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企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就其总体研究状况而言，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对国企内部具体而真实的微观制度和关系体系关注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我们对企业的深度理解。而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星副教授撰写的《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一书试图以“师徒制”研究为突破点改变上述情形。 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师徒制是一个起源于前工业社会，又在工业主义的主导下获得新发展的企业内部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内部技能形成方式。目前，关于师徒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多关注其功能和西方经验技巧的引介，而未能将之置于更大社会制度环境中思考。经济学家们虽然关注到了宏观制度匹配对师徒制技能传承的影响，但他们感兴趣的是师徒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手段的经济功效，既没有关注到师徒制的内部关系结构，也忽视了社会结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形成方式被公认为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对“国家增长绩效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与经济学家关注其经济后果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们更关注技能形成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其对劳工社会融入、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等。对处于巨变中的中国而言，这两个议题被浓缩到了一起，基于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本书选择中国工厂师徒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的选题原型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此论文题目的确定，源于王星博士二年级时在东北大型国企的一次实地调查。虽然调查只有短短的数月，但对于一个从未进入工业车间的学子来说，现代工业企业的高度组织化和内部复杂的管理体系让他非常震撼。正是这次短暂的国企之旅，使王星找到了师徒关系这一长期被人忽视的论域，他自然非常兴奋。博士论文开题时，此研究主题得到导师组的充分肯定，大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极强的现场感，那种不进车间即大谈车间权力、权威运作的研究是靠不住的，国企研究应摆脱形式化、虚化的研究范式，转向真实的制度和关系体系研究，导师组建议他展开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开题后，王星通过联合培养的途径，远赴美国，入杜克大学学习。在美国期间，在林南教授和高柏教授的指导下，王星通过对英文经济社会学文献的梳理和学习，对此论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博士毕业后，王星在2010年以“企业师徒制与技能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获得立项，经过3年多的时间，现在终于完成研究项目，顺利结项，并获得评审专家的好评。此项目是王星初入学术大门后集中精力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经历了田野调查发现、异域采借理论、博士论文磨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升华等阶段的考验，一个青年学子在学术旅途的“出发阶段”留下了坚实的足印，研究课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 粗读该部书稿，我认为王星的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工业企业中的师徒制研究有所贡献。第一，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对师徒制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众所周知，所谓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属于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中国的师徒制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历史学界多认为它是从前近代开始在各行各业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既是一种谋生技能培训手段，也是一种劳动用工机制；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形成方式，也是一种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它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制度属性，而且这两种制度属性之间存在张力，并对师徒制变迁产生影响。王星在书中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师徒制进行了系统定义，加深了对师徒制的研究和理解。 第二，采用制度变迁“关键节点”方式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书在追述前近代匠籍制度的基础上，将中国工厂师徒制划分为“工业化转型（清末民初）”“现代化改造（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至1983年）”、“陷入危机（1983年至今）”四个阶段，并总结了中国工厂师徒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特征。正是在对上述特征把握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变迁过程展开分析，寻求师徒制技能传承的有效制度基础，同时解释师徒制陷入危机的原因，揭示围绕师徒制变迁产生的行动政治图式，挖掘形塑制度变迁轨迹的动力机制，进而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反思。 第三，从实证研究走向理论思考。作者在书中梳理了西方技能形成理论，抽离可信承诺与劳动安全两个关键变量，并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一是指出相较于德国行会在技能形成上的准公共权力，中国传统行会具有“经济势力强大而政治势力弱小”的特性。这对中国工厂师徒制工业化转型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将单位体制——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类型——整合进理论框架，从而使新的理论框架能够适用并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厂师徒制变迁事实。他通过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历时性比较研究，达成的一般性理论结论主要有：师徒制是一种人力资本培训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体；一国或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技能形成类型并不是企业随意选择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师徒制演化历史证明，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政策安排不但不是反市场的政治，而且能够形成不同国家的比较制度优势。 第四，该书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注。王星认为今天的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建立创新型国家被公认为是解决此问题的基本路径。师徒制作为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其相关研究对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现实价值。此外，本书还讨论了工厂师徒制与去商品化的非市场治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认为以技能形成为基础的社会政策能够提升劳工技能素质，这对于提高劳工福利、改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的博士生中，王星是比较勤奋的一个，同时又有比较强的学术悟性，做研究有股子冲劲。当年他本科毕业留校做管理岗位的工作，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读硕士，都做得很出色。有一次他去北京访学，背回来一书包有关经济社会学和企业研究的外文复印资料，这些资料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他硕士在读期间学业优秀，获得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博士二年级时又获得吉林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的机会，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他在美学习期间，一位同期在杜克大学访学的吉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告诉我，王星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因杜克大学校园大，在校内穿行需乘坐班车，王星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总是要坐最后一辆班车回宿舍。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后，王星在《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立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希望王星以此著作出版为新的起点，继续努力。 虽然这部即将出版的专著已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但正如前文所言，这仅仅是一位青年学子学术旅途“出发阶段”的作品，其中有初生牛犊式的无畏探索，也必定会留下诸多稚嫩的痕迹。“稚嫩”不是错误，而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这是一个最富有活力的阶段，因为他拥有“时间”，所以只要继续努力，其未来的发展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田毅鹏 2014年8月中旬初稿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 2014年8月末定稿于名古屋大学野依纪念学术交流馆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力求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设计提出一个框架、一种步骤和一些综合建构方法。《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中对三种研究路径进行专门的比较探讨，是由于人们对定性研究的兴趣和应用日益增长的同时，继续沿用定量研究设计，并且出现了混合研究。这一比较探讨从初步思考三种研究路径共同的知识线索、文献综述和反思学术探究中写作与学术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入手，进一步提出研究中的关键要素：写导言，陈述研究目的，确定研究问题和假设，理论的运用，定义、定界和阐明研究意义，提出数据收集、分析的方法和步骤。在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读者都会接触到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的方法。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和釐清近年來被海內外眾多學術界、政策界、工商界、傳媒界、乃至外交界人士普遍關注的一組相互交織的問題—--是不是存在著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如果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哪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被壓抑的目標必須提升到優先的層次？ 本書不是純學術的討論，而是公共政策層次的探討和相關思路之理順。本書的目標讀者群，只需要大專院校本科畢業生的教育水準即可，不論他們是在中國內地的政策研究和宏觀規劃部門、政府管理部門裡工作的幹部，還是海內外華人世界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所、工商企業、法律財務仲介機構、嚴肅媒體、主要NGO裡的專業人員和學生。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种总体上的分析框架。著者吴景超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中国属于第四种类型，即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百分数也比较高，“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而中国人对于改良的工作，也应当特别努力”。中国人要提高生活程度就必须开发资源，实现工业化，公平分配，控制人口数量。

