区域化 7.时间、空间与情境 8.反对“微观”和“宏观”：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 附论：福柯论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 第四章结构、系统与社会再生产 1.社会与社会系统 2.涂尔干等人论结构与制约 3.“制约”的三种意涵 4.约束与物化 5.结构性原则的概念 6.结构与结构性特征 7.矛盾 8.创造历史 附论：“结构社会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 布劳：一种结构社会学 方法论个体主义：一种替代选择？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1.进化论和社会理论 2.调适 3.进化和历史 4.分析社会变迁 5.变迁与权力 附论：帕森斯的进化观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1.重申基本概念 2.对策略行为的分析 3.意外后果：反对功能主义 4.结构二重性 5.结构性制约问题 6.矛盾和有关冲突的经验研究 7.制度稳定性和变迁 8.融会贯通：结构化理论与各种研究形式 9.共同知识与常识 10.社会科学中的概括 11.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 附论：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地理学 结构化理论术语表 译者说明 参考文献

这些是我曾经参加过的、仅有的三次访谈。访谈内容讨论的是我刚刚发表的作品。无疑，就我的对话者和我自己而言，它们形成了一种积极解释的姿态。这种对我所“从事”的研究的解读不仅已经定型，而且过时了：因为我的工作并未停止，所以它不再专属于我。这种情形也可供人读解。它在事实、内容和陈述形式方面支配了这些交流。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做出任何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