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城市新移民的崛起”为主题，在实地调研、文献研究和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对城市新移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对我国青年研究和移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书中采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对“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青年群体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研究分析，并从生产、消费、教育、话语权、精神文化、政治参与六个方面分析了城市新移民崛起的形态和特征。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1) 林　刚　　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24) 老　田　　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57) 周　立　　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75) 张　玮　岳谦厚　　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 ——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94) 郝志东　　知识分子和乡村发展：以山西省平州县为例………………………………(128) 贺雪峰　　试论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157) 董磊明　　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174) 岳永逸　　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203) 翟一达　　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242) 行　龙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273)

据美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76年版译出:英文题名: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cnces

自序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困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著名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这个由精英构成的统治阶级被看成是政治的主体，因此是“政治阶级”，而被统治的底层大众只是政治的承受者，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事实上，在精英政治之外，社会底层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对社会政治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也许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底层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因为，“如果遭受压迫就足够引发民众抗争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到处都是民众的抗争。就东南亚的经验而言，下列情形之一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是，当农民被压迫到饿死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比方每年都从农民的口粮里多拿走一杯大米，年复一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他们无法再养家糊口。这个临界点就是他们爆发的门槛。假如村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达到这个门槛，爆发就是非常可能了。另一种可能是，农民爆发的时候，农民的境况没有那么严重，而是感觉到精英阶层存在分歧，有些精英支持农民，他们可能从城里下乡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所受的剥削程度较低一些，也可能起而抗争”。当然，在目前的中国，情况也许更为复杂，以社会公平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往往是社会底层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精英和大众都在追求政治权力，但他们在争取权力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决定了底层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关注真实的民生是底层政治真正的意义。但我并不是说以民生为首意的底层政治不会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国家政治的层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是很可能发生的，正如我调查发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抗争那样。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对于政治过程而言，统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履行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并实施某些关键性的决策；第二，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控制意识形态，协调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充当象征性的行为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但我要指出的是，精英政治对政治过程的这些影响，也要受到底层群体行动的制约，正如底层政治受到精英政治的制约一样。底层政治所产生的制约可能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是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时候，精英通过动员和组织社会底层群体的力量来达到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动员和组织底层政治群体就成为精英的主要活动。对此，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说明。这有如詹姆斯·C. 斯科特所说，虽然“底层政治和抗争对一个社会并不总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当局势非常不稳，并且精英内部分裂时，底层抗争通常会发生作用。当精英团结的时候，民众运动所造成的政治变化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时局动荡不稳和精英分裂的时候，底层政治和民众的抗争才会出现重大的突破，进而对社会变迁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另一种可能则是，在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时候，底层民众的反抗可能会制约到精英政治的选择空间。“农民发起的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反抗，最终会使自诩高明的大人物们在首都构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乱之中。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应对，它可能调整政策以符合更现实的期待，也可能通过积极鼓励自愿顺从为维持或强化既有政策，当然，国家还可以直接采取更为强制性的方式。无论国家如何应对，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事实上，就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包括一些大的农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底层人民的反抗是相联系的。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就与农民的抗税相关；土地政策的调整，就与农民的土地维权相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政治实际上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因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有效解决大众参与的问题。事实上，“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参与的差异是民主的一个主要悖论。从理论、法律上说，政治是对民主政体中所有人开放的。但在实践中，一些人参与得比另一些人更多。由于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境况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他们即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这种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甚至一些标榜客观公正的学者还指出：“低阶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比较穷的低教育水平国家，使这个阶层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结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喜欢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并具有一贯不变的观点。”应该说，这样的评价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但如上所述，我要指出的是，底层政治所具有的这些极端主义倾向，它的意义在于扩大了精英政治选择的范围，但它如果不被政治精英们利用，其自身产生的社会危害应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群体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时，并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与师友的对话和在各地的演讲，主题是有关中国底层社会和政治的。在这些对话和演讲中，我一直在关注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变迁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多年来，底层群体的冲突性事件是我的关注点和研究重心。对这些“事件”和“底层小人物”的凝视并非出于我的好奇，也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正是在这些充满悖论与矛盾的冲突性事件中，我们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它们就构成了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社会隐秘”。虽然科塞提出的冲突能导致重新制度化、规则化可能过于乐观，但至少从冲突性事件中我们能够透视现有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那些出现在本文集中的小人物，他们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本应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只因偶然的因素与权力的纠葛而留下他们的身影。在当下，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而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事实上，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维权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抗争，另一方面它开始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就农民而言，后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无论是土地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或村民自治问题，均是公共议题。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抗争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在我看来，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以求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这一观点被某些学者所质疑，但我仍然认为从底层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当前工人和农民的集体行动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农民的集体行动同样也是政治性的，只是他们以一种与精英之为政治性方式不同的方式是政治性的。” 作为一位以政治学研究为职业的人，我认为，政治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学则是一门科学。对我而言，研究底层政治不仅仅是兴趣所在，也应有职业的要求，还应与政治信仰和政治关怀有关。事实上，无论身处何境，我均以“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为立身原则。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只有具有独立的批评精神，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才能真正洞察到政治的真谛。然而，我却无法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感到快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如日本著名政治学家加藤节所说的那样：“应该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灰暗的特性中去寻找。说政治灰暗，是因为人作为人．总是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然而政治现象中却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对人的这种意志强加扭曲并且把它引向人们自己也始料来及的方向。”更为严重的是，自己曾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一经历虽然使我有勇气将中国的底层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但童年所经受的苦难和亲人们现在还在困苦中挣扎，却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判断和研究。也许，这将决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 我要感谢与我进行过对话的师友们，他们中有些是世界级的大学问家，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还要感谢邀请我作演讲的学术机构和个人及所有听众，没有他们提供的讲台和互动，我也许不会意识到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2008年12月8日于京郊东书房

