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以其思想家的广阔视角和深邃洞见，以其学问家的丰赡学识和严密论述，构造了一个认识人类社会演化、社会生活现实及人的发展历程的理论框架。 该书作者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在法国及欧洲学术界和政界具有广泛影响。 本书选择了社会学研究中较有代表性或密切关注的十个概念进行了阐释。这十个概念为：社会组织、文明、知识社会学、类型学、古代性、进化论、角

    福建义序乡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村落，近万人中有98.4%的人中为黄氏族人，宗族制度发育得非常充分。该书是中国人类学学者以参考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全书建立在深入全面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描述准确细致；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学派的影响，一方面又大量引证中国的典籍，而且结合得较为平顺，显示了老一代学者深厚的功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名著译丛R.尼布尔，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系统阐述了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观点。作者认为，在不可避免的人类分裂及冲突面前，集团主义的残酷，理性主义者和社会科学者的无能都加剧了人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带来的悲剧，道德的人在这不道德的社会中能否生存下，成了我们当代面临的最大问题。

「為了探索女性生命中無法逃避的社會暴力，在社會主義中國逐漸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尋找中國打工主體的漫漫長路，並嘗試在當代中國 ——它正迅速成為一個為全球生產，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世界工廠——提出一種社會抗爭的次文體（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 ——潘毅 「潘毅寫了一本充滿『社會想像力』的書。她能夠得到社會裏舉足輕重的『米爾斯獎』，的確是實至名歸。」 ——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資深文化、時事及閱讀評論專家 「如今，中國經濟所發生的一切正在影響我們每一個人。潘毅的著作應被視為必讀書。」 —— Andrew Ross, “Low Pay, High Profile: The Global Push for Fair Labor”作者 「潘毅以一種烈的批判視角，向我們展示出全球資本與中國政府如何聯手將中國變成一間世界血汗工廠。」 —— 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作者 中國正處身一個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巨變時代，而新的社會身體──打工妹，正是這個充滿矛盾與衝突時代的產物。 本書是一部關於打工妹主體、權力、欲望與抗爭的民族志研究專著。也是一部關於打工妹的反叛政治學，作者為讀者呈現出了工廠中支配與抗爭之間的複雜關係，打工妹生命中所經歷的夢魘、尖叫與身體痛楚，正是她們在國家、資本與文化的巨大壓力中進行抗爭的最真實形態。 作者「以身犯險」，為為芸芸打工妹一員，通過對深圳一家港資電子廠所進行的深入而細緻的民族志研究，生動呈現出打工妹主體的建構過程。作者將打工妹這主體，放置在中國社會急劇重構的廣闊社會與文化背景之中，分別從生產機器、現存社會關係及地方性文化實踐等角度，分析了規訓技術、身分認同與差異的政治等，對打工妹主體進行形塑的過程。 本書更成功擊敗世界各地80位對手，奪得社會科學界世界級權威「美國C. Wright Mills 2005年最佳書籍」獎項，成為自1964年獎項創立以來首位亞洲得獎者。

本书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论文集．这些精选出来的论文从不同的哲学观和不同的学科视角展现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最新思潮，涉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学，种族、族裔和妇女的问题，女性气质的讨论以及关于性的研究等。在理解这些观点对西方女权主义者的重要性之上，读者可以思考它们在中国的诺境下将如何发挥作用，并思考这些观点将如何帮助我们看待新问题或以新的方式定义老问题。

在本书中，乔治·弗兰克尔探讨了性革命的目的及导致其失败的因素。作者超越了放纵主义的肤浅，对性革命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其观点明显带有欧洲激进主义的思想传统。书中阐述了社会压迫与性压抑之间的联系，解释了阶级社会如何成为压抑的心理结构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任何局部改良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作者还阐述了性革命本身如何被市场化的社会所歪曲和利用，以及妇女性解放面临的问题，并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该书对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运动之一的性革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指明了实现真正性自由的新方向。 《性革命的失败》被视为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在英国和美国都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弗兰克尔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精神分析运动的最新进展之一。这次译介了他的几本著作：《心灵考古》、《文明：乌托邦与悲剧》、《未知的自我》、《探索潜意识》、《健全社会的蓝图》、《道德的基础》和《性革命的失败》等，这差不多是他关于精神分析的著作的全部。在这些著作里，弗兰克尔广征博引，用他高度的智慧和清晰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有关人性、人性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宏大画卷。本书是其中之一《性革命的失败》。