站在大衰退的背景下，如何重新解读消费？乔治?瑞泽尔在书中为我们指出，消费特别是消费圣殿总体上处于一个相继传承和不断变迁的进程中，狂热消费和具有魅惑力的消费圣殿是导致大衰退的重要原因。过高水平的消费，导致人们处于不可持续的消费窘境。但与此同时，高消费以及华丽的消费场所依然存在，建造更大、更好和更为壮观的消费圣殿的竞赛将持续上演，而且在未来数年里，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地方会比中国更多地上演这一竞赛。

《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是韦伯的第一部元理论著作，是一篇论述社会科学理论构建与系统化的方法论文章，开启了他对社会科学哲学雄心勃勃的研究。韦伯这部论著由论述数位作者的系列文章所组成，这部著作关注的都是同一套“逻辑”和“方法论”问题。

No judgement of taste is innocent - we are all snobs. Pierre Bourdieu's "Distinction" brilliantly illuminates the social preten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the modern world, focusing on the taste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French bourgeoisie.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the book is at once a vast ethnography of contemporary France and a dissection of the bourgeois mind. In the course of everyday life, we constantly choose between what we find aesthetically pleasing, and what we consider tacky, merely trendy, or ugly. Taste is not pure. Bourdieu demonstrates that our different aesthetic choices are all distinctions - that is, choices made in opposition to those made by other classes. This fascinating work argues that the social world functions simultaneously as a system of power relations and as a symbolic system in which minute distinctions of taste become the basis for social judgement.

本书原名《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于1989年由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乃笔者开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来教学相长的结晶，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思想的孕育和发展大势，与八年后由同一公司出版的《思人风云》是姐妹篇。前者处理传统时代的思想概况；后者跟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脉络。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来源，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达二千年，但自西潮掩至，加上现代化巨浪的连番冲击，儒家思想在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还是一枝独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际（1915一1921），只在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其后国共内争，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儒家思想就更命途多蹇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势日盛，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须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此背景之下，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肯定要背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编著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一书收录的论文汇集了新近知识劳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语境中的劳动分析，分别讨论了计算机动画、电影、图书馆、报纸等产业的知识劳工的劳动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彻底商品化，这是国际学界针对传播产业知识劳工如何遭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的批判前沿研究。关于传播与信息技术、劳动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和辩论是本土传播研究的薄弱环节，本论文集的出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批判传播研究经典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