贫穷有可能消除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吗？所有国家的儿童都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吗？目前这些似乎都无法实现，但《如何改变世界》中的故事表明，事实上，我们可以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 本书是社会企业领域的权威经典著作，已在20多个国家出版，激励一代人点燃社会变革的火花。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企业模式，旨在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慈善，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民生问题解决之道。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在国外很多国家已经有较大发展，在中国也快速兴起，未来必定成为热门。本书生动描述了许多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的经历、故事——无论是给巴西村民传送太阳能，为印度的残疾人扩大就业机会，还是创建一个家庭医护网络服务于南非贫困的艾滋病患者，社会企业家开创了解决问题的新模式，这将重塑21世纪。 此次新版，不仅更新了个体企业家的故事，作者还撰写了新的前言，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年中是如何扩大并慢慢展开的。从学生到政界领袖，从公益机构从业者到企业家、金融家，从专业人士到退休潮一代，所有有志于投身社会企业、改变世界的人，都会从书中得到启示。

Compulsory ujamaa villages in Tanzania, collectivization in Russia, Le Corbusier's urban planning theory realized in Brasilia,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Tropics --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racked by grand utopian schemes that have inadvertently brought death and disruption to millions. Why do well-intentioned plans for improving the human condition go tragically awry? In this wide-ranging and original book, James C. Scott analyzes failed cases of large-scale authoritarian plans in a variety of fields. Centrally managed social plans misfire, Scott argues, when they impose schematic visions that do violence to complex interdependencies that are not -- and cannot -- be fully understood. Further, the success of design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depends upon the recognition that local, practical knowledge is as important as formal, epistemic knowledge. The author builds a persuasive case against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mperialistic state planning that disregards the values, desires, and objections of its subjects. He identifies and discusses four conditions common to all planning disasters: administrative ordering of nature and society by the state; a "high-modernist ideology" that places confidence in the ability of science to improve every aspect of human life; a willingness to use authoritarian state power to effect large-scale interventions; and a prostrate civil society that cannot effectively resist such plans. "A broad-ranging,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and empirically grounded treat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its propensity to simplify and make legible a society which by nature is complex and opaque.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learning about this fundamental tension of modernity and about the destruction wr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dominant development ideology of the simplifying state, this is a must-read". -- Daniel Jonah Goldhagen, author of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The book presents a new theory of space: how and why it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how societies work. The theory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a new way of describing and analysing the kinds of spatial patterns produced by buildings and towns. The methods are explained so that anyone interested in how towns or buildings are structured and how they work can make use of them. The book also presents a new theory of societies and spatial systems, and what it is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society that leads them to adop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spatial forms. From this general theory, the outline of a 'pathology of modern urbanism' in today's social context is developed.