首篇文章介绍的是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因为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城市研究，波及哲学、历史、社会、文化诸领域，作者不能回避这位先知式的人物。随后是研究成都市概念和起源的一些文章，颇值得深思。城市与社会、都市文化、上涨文化、艺术中的都市文化等栏目中的文章是作者选精出来的，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特别要强调文献与史料这个栏目，作者编选了两篇海外人士看近代中国城市的材料。作为新闻记者的蔡博（Eugen Zabel，1851-1924），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文笔，为作者保留了现代上海多彩的城市画面。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多夫兰（Franz Doflein,1873-1924）对中国珍珠养殖业、鸟类和海洋生物的观察地饶有风趣，充满着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价值。这里节译的是他对上海的观察和描述，早期上海人生活状态，似乎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本书从世纪交替之际一群“私人生活”美女作家在文化与传媒界引起的骚动谈起，实地深度访谈上海四十多位同样生于七十年代但职业与生存状态各异的女性，以长达五年的跨度追踪见证了她们在恋爱、婚姻、性伴侣选择以及日常生活的变迁。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视角之上，本书借鉴性社会学家Plummer“后现代社会的亲密麻烦”的概念，深入考察了女性在情欲选择中对自我形象、两性关系、职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

本书作者和奈保尔相似，是移民海外的印度后裔，作者受到印度文化和美国西方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他是印度经济、社会变革的亲历者。他以一个局内人的外界观察家身份，对审视印度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前景做出了客观的全新思考。每一个他笔下的印度故事的观察和评论都非常透彻、精辟。 作为新兴市场之一，印度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本书从从梦想、抱负、自豪、自由等六个层面讲述印度社会发展的变化和人们生活、思想境界的变迁，讲述了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极度渴望激情、民主、热烈的思想注入，打破它的阶层束缚，迅速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作者采访了诸多当事人，以独特而深刻的笔触，向您呈现了一个所有东西方媒介眼中不曾看到过的印度。 《纽约时报》 《印度的呐喊》是一部自省的批判性著作，它生动地捕捉到了印度家庭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变化和本质，以及分析了正在影响印度迅速成长的多种积极因素。 Kirkus 作者以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视角，告诉我们印度的过去以及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 《华尔街日报》 睿智、细致的观察与犀利的评判，本书在众多描述印度的书中脱颖而出。 《金融时报》 印度的崛起与壮大正引发全球关注，但鲜有著作能够全面且生动地记录它的变化，本书却做到了，并成为讲述印度这个现代国家的完美典范。

这是一本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实验性著作。本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乡土文化结构、乡村经验及其微观权力形态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对时间、空间、器物、实践的符号分析，细腻地叙述了宏观权力结构在乡村经验各个层面的相互转化过程。通过对乡土社会的“事实呈现”，该书进一步将分析引向农民心理学、乡土哲学和精神现象学领域，可视为一部乡土文化“小百科”。该书将理论逻辑融会于文学叙述之中，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编辑推荐] 1. 谁说群体就是乌合之众？谁说群体面对复杂行为只能无能为力？《完美的群体》向《乌合之众》和《群体的智慧》发起挑战。 2. 本书作者兰·费雪是世界名校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教授，研究遍及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等众多领域，被誉为挑战“乌合之众”的全能科学家。 3. 海银资本合伙人、互联网研究专家王煜全专文推荐；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教授陈文光；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信息科学中心副主任袁晓如；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淼；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1. 在《完美的群体》一书中，兰·费雪揭开了人类复杂群体行为背后隐藏的简单秩序，将掌控群体智慧力量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他让我们相信：只要掌握群体智慧，我们就能够从复杂性泥潭中挣脱出来，发现复杂中的简单之美。只要掌握群体智慧，‘乌合之众’就可以变成‘完美的群体’，人类就一定能够预测和避免各种形式的完美风暴，掌控自己的未来。 2. 《完美的群体》从研究蝗群、蜂群和蚁群，进而研究人群，揭示了群体运作的3大模式； 提出了复杂信息的10大筛选规则，指导人们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淘出智慧的金子；提出了群体信息的两大量化模型，引领人们穿越复杂性的迷宫；提出了社会与行为研究的10大规则，帮助人们发现复杂中的简单之美。 3. 兰·费雪希望能够利用幽默、趣闻和亲身经历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群体行为。在《完美的群体》中，从蝗虫观看《星球大战》的研究到去机场接新婚妻子却险些没认出对方的经历，从在拥挤的人群中比赛前进速度的实验到和儿子一起清理路上枯枝的故事，随处可见幽默的智慧。

