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自那以后，社会学经历了最初的创立阶段、制度化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进入当代发展阶段。虽然其内容、流派已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但其中最基本的主要著作自始至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E.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就属此列。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5年。由于本书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著名社会学家许德珩先生的译本。我馆考虑到当前社会需要和中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重译这本书。中译本依据的是法国巴黎费利克斯·阿尔冈出版社1919年的版本。

本书作者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通过对“市民社会”前景的展望，试图将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即：“市民社会”的发展，将改变人们对包括权力、财产、暴力、政治、宣传、民主等事物的看法，整个世界也将为此成为一个崭新的形象。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想象丰富，对关心政治学、传媒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最熱社會話題新書《下流社會》，上市後旋即登上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銷售排行榜冠軍！ 《朝日新聞》《日經新聞》、《東京新聞》、《每日新聞》……熱烈報導！ 大前研一嚴重關切的新現象，下流社會正式來臨！ 江岷欽導讀、蕭新煌序文推薦、吳惠林專文推薦；南方朔推薦 Downshifting！天下雜誌專題報導！日本及台灣的最新社會現象：下流化！你是否還以為自己是社會的中產階級及中堅份子？其實，如果你符合以下的條件，你可能就是本書所指的「下流階級」！ ◎未婚（男性33歲以上、女性30歲以上者） ◎整天待在家上網、打電動是常有的事 ◎年收入尚未達到實際年齡的十倍（日幣）……。 書中還有更多你所不知道的SPA!、LOHAS、團塊年輕族群等等新社會階級的出現！本書深入探討此一全球的最新社會現象：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生活目標、缺乏積極性的新社會階層－下流階級！

随着《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Me++：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的出版，《比特之城》（City Of Bits）和《E-托邦》（E-topia）的作者完成了一套检验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之衍生的非正式三部曲。威廉·J·米切尔描述了自马可尼以后的百年间无线技术的发展变化：网络的不断扩大，发送和接受装置的不断缩小。正如他所说，这就像“大人国重启进入了小人国”。马可尼用高塔和煤油发动机组成的巨大的机械装置，已经被手掌大小的手机所取代。如果马可尼的发明的操作者可以被看作固定的机器的附加肢体，则今天的手持设备就可以被看作是人类身体的延伸，这一转变逐次改变了我们和周边事物的关系以及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9·11那天，从即将坍塌的世界贸易中心和被劫持的喷气客机中打出的手机电话，就是这种连续的电子卷入新状态的力量的证明。 由此米切尔提出，比特（信息的基本单位）和原子（物质的基本单位）的“试分离状态”已经结束，以渐增的频率，物理空间中的事件反映出电子空间中的事件，反之亦然；例如数字信息可以指挥一架飞机或一只机械手的运动。在本书中，威廉·米切尔考察了无线互联、全球互联、小型化、可携带对我们的身体、服饰、建筑、城市、空间和时间使用的影响。计算机病毒、电力供应的连锁中断、恐怖分子对交通网络的渗透、街道上的手机通话，都是一种生动的新城市状况的征兆——那无处不在的、无法逃离的网络互联。他指出，这个渐少为边界所管理、渐多为连接所管理的世界，需要我们重新设想、重新建造我们的环境，并重新思考设计、工程和规划的伦理基础。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本书凝集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省市同志和有关专家的心血和智慧.去年4月8日，按照温家宝总经理的重要批示，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开展了农民工问题调查研究工作，基本掌握了我国农民工的历史、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摸清了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总结了近几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做法和经验，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原则思路和政策建议，形成了《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和一批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这是近年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为起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工现象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还有很多需要思考、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将这些调研成果编辑出版，是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农民工问题，为各界人士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作者齐格蒙·鲍曼是当代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之一。《寻找政治》是鲍曼199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鲍曼着重探讨了政治领域中的“后现代”现象及其动因。他认为作为政治之传统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已无力将自由的必然后果——不确定、不可靠与不安全——囊括于自身秩序之中，自由与安全（可靠、确定）之间的悖论，到了后现代时期，几乎悉数要由个体自身来承担。民族国家及其公民以及知识分子，成为地方性的，论为资本帝国的权利附庸。通过对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间关系的讨论，鲍曼试图探索当今人类所处世界与人类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指出将个人问题纳入公共领域这一转换将是政治学获得重要的紧迫任务。

本文集所译介的几部著作分别成书于不同时期，均为乔姆斯基政治评论的代表作，基本上涵盖了作者政治理论的核心体系，探讨了美国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事件以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进而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热点问题之一——恐怖主义——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有助于国内学人及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