《社会研究问题、方法与过程》系统介绍了社会研究领域中各种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清晰地阐明了理解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详尽探讨了从理论视野及研究方法两方面考察社会关系的新进路，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价值观、客观性、研究伦理等重要问题，全面展现了社会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社会研究问题、方法与过程》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了社会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与理论视野，下编介绍了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及研究过程。全书章节安排逻辑严谨，写作风格清晰准确，每章设置有反思性问题及扩展阅读材料，对教师教学和学生温习均具实用价值。

《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1999年修订版）》是一部论述行动社会学的专著，是法国社会学乃至世界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1999年修订版）》中对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诸如劳动、社会阶层、科层制、工人运动、民主、大众文化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在工业化日益人心所向的今天，不能再把社会分析置于经济制度分析的范畴；整个社会表现为一种行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集团发展经济的愿望与在控制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要么是一致的，要么是矛盾的。作者在书中意欲对这种行动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称其方法为“行动主义的”方法。在定义这种方法之后，作者力图在众多方法中确立它的位置，并相信这种方法会被广泛应用。作者阿兰·图海纳还认为，在那些最现代的这会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正在证明必须努力引进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行动主义的方法。

科学家如何工作？他们如何“发现”科学事实？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深入到美国的一个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并与那里的教授共度两年时光，对科学家进行观察，看他们如何选择课题和申请基金，如何从事研究和发表论文，如何评级评奖等等。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研究科学，特别探讨了科学的社会制约因素，触及人性、社会、理性和知识这些更大的问题，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科学事实的建构做了独到的诠释。本书是科学社会学也是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领域SSK的经典之作。 以色列著名哲学家约瑟夫·阿伽西曾说：“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没有注意到孤立的图景可能歪曲图景本身，这将导致混乱。而被扭曲的图景会产生误导作用。” 的确，在科学研究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孤立、片面地看待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早已经与这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提出：“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开辟一条不同的途径：走近科学，绕过科学家们的说法去熟悉事实的产生，然后，返回自己的家，用一种不属于分析语言的元语言来分析研究者所做的事。总之，重要的是去做所有人类文化学志学者们所做的事，并把人文科学通常的义务论用于科学:使自己熟悉一个领域，并保持独立和距离。”在库恩之后，科学论的视角发生了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 ”，“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 ”。当然，在这一被欧洲科学社会学注重的科学“实质性理论 ”(即科学知识过程)的形成过程中，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功不可没。原因是：一方面，他把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从“社会建构 ”转向了“科学实践 ”，提出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观”、“黑箱论”、“行动者网络”等一系列科学事实;另一方面，他在科学实践中充分借用了人类学学科独有的“整体观 ”、“参与式观察 ”、“对他者的研究”、“文化相对论”等一系列研究原则和方法，使这些科学事实变得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在欧洲科学哲学研究中掀起了一股“实验室研究风潮”。