这本著作是一个遵循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传统，结合当代性别研究和社会运动的城市民族志，选择的视角是一个中国社会分化剧烈，全球化和本土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一个都市亚文化社区的形成和变迁。全书是围绕“公开”来展开的，包括三层逐步推进的涵义：（1)公开一个被边缘的性别身份；（2）寻求和拓展公共空间；（3）参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构建。关于成都同志亚文化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而独特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本書展現宏大的企圖心，以科學為切入點， 進而企求全面檢討「現代性」這個核心問題 拉圖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自然 vs. 文化、主體 vs. 客體、事實 vs. 價值、現代的我們 vs. 傳統的他者），從而得出「我們從未現代過」這個聳人聽聞，卻又全然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結論。在孔恩的鉅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五十週年的今天，閱讀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更可以深切感受到「科技研究」（STS）所走過一段漫長而引人入勝的思想旅程。 《我們從未現代過》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理解自然與社會存在關係的新本體論架構，這提供了人們另一種理解歷史與世界的方法。本書法文版自1991年問世以來，迄今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在二十年後終於來到中文世界。所謂的經典，是能讓不同世代的人在閱讀後都得到激盪與啟發，而《我們從未現代過》就是這樣一部遲來的經典。

基于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本书关注的发生在当下华北乡村腹地——梨乡的庙会敬拜和信仰，是将乡村庙会视为一个文化体系、图示和乡土信仰的整体呈现，作者力求从学理层面揭示出乡村庙会和乡土信仰千百年来不绝如缕的传衍动因，也希望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庙会提供制定保护政策的基本咨询。基于对既往相关领域研究的缜密梳理与省思，通过对梨乡乡村庙会生发、传承的文化场景和来自中西的多种声音杂揉的乡土信仰等地方文化的介绍，本书详细呈现了因应不同生活空间的家中过会、村落型庙会、跨村落型庙会等不同层次的乡村庙会各自的样态、相互之间的关联以及相互之间可能有的升降起伏。