九十年代至今，不少學者以本地的性相(sexualities)、性向 (sexual orientations)、性小眾(sexual minorities)為焦點，作出開疆闢土的研究，但這些討論往往很少步出學院以外，與公眾分享。同時，性小眾社群在過去十多年亦積極於自我組織，為不斷被主流傳媒及社會保守勢力扭曲的弱勢主體發聲、指斥不義、爭取平權。本書集結了這兩種聲音，把性教育、性文化以及性權意識所涉的各項社會政治議題一一辯析，從而開拓論述香港性政治的空間。這是一本對性文化與性別研究有興趣的讀者不可或缺的入門讀物。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引进、传播和展开．其历程颇为复杂。一方面．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深受西方和日本早期社会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观念及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的影响：另～方面．社会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资源．对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变迁(如民族主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社会研究、国学研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写作的起因可以归到十年之前，当时我是英国谢菲尔德城市理工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在那里，我首次接触到当代欧洲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几位重要的理论家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此外，我的本科专业的兼容性使我得以对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大众传播等各个领域正在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广阔的背景基础上，我开始对语言、特别是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当我在卡本代尔的南依利诺依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受到了鼓励，尽管当时的方向还不很明确。在那里，在诸如斯坦·迪兹（Stan Deetz）、理查德·兰尼根（Richard Lanigan）和汤姆·佩斯（Tom Pace）（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们各自或许会把自己称为“诠释论”、“符号学”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等学者的指导下，我把四年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对现象学各种理论的攻读上，试图对语言和意义、体验、现实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看法，在此期间我收获颇多。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使我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特征以及有可能受到压抑的特征，而在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则使我高度意识到与传播研究相连的哲学传统理论。我想，确实可以这样说，本书代表了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探索的结合。因此，尽管本书从表面看来是关于组织传播的理论的，我更愿把它看做是对传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政治的角度对此关系进行审视而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的一篇论文。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很晚才转到组织研究这一方面来的事实即是一个证明。因此或许我可以说，研究重点向组织文化的转移给了我一个对传播-统治关系进行审视的便利而有用的工具。 第一章介绍的是把组织定义为文化所含的意义这一基本问题。意识形成、意义和符号形式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我提出，对组织传播和意义形成的关系的研究只有通过把权力和统治问题在概念上进行结合同化才能实现。我提出，组织意义尽管是在主体间形成的，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作为组织行为深层结构一部分的各种权力旨趣的产物。 第二章发展了上述观点，重点放在旨趣问题和对尤金·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研究成果的批评分析上。近几年来哈贝马斯越来越为传播学者所熟悉，但是他的观点的复杂和难以理解限制了他的传播理论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应用。因此我对他的研究项目做了一个带批判性的总体介绍，然后提出他的关于知识构成的旨趣的理论和普遍语用学理论对组织文化中的传播和统治研究可以提供什么信息。实质上，我想指出的是，他的旨趣理论显示了传播怎样能够起到压抑和解放的作用，以及一个适当的组织形成理论必须对传播和上述两个可能性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检验。 第三章讨论权力问题。我对几个权力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将此观点应用于组织形成过程的可能。根据传统的观点，权力被认为是组织形成的合法产物，而不是被视为压抑和统治手段的重复。因此我提出一个权力统治的观点，其含义是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把某些群体旨趣构建到组织活动中去来进行的。换言之，当由特定的组织旨趣界定组织形成过程时统治即出现了。 组织旨趣赖以构建的手段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同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反对把意识形态视为纯粹表意（即只是由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所构成）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扎根于社会行为者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我把意识形态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社会行为者受到质询（对话），他们对社会世界形成意识的手段得以构成。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在这之中矛盾和统治结构被模糊了，统治群体的特别旨趣被视为是普遍的旨趣，并得到积极支持，甚至包括被压迫群体的支持（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我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是会显露出来的，并主要通过各种推论行为得到表达，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必须明确揭示统治和含义体系之间关系的联系。 第五章继续上述论题，对含义的一种特别形式——组织叙述——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功能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提出，故事讲述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叙述的结构本身大大有助于某些意义形成的维持和再现。当这样的意义形成起到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再现同时却排除其他群体的利益时，于是叙述便在意识形态上发挥了功能。接着我对叙述本身的性质作了分析，并且讨论了这一特别的推论行为为什么不是中性的、简单的信息供应者；相反地，故事讲述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组织现实的再现有重要意义。在把我的理论观点付诸应用时，我举了一个组织故事作例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对此进行分析。尽管对脱离具体情境的一个故事进行分析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认识，即这样的分析对我们对组织传播和组织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 第六章提出了几个前面几章必然会提出的超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发现语言和意义之间是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构成“真理”？顺着罗蒂（Rorty）和伽达默尔（Gadamer）等思想家的思路，我对基要认识论的观点无法苟同，根据这些理论，真理是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同晶型性质而判断的。对真理的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把理论视为不同的话语，每一个都在人类的说话中争取自己的位置。最成功的理论不是依据它们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能力而决定的，而是依据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的程度范围，即使我们投入自我反思、并进而从推论封闭的状态中求得解放。对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的探讨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在理论和权力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最后，第七章通过对解释问题的讨论和对解释行为的有效性问题的分析，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总结。我提出，对无论是小说、电影、故事及其他等等的解释的评价不应该建立在作者的意图、实质的发现或任何其他的基本标准上。一个解释如果探讨的是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存在的分裂现象，那么它的有效性则要强的多。解释行为是一种解构和抵制行为，一个与文本试图强加于人的世界框架斗争的行为。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这一产生意义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和解释行为一样是政治性的。正是通过解释过程我们使得我们的世界有了意义，也正是通过这同一过程我们的社会世界得以再现。因此，意义和解释，统治和话语，是错综复杂，密切相联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数位人士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它是以我在卡本代尔南依利诺依大学在斯坦·迪兹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在过去的七年里，斯坦在我的学业和生活中担当了好几个角色——是导师，又是同事，朋友和知己——而且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和同情。他的思想的清晰和深度，他的坚实有力的指导是对我的鼓舞的源泉。我对理查德·兰尼根和汤姆·佩斯深表感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给了我深邃的洞察力。戈登·中川（Gordon Nakagawa）和朱莉·威廉姆斯（Julie Williams）是我的“养父母”，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我的亲密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智慧和情感上的帮助。我要感谢拉特格斯大学传播系各位同事，他们提供的友好气氛激励了本书的写作。最后，我要对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hristi-na Gonzalez）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深表谢意。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亦是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的经典名著之一。本书全面论述了20世纪下半期人类在迅猛的科技发展的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文明演进模式等发生的相应变化，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重新提出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认为自此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人类理论的实现进程是不可更改的。在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同时，福山也分析和阐释了“自由、民主”发展到顶峰后的“最后之人”问题，表达了他对这种历史观念的深远忧虑。本书内容有：一个重新提出的老问题；人类的古老时代；为获得认可而斗争；跳过罗得斯岛上的巨型雕塑；最后之人等。