现代社会中阶级的相关性爱到普遍置疑，因为大多数人一般不会从阶级的角度看待自己或他人。基于此，作者在第一章就明确指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是私有的赢利性组织还是国有的非赢利组织都存在类似的社会关系，而且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已有研究的逻辑往往遵循着确定好具体的职业，然后将职业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类别，仿佛是职业决定了阶级关系。然而，事实上职业只是阶段关系的表现形式或结果，更恰当的逻辑是阶级关系决定了职业的具体内容和职业顺序。但其关于社会学讨论的重点不再是社会阶级的废除而是关于其他重要的问题的论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作者指出目前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社会中的平等、分配和福利问题，对于解决我国现实问题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我们在引进西方的阶级理论时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其中本书的部分观点是片面的，应该坚持批判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以“内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领我们“穿越”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长甚至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风险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是潜在的更具破坏性灾难的象征。他深入探究了萦绕着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但却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沸腾的大锅炉”——中国，它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掌控了她们国家的储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导危险的巨额资金？在今天变幻莫测的经济中，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完全图解社会学》就是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这门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你可以从中读到，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多么复杂且充满变化；我们与他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把握？我们现在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 ` 最终的归属又在哪里？总之，研读社会学会为你的生活提供健康、有益的指导。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1838年首次提出"社会学"的概念，并由此开创了现代社会学这门学科。《完全图解社会学》还以一种新颖的图解方式独具创造性地诠释了这门学科，相信会给你带来省时、高效、快乐的阅读体验。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应该对身处的社会有一个怎样的理解？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归属又在哪里呢？

今天，各个学科中的研究正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也正在逐渐意识到将语言分析用作为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还不存在一种既适合于理论，又适合于实践的语言分析方法。所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力求发展一种通向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致力于填补某种空白：它对于语言研究中的变化能够特别有用，而且也能够适合于研究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

社会科学是现代以降才形成的，如今虽与所谓“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三分学术分天丰，在文教制度和政制层面所占据的实际位置要显赫得多。社会科学通常指关涉“社会”的各门具体学科的总称，社会理论不直接就等于社会科学，而是这些门类繁多的具体学科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理论家的身份有点像古希腊的“诗人”中古的“神学家”、近代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无不企图总揽全局地提供可施教化的“绝对知识”。认清西学面目乃晚清以来中国学人没法摆脱的历史任务，选编这个文选便是我们承继前贤未竟前业的一点努力。文选包含一些社会理论大家的作品，但主要是晚近欧美社会理论学学者陈述、分析、反思这一现代的“绝对知识”形态的文章，共分四大部分：卷一，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卷二，社会理论的诸理论卷三，社会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卷四，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

《社会学》内容简介：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生存在一个他所不能“解释”的世界之中。事实上，社会生活时学会以严峻的现实让我们感到自己无知和无奈。社会学思维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社会，一旦学习并掌握了这门技艺，个体会变得不那么容易受控制，面对外界的压制和管束，有更哟的适应能力，更有可能抗拒所谓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操纵。社会学是一门密切联系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真有意愿就能切实把握的科学，是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实验场地”的经验学科。当然，重要问题是如何进入“实验场地”，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学会用社会滨　眼光去观察社会？这也就是作者编写这本《社会学》的初衷，希望这本书能够担当起引领读者进入“实验场地”的任务。