题　　记 据统计，全球平均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 如果说自然死亡是人生的句号，早夭或病故是一串省略号，那么，自杀便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序　　言 作为一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混迹于社会学界的学术出版人，我与建军老弟认识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我和他相识的机缘，是因为我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他从2005年起担任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学术的交集使得我们最近几年来的联系与合作非常密切。 2008年，贵州省屯堡研究会获准成立，建军老弟兼任会长；我担任领导职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担着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任务，早在2006年，我社就出版过以“屯堡第一村”——九溪村为研究对象的《屯堡乡民社会》。在建军老弟的斡旋下，屯堡成为“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实践点之一。 我们因项目、图书而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对贵州的山、贵州的水、贵州的人，尤其是贵州的学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许这是因为安顺屯堡人乃明代屯军后裔，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和江南各省客居贵州，以其勤劳和聪明能干，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建军老弟的祖上从江南随大军征战至云贵高原并在那里铸剑为犁、耕读传家，其母亲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因为战争的缘故从江南迁徙至云南的。我听他说过，他祖爷爷的墓碑上刻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回首金陵是故乡。”我也是客家人，许多年前我的先祖从江南辗转迁徙到福建。相似的经历，使得我与建军老弟在地缘上亦颇有亲近感。正是因为这样，当建军老弟要我为他的《自杀研究》作序时，我欣然命笔。 自杀在人类历史上不绝于书，关于自杀的研究自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古老的课题。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宗教界人士、精神科医生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孜孜矻矻，从原因、背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心理因素等各方面对自杀现象进行过探索。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自杀研究序言就我所知，建军老弟对自杀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痛苦的开始。他对自杀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时，他身边几位对他很重要的人都离他而去，这让身为学人的他很是痛苦，也深深激发了他对自杀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兴趣。当时，他看了一大堆叔本华、尼采、加缪等人的经典著作，发表了第一批研究文章。2007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和《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研究》这两本书。其中，《我国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还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07年第14期摘编发表，并呈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自杀研究》，是建军老弟20多年来对自杀问题潜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最终成果，亦是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研究”的结题成果。在这部60余万字的大书中，建军老弟系统梳理了自杀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比较了各国自杀手段、时间、场所及人群分布状况，对我国农村女性、青少年、老年人这三个自杀率较高的群体的自杀原因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深入剖析，揭示了传统价值观、社会文化习俗、宗教观对自杀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了自杀防治的国家进路。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期，作为社会病之一，自杀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伤害，而且使其活着的亲朋难过、不安，还是影响社会安全的一大隐患。加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现了不少因自杀而产生的“失独家庭”。据统计，全球平均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无论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还是出于怯懦的逃避，自杀都是人类弱点最集中、最凝练、最深刻、最简单的体现。如果说自然死亡是人生的句号，早夭或病故是一串省略号，那么，自杀便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从上述层面来说，对自杀现象与自杀问题进行研究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建军老弟的这部巨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不可谓不全面，在有效控制自杀率、努力减轻自杀这一社会病的危害方面，堪称具有时代性意义。但愿建军老弟这部专著的出版能发挥学者应有的责任与作用。 谢寿光 2013年10月于北京马甸 序章　自杀，一个都太多！ 何谓自杀？广义上说，自杀是指自杀的主体蓄意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简单地将其定义为“有意或者故意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该定义强调了个体致死的动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自杀学”的创始人爱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1858～1917）最先提出了自杀的完整概念：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称为自杀。 死亡，本是不可逆的、人人都无可奈何地必须经过的生命历程。自杀，显然是一种非正常死亡，它不是个体生命发展的自然、必然结果，而是人的主观意志终止个体生命的断然抉择。自杀意味着人主动选择了死亡，而不是像自然死亡那样被死亡所选择。 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可分为生存权、发展权两大类。自杀是对人类生存权的彻底否定。 生存权的核心是人的生命权，人的生命权是所有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的生命权一旦被剥夺，他（她）的所有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自杀死亡正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权最彻底的剥夺。更可悲的是，这种残暴剥夺的施予者和授受者——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说，自杀的主体一次性地彻底剥夺自己作为人的所有权利。这无疑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人类既然无法选择生，那么对死亡的自主选择也许就成了唯一的权利。自杀无论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还是出于怯懦的逃避，都是人类弱点最集中、最凝练、最深刻、最简单的体现。只要人类的弱点无法根除，只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组织结构还存在缺陷，自杀就会如影随形，伴随着人类进步的历历屐痕。然而，自杀率的高低、自杀者的群体特征以及因社会而异的主要自杀方式和主要自杀诱因能反映出相应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内涵，最终反映出一个社会特有的社会文化结构。自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与其行为主体所属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以及国民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以来，我国一代代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耳濡目染，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先辈的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经过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沉淀于潜意识的底层，因而时时可以泛起，在欧风美雨中仍可支配他们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对自杀所特有的道德评价、源自人际冲突特别是家庭人际冲突的自杀诱因根植于中国人所独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模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已有累计800亿以上的个体生命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死亡。其实，一个人选择了生（也许无法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死。生与死是一个轴心连着的两扇门，打开了这扇生之门，实际上也就永劫不归地迈向了已经开启的死之门。生是起点，生与死相隔的路再长，也有终点。