该书奥地利著名社会学家舒茨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追随韦伯的脚步，将社会学当作奠定在行动理论上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重点在于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应该如何被理解或诠释。但是，舒茨更进一步追问，我们能否构造一个关于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与普遍理论，以便为社会科学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舒茨认为韦伯的理论在理解他人行动的问题上还有许多缺陷，从而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特别是要对“意义脉络”、“主观意义”、“客观意义”、“动机”的做进一步的探讨。对此，舒茨是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进行探讨，从而为社会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音乐在社会功能的参照派生自它的社会环境。音乐的社会事实可能对于社会现实和其他的音乐事实起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分别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和社会艺术的方面。前者对于不同时期和地方的音乐活动影响最大，后者依靠更自由的艺术的方面。前者对于不同时期和地方的音乐活动影响最大，后者依靠更自由的环境的作用，它能够超越时代的空间。然而，尽管一些特别的地球上的社会确定以决定性的方式了影响了音乐的社会功能的演变和转化，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每一个地球上的社会创造了全部的它必须或它可能必须去满足的社会生活艺术需求的所有音乐艺术（所有的作品）。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的制约，它能根据社会内具体需要自动地产生音乐艺术的结果。只存在一种社会制约作用，其允许音乐活动在社会中表现和去实现，按照社会功能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的可能，通过对环境的“刺激”的回应或支持。然而它仍然总是被看作这些反应的将会形成的特征和品质的东西（特别在纯粹艺术的层次上）。 　　作为对于专门的社会功能的需要的反应，许多音乐作品获得了特征，在它们纯艺术品质上，这些品质更多地与那些社会功能相对应。以一般的方式，在它们形成和转化中，音乐的社会功能将制约音乐的表现。我们可以特别地观察到这一点，在不同的音乐体裁和各种音乐产品甚至在个别的作品中；从劳动音乐或“巫术”音乐到物质的和军事音乐，从为舞蹈、为娱乐或为音乐会的音乐到为宗教目的的音乐。

收录国内外有关中国乡村研究方面的9篇论文，内容包括汉唐间中国的乡村社会组织，近代珠江三角洲、河北农村的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农村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宗族组织、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以及农村自治等方面的新特点。《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的作者大都从具体个案出发做实证研究，展现了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目录 秦 晖 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刘志伟 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 李怀印 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成：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 刘 昶 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945 卢晖临 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 阎云翔 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 张 静 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 斐小林 集体土地所有制对中国经济转轨和农村工业化的贡献：一个资源配置模型的解说 彭玉生 折晓叶 陈婴婴 中国乡村的宗族网络、工业化与制度选择 稿约

《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德鲁克最为人熟知的是其工商管理方面的著作，但是工商管理并非德鲁克最初和最首要的学术关注。德鲁克最关注的是社区和社会，在社区里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体拥有自己的功能。在《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中，德鲁克汇集了自己大量的相关作品，非常全面地反映了德鲁克在社区、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的观点，为读者打开了德鲁克思想的大门。

《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乡村村落，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并对凤凰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调查，是广东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纪录之一。葛学溥自创了核心概念“家族主义”（Familism），他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信仰、亲属制度都是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

本书由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路径，探讨了政治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民主问题。全书共八章，分别由理性行为的政治参与、价值观与稳定的民主制度、价值观与民主的稳定性、民主的经济理论、民主理论的检验和结论等部分组成，主要针对美国民主的实现问题做实证分析，并对经济学路径与社会学路径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研究。 章节目录： 目录： 菲尼克斯版序言；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作为理性行为的政治参与； 第三章：价值观与稳定的民主制度：三种理论； 第四章：价值观与民主的稳定性：背景和问题； 第五章：民主的经济理论； 第六章：民主理论的检验（1）； 第七章：民主理论的检验（2）； 第八章：结论

浩渺的星空下，我们不承认什么绝对的先知，也不承认什么绝对的权威。希望我们永远能自由地关注我们所愿关注的，言说我们所想言说的。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创造的精神产品，包含两大部分构成因素：知识累积和思想创造。前者靠历史发展的累积，是渐进性的；后者靠思想家的精神创造，其本上是中断性和跳跃式的。任何思考模式的产生和流行，都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因素的状况所决定的。一方面，任何思考模式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受到上述特定条件的限制，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思考模式，一旦产生和发展，就会发生客观有效的结果和影响，不但无法通过人为主观的力量加以限制和控制，而且也无法以主观选择的任何一种新模式加以立即全面地取代。 20世纪60年代后所兴起的西方主要社会理论，是西方各国各个时代社会思想长期发展的理论结晶，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当代西方各门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本书在高屋建瓴地从整体上论述了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特点、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基本发展脉络及其深讨的主要论题之后，又以尽可能新的数据按社会理论的基本特点和主题性质，分别精辟地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在生活世界中建构的社会理论”、“系统功能论的重建和新发展”、“从结构主义到结构化理论”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演变脉络。对于希望系统地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脉络的实学者而言，这本著作无疑是其案头必备之书；对于研究当代社会理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而言，本书亦可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启示和灵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反思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位作者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开山之人。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批判了上个世纪50—70年代以制度虚无主义为特征的各种政治学理论前沿（第一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制度规范政治秩序的理论框架（第二、三章），进而考察了制度本身发生变迁的规律及改革实践困扰（第四、五、六章），并以人民主权为目标分析了制度设计中的诸多难题，同时提出建议（第七、八章），最后对新制度主义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深化（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