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總統李登輝提出南向政策，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從理論、歷史或自然等面向，著文為「南進」背書。學者陳光興由此感受到台灣思想及學術界的局限：在這塊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土地上，大多數人竟閃爍著相同的帝國主義慾望。 由此出發，美國學術訓練出身的他，開始將視角轉向亞洲，檢視同樣遭受殖民歷史的地區，是否也產生相同的思想局限。 在十餘年闖蕩亞洲的思想實踐中，陳光興指出幾個曾經影響亞洲的重大歷史事件（帝國主義、殖民、冷戰體系），依舊發揮強大的影響力，牢牢地控制我們對世界的想像。 於是陳光興發展出去帝國、去殖民、去冷戰三位一體的的問題意識，並且明確指出，要逃離這種歷史宿命，就必須以「亞洲作為方法」：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亞洲間的各個社會可以相互看見，轉化自身，提出根植亞洲經驗的世界觀。 在英國跨國出版社Routledge出資的狀況下，陳光興開始參與創辦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國際刊物，希望發展出亞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平台。對他來說，這就是「亞洲作為方法」的實踐。

For decades the Magistrate has run the affairs of a tiny frontier settlement, ignoring the impending war between the barbarians and the Empire, whose servant he is. But when the interrogation experts arrive, he is jolted into sympathy with the victims and into a quixotic act of rebellion which lands him in prison, branded as an enemy of the stat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is an allegory of oppressor and oppressed. Not just a man living through a crisis of conscience in an obscure place in remote times, the Magistrate is an analogue of all men living in complicity with regimes that ignore justice and decency.

作者藉著解讀香港卧底電影的情緒和結構，從而進一步解讀香港百多年來的殖民地歷史。作者指出，臥底形象和 “無間道” 的故事已不只是單純的電影，事實上它們已成為當前香港政治話語的一部份。主權交接後的首任特區政府，致力排斥英治時期人物，因為他們被疑為前政府留下的臥底。2004年因所謂 ‘愛國論’ 而激發的表態交心熱潮，又使政治效忠及雙重身份的有關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甚至連中央駐港機構 ‘中聯辦’ 亦被揭發有間諜案發生，當今狩獵臥底的行為，事實上並不只是一項文化隱喻。回歸後當政七年的董建華政府，施政頻頻失誤。在2003年七月一日激發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一組將董建華嘲弄為一名臥底的笑話，也在坊間迅速流行起來。原因是他雖然實行保守路線，卻正因為他那種無法想像的無能，成為凝聚公憤的對象，反諷地一時激發起香港前所未有的追求民主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