自杀却僭越了自然法则规定的生命历程，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如果说自然死亡是人生的句号，早夭或病故是一串省略号，那么，自杀便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我国古代道学家倡导“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庄子•内篇•大宗师》），体现了朴素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所谓“天年”，即大自然赋予人的生命寿限；所谓“夭”，即个体的生命由于外在的社会原因或内在的精神、心理原因而过早地夭折。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西西弗神话》中开宗明义：“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生还是死，这是个首要问题。孔子的学生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在子贡看来，生命的价值才是终极价值。然而，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每年全世界有逾百万的人自杀身亡。那些自杀身亡者恐怕大多没有机会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考就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自我毁灭！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说：“人生只有一件事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那就是死亡。”而生命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进入死亡的端点，生命就不复存在。生命弥足珍贵，又薄如蝉翼。自杀者毅然决然地离去，留给他们亲人的只有锐痛以及锐痛之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然而，选择自杀者，他们自己也经受着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的个体生命也曾处于极度的困境，经受过极大挫折与苦难。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有些人之所以还活着，因为他口袋里时刻揣着一粒氰化钾。” 中国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一份题为《自杀未遂研究——有详细精神科评估的研究》的报告中揭示，病情较重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前考虑的时间是：37%不超过5分钟，46%不超过10分钟，60%不超过2小时。 生命是极端脆弱的。对于那些徘徊在生死边缘、孑然无助的自杀者而言，生死就在一瞬间。迈过了生之门走向死亡，对于充满芸芸众生、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而言，遽然飞逝的个体生命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不过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自杀统计年报上增加一个个位数(其实不少的自杀事件还没有或不能记录在案)；但对于自杀者及他们的亲人而言，失去的却是整个世界。正如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的加拿大自杀学家费立鹏（Michael R.Philips）所言：“媒体更注意那些自杀的‘大数’，比如每年的平均自杀人数，还有多少自杀未遂者等。但是，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百分比有时并无价值。一个自杀者，对于他的家庭还有亲友，可能就是全部，就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挽救他们！” 2004年夏天，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栏目播出的一组画面，令我们灵魂战栗。多年过去了，那场景仍历历在目，令人无法释怀。湖南湘潭市一位姓姜的先生，不知生活遭遇了什么变故，想告别人生，他爬到了一幢六层楼的楼顶，准备跳楼自尽。但他站到楼顶的时候却犹豫了，也许生命中还有某些东西令他有些留恋，或许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或是妻儿。然而，他惊奇地发现，楼下的地面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人们翘首以待，有人还喊着让他赶快跳下去。这就是数十年前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麻木、变态的看客，不想让本来就对人生心灰意冷的姜先生碰到了。那嘈杂的叫喊声、嬉笑声，那恶意舞动的手臂，一切都令他彻底绝望了。姜先生愤怒了，随手拾起楼顶的一块砖头向楼下的人群狠命地抛去，嘴里好像还在骂着什么。随着一片尖叫，砖头落地。楼下的人群在躲闪之后，又迅速聚拢，他们的喊叫声更尖锐了，就像我们在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里看到的沙漠里一群闻着血腥味的、饥饿的鬣狗。他们中有的人从上午11点等到了下午1点，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原来以为有一出好戏要上演，谁想到这人就是不往下跳，于是就大声地叫了起来：“跳啊，跳啊，有种你就跳下来，老子还有事嘞！别让老子等了！”接下来的画面令人匪夷所思、目瞪口呆，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的坠落，一个鲜活生命的遽然飞逝，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姜先生也许真是绝望至极了，只见他一仰脖喝光了瓶子里的酒，纵身一跃，从高高的楼顶上跳了下去。生命的最后轨迹就是一条短短的弧线，他重重地摔在了楼下的水泥地上，离救援人员为他铺设的气垫仅仅数米之远，显然他是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是啊，这样的人间有何可留恋的？这样麻木的人群何异于荒原上的狼群？姜先生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脑后有一大摊殷红的鲜血汩汩溢开。营救的警察伸开双臂，几乎哭喊着责问那些起哄的人：“再喊啊！再喊啊！不是你们叫他往下跳的吗？！”姜先生走了，他本来是可以不去死的，但他竟不得不去死，这出戏他必须演完，必须用生命来谢幕，他可能死不瞑目。但是，告别这丑陋的人间，告别那些灵魂如此麻木、对生命冷眼旁观和肆意践踏的同类，他或许死而无憾了。 吴飞曾经写道：“民间传说，自杀而死的鬼是最可怕的鬼，因为他们郁积了满腔的忿戾之气，四处游荡，找不到替身就无法转世投胎。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些冤魂，似乎并没有找什么替身，反而是无声无息地被大风吹走了，活着的人仍然若无其事地过日子，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的存在。” 自杀身亡的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生前曾写道：“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岛屿，而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永远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 当今层出不穷的自杀现象就是由于有了麻木不仁者的无动于衷和旁观者的隔岸观火，才加重了它的悲剧意味。我们在对那些不幸的自杀者扼腕痛惜之余，当积极地行动起来，研究自杀、防止自杀。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发表公报指出：全球的自杀率正逐年增长，自杀手段趋于暴力化，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自杀每年造成全球约100万人死亡，全球平均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理想与现实之间差别过大是青少年自杀者趋多的重要原因。世卫组织还呼吁媒体不要渲染自杀事件，以避免“模仿性自杀”。 2008年3月5日，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主席、加拿大布莱恩•米沙拉（Brian Mishara）教授指出：“全世界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超过了100万，比死于战争、恐怖袭击及谋杀的人还多。也就是说，自杀者多于他杀者。”“尽管战争、恐怖主义及谋杀造成的死亡事件常常占据报纸头条，但每年死于自杀的人数超过所有这些死亡人数，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关注。” 自杀率居高不下意味着社会组织形式本身存在缺陷。自杀行为绝不单纯是对个体生命的损害，更严重的是它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一大隐患。自杀事件的增多反映出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自杀率也反映出一个国家民众的心理卫生健康程度。自杀形势如此严峻，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已无理由不再重视自杀问题。我国作为高自杀率的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必须改变在关乎生命的“自杀学”研究上的落后状况。研究自杀的成因，积极防患于未然，有效控制自杀率，努力减轻自杀这一“社会病”的危害，使我们的社会成员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充分适应社会和人生的一切挑战，是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费立鹏从其长期从事的自杀研究中得出一个似乎超越了科学的正确结论：“Suicide：One is too many!”（“自杀：一个都太多！”）这句话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为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的口号。 鲁迅先生早在1925年就曾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旁人怎么办？就像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当一个生命出现危难时，另一个生命无论结果如何也要拯救这个生命——这是生命的尊贵使然。” 尊重和爱惜生命是人类的本能和责任，对自杀行为的有效防治亦是一个现代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 自杀，一个都太多！