诺贝特·埃利亚斯（1897—1990）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他出生于德国，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在英国度过了半生的时光。在其代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勾勒了欧洲上层阶级从中世纪以来在生活方式方面的细微变化，指出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礼仪变革实际上乃是社会权力关系之深刻变化的反映。循此思路，埃利亚斯又将他的进程社会学研究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对艺术、文化、国家的形成、暴力的控制、体育社会学、知识与科学的发展及社会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创造性的分析。 《论文明、权力与知识》是埃利亚斯有关以上诸问题之最重要论述的精彩汇编，浓缩了这位颇具原创精神的社会学家的思想精髓，对我们认识各相关问题并从总体上把握埃利亚斯的社会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甚至生活方式全球化……是福？是祸？ 　　全世界政界、财界、企业界、学界和普通老百姓都在热烈争论、探讨。 　　悲观主义者说：全球化是陷阱。 　　乐观主义者说：全球化是机会。 　　《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在这一争论中成了世界畅销书，被译成世界20多种文字出版。 　　德国《明镜》杂志两位著名记者跑遍世界各地，收集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写成这本书，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图景及其带来的各方面的负面后果，并提出了克服这些后果的方法。

这是一本同时具有严肃凝重的学术内容与通俗易懂的小说效果，能让您始终怀着激情一读到底且意犹未尽的书，也是一本影响了美国有关言论自由的著名司法判决的书。这就是由美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所著、候建先生翻译，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公法译丛中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虽然全书不足十万字，但透过其细致深刻和富有逻辑的论证和反思，我们似乎在事实与规范之外感受到保障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的更多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和社会理论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是该课题组成员及部分专家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分上下两卷，上卷为现代性：批评与辩护；下卷为后现代性：诠释与评论。

《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作者富永健一为日本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曾任日本社会学家会会长，我国曾翻译过他的多本社会学专著作。《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他近年来的一本新著，作者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出发，对日本有史以来的社会变迁和近代的变化进行了简明透彻的阐述和分析，为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学术价值颇高。在方法论和历史事实上对我国学者极有启发性。

《论人性》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一般性的科学文献综述。系统地阐述人类的行为，就是研究遍布于人类心理智迷津每一条通道中的一个潜在主题，因而不能只考虑社会科学，而且要考虑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科学发现过程本身。所以，《论人性》不是一本科学专著，它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是一本关于自然科学转化为新的形式之前能深刻影响人类行为研究的著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必然也会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