當菁英分子在為了意識型態的問題爭執不休時，他們不敢面對的真相是：真正的問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教育的失敗。 當菁英分子在全球經濟趨勢裡跨國流動時，他們不敢承認的事實是：他們背叛了對於民主和社會的承諾。 《菁英的反叛》是美國最特立獨行的歷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克里斯多夫．拉許（Christopher Lasch）去世前的最後作品，也是他的思想的代表作。 拉許延續他一貫雄渾沉鬱而又原創的思想，以深入淺出的批評，突顯知識工作者和管理者階級的價值和信仰的偏差。他認為現在民主的威脅不再是以前奧德嘉賈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所說的「群眾」，而是菁英分子。他們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變遷而到處流動，不再接受國家或社群的約束，自我封閉在自己的網路和圈地裡，拋棄了中產階級，分裂了國家，甚至背叛了民主的理想。 拉許藉古諷今，揭露現代的難題根源。他批評功績主義（有選擇性地拔擢某些人為菁英分子）逐漸取代了尊重每個人的才能的民主理想，以及左派學者虛偽的基進主義。拉許甚至窮究西方民主問化的精神危機：菁英們相信僅靠科學就可以掌握命運，逃避道德和宗教的約束，在追求這個妄想時，他們就迷失在全球經濟的洪流裡。 拉許要讀者們從菁英分子們眾聲喧嘩的意識型態戰爭裡覺醒，我們社會的問題不再是人權、種族或性別歧視的問題，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教育的失敗、學者的虛偽和自私、民眾的沉默，以及媒體的廣告化操弄。他呼籲我們回歸社群、責任感的傳統，重拾民主辯論的價值，並且認識到我們社會的真正困境：問題不在意識型態的對立，而在於新的貧富階級的對立。

《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内容简介：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160年。在这16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20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七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从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30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分三个单元——即国家建设与治理模式、国家建设与资源配置、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对中国的近现代的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进行了探讨。全书的十一篇专题论文均在经验资料分析、理论思路开拓、概念工具形成方面做出努力，试图在积累学术知识方面做出贡献。每个单元还邀请了在学术上颇有见地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的研究对关注中国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者来说，将有所助益。

《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是一本颠覆发展理念的著作。作者埃斯科瓦尔在发展领域以专家与学者的身份工作多年，对发展的概念起源、所涉领域、工作方法知之甚详。就此而言，他是发展的“局内人”，但本书是从外在的、审视的、话语的角度重新诠释发展，试图探索前行的另一条通道。 该书质疑了发展，认为发展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殖民话语类似，都通过建立某套话语体系，剥夺了其他途径、其他思维方式出现和延伸的可能。该书质疑了发展工作者，他们耗费了巨额资金而民众的痛苦并未得到缓解。该书质疑了发达国家设立的形形色色的发展机构，它们提供的大量贷款，恶化了民众的生存状况，而为外来专家提供了优渥的薪金。就作者来看，对发展主义的抵制无异于一场重获文明尊严的奋争。而该书，也正是这种奋争之一。 这是一本极具震撼力的原创性著作，涵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话题。其最大优点在于并不将发展视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而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发展是一个陌生事物，它的出现并非自然而然。在关乎发展、现代性话语及全球不平等关系的讨论中，本书将是一本被广泛讨论和引用的主要著作。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何以在二战后成为亚非拉仿效的榜样？战后的发展话语如何创造了所谓的第三世界？为解答这些问题，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揭示了发展政策如何成为不逊于殖民政策的控制机制，二者产生的作用同样深入而有效。发展机器制造的分类方式强大而有力，形塑了人们的思维，甚至鲜有对它的批判，而与此同时，贫穷和饥饿却普遍存在。但“发展”的根本从未被撼动，直至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分析社会现实表征的方法才被用以分析第三世界。在本书中，埃斯科瓦尔采用了这些新方法，对发展话语和实践进行了近乎挑衅的分析，并以讨论后发展时代的其他可能前景作为全书的结尾。 任何有兴趣重新审视既有“发展”观的人，甚至从未质疑过“发展”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经济主义的发展存在固有的问题，西方帝国主义对有悠久传统的文明进行了干预。所有意欲认真思考这两种现象的人都能从本书中获得启迪。 ——洛德斯·贝内丽亚（Lourdes Benería） 埃斯科瓦尔认识到，对发展主义的抵制无异于一场重获文明尊严的奋争。这些文明已经成为试验对象，接受整套手术之后就会牺牲。它们或被送入博物馆，或被送至大学做解剖分析。对后发展时代进行构想，所代表的不仅是对隐蔽的统治结构进行抵制，也意味着赋予蛮荒世界本应拥有的权力，让其自行设计未来。对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前景，埃斯科瓦尔似乎愿意冒险一试。 ——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