香港原来只是一个贫穷的渔港，战后涌入大批国内移民，形成香港的第一代人，当时大多数人仍然生活于贫困之中。香港中产阶级的出现应该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事，那时正是香港经济开始步入黄金的年代。 如今的香港患上了“中产病”，病情不轻，迷思不浅。 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中产人士的管治下，中产的核心价值已取代 一切，单一的港式中产的核心价值，经济主义、务实主义、专业主义、个人主义，已是香港社会传诵的神话，以及挥之不去的迷思。 《港式中产》还写出了穷忙族、飞特族、尼特族、BoBo族等港式中产部族的多元面谱，也将新一代中产文化视为社会的一种救赎力量，更点出了知识分子所应持守的价值。 中国社会越来越“中产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产阶层已经布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港式中产》这本小书的一些反思，也许可以有助于内地反省自己所身处的社会文化。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的百年间，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的巨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处在上难达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 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马勇、雷颐、西川、周濂……10多位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对于从屈原开始的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士族的没落和传统继承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影响，当下的发声环境、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以及公众对“公知”的妖魔化等各种大众关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作为最有话语影响力的这个群体，他们的思考和声音值得被重视。

本书以1960年克拉克洪在布朗大学为“查尔斯•K•考弗讲座”（Charles K. Colver Lectures）所做的主题演讲为基础整理而成，本书显示了他在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古典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在演讲中，他对哲学、文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著作所涉及的内容，都能信手拈来。 他的主题演讲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他回顾了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历史关系，然后探讨了对人的研究和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最后试图对希腊文化的特征作出界定。第一讲主要涉及人类学学科史上“摇椅人类学家”这一代人的研究；而第二讲则主要谈及希腊人类学的问题，从哲学著作中分析希腊人的思想观念；第三讲围绕希腊神话的戏剧、诗歌等来分析希腊文化所具有的“一元”与“多元”等九对二元关系。

“剩女”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群体吗？ 北上广深的单身职业女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嫁人？ 中国丈母娘推高房价是伪命题？ 为何对女性而言，房产远比工资收入更重要？ “剩女”们积极向往婚姻，却在买房与财产分配上做出消极妥协。 历时五年的研究，283例访谈，揭穿“剩女” “大叔控”以及结婚买房、家庭暴力背后的隐秘真相。

（文化评论家）朱正琳：这是一部思想清晰度很高的学术著作。我在这里说起“清晰度”，是因为我想起了【如今的城市中已变得很差的空气能见度。偶尔能看见远处的山，便会心生喜悦，读此书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 .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建议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反过来从最后一章“杀熟”开 始 。衡量一种理论的穿透力就看它能否照亮我们所熟悉的生活的底部。 】 .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信任论》的出版，会为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上，提供有益的启发。 .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积三年之努力所著《信任论》是国内对这一领域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正如识者所言，该书固然“学院气”甚农，却【不挡其清晰的思想对现实的穿透力。 】 . （《文汇报》书评撰稿人）周毅：这本书虽说是学术著作，却与生活细节、情感、经济方式密切相关。其手起刀落的文笔带给人一种知性的紧张和清晰。称得上是本土学术研究对当代生活的一个贡献。 . （北师大经济学教授）贺力平：《信任论》旁征博引，融古贯今，揭示了信任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现象之间的联系。 . 卖书商人罗振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而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在飞速变动的时代，父辈的教条指导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恰恰是社会学敏锐地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穿透和照亮我们所熟悉的生活。郑也夫先生给了我们另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