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江县是四川境内的山区，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传统上，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进入20世纪以后，夹江的手工造纸技术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冲击，改朝换代、战争、革命、集体化、现代化的理念和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这些发生在“城乡鸿沟”宏观背景下的每一项重大社会变革都促使造纸人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重新定义身份认同。本书追踪了知识分配在一个世纪内的变迁，这导致了对技能的控制权大量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向管理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在作者看来，造纸技能是一种资源，是分配和争夺的对象。作者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从一项传统技艺个案入手来介入对大问题的思考：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着20世纪的中国农村。

本书接续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上卷）的叙述，讲述了从1750年代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到维基百科盛行之间的知识的社会史。如同其前著，本书提供了一种社会史观（或者说历史的回顾型社会学）。本书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集体关于知识传播的行为和趋势。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看似永恒的知识活动——收集知识、随后分析、传播和使用知识——实际上是具有时间性的，在不同的时段和地点会有不同的形式。第二部分试图通过讨论知识的缺失和专业化的失败来写就知识增长的历史反趋势。第三部分则从地理学、社会学和年代学等概念出发，对比中心和边缘的体验，来讨论知识在每个时期的主要趋势，即专业化、世俗化、国有化、民主化等与它的对立面的共存和相互影响。

一如既往，彼特·伯克运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图景。这册备受期待的《知识社会史》（下卷）将会是一次横跨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的阅读旅程。

本书的重点是研究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体的行为，并分析在社会系统中有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行为，即本书将提出一些关于个体动机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推断整个系统的行为结果。本书提出的合作理论是基于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研究，而且这些个体中并没有什么中心权威强迫他们相互合作。个体追求自身利益，彼此之间的合作便不是完全基于对他人的关心或对群体利益的考虑。

本书是行为领域的经典之作，主题是合作的产生和进化。作者以组织的两轮“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简洁明晰，具有善良性、宽容性、可激怒性和策略性，其出色的竞赛表现为我们了解个人、组织和国家间合作产生和进化提供了积极的前景，其结论在社会科学的诸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被广泛征引。

本书是大卫·哈维过去半个世纪思考和研究成果之集萃。在本书中，大卫·哈维为读者搭建了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一般框架，试图通过一系列强大的理论工具来解释世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自然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资本的演化等。哈维还试图用其方法论和理论思考来解读中国最新的发展状况，探讨中国资本危机的空间转移、中国的基建浪潮以及城市化的背景和隐忧。

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年代，可能很多人不会反对。在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我们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裂痕。

美国著名记者保罗·罗伯茨一语击中：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成为一个巨大的引擎，它为个人、CEO们和政客们自私且短视的冲动服务，却忽略了社会紧迫的、长远的需求。

保罗·罗伯茨在这本书中带我们畅游了美国的社会、经济、战争以及医疗等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全方位地阐明了我们如何变得沉迷于“最大化利润”，并为之不择手段。公司高管们只求厚利而全然不考虑社会影响；政治领导者不惜牺牲公众利益来获取迅速回报；消费者沉浸在个人化的世界中，使得集体行动几乎不可能……这一切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金融危机、医疗体系崩溃、环境恶化、政治瘫痪以及深刻且不断增长的全社会的不满情绪。

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冲动的社会》对美国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描绘：美国已经完全屈服于“市场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我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被理性自由选择所塑造的社会中，实际上，文化早已成为个人化冲动的傀儡，对合作、耐心以及自我牺牲的漠视让我们的未来毫无希望。

罗伯茨不仅思考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还告诉我们如何应该重新掌握对我们的生活、国家以及未来的主动权。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各种著作中,本书是最为平衡，也最为尖锐的批评声音之一。

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

社会会改变吗？又如何去改变？

想改变社会的人可能很多，但又并不认为真能改变社会。即便选举时去投票，即便自己当选作政治家，但如此就能改变社会吗？这样想的人应该是不在少数。

从中，可以窥见这样的一种心情：有改变当前社会之心，却并不认为交给政治家就可以。既然自己参与也不会改变，于是就不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当看到示威游行暴发时又会想，或许……也不是不可能……

社会，会因游行示威而改变吗？经常有报社记者问我，“游行示威，又能改变什么？”“相较于游行示威，投票不是更好吗？”“不组建政党将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吗？”

似乎很多人认为，去投票，选出议员、政党，通过法律，这就是改变社会了。但就如本书中提到的，这不过是诞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的近代代议制民主主义思维，若死报不放，思路未免狭隘。

那么成立非营利组织呢？创业呢？革命呢？是不是就能改变社会了？但这些也依然稍嫌狭隘，都不过是近200年来出现的老套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或思想的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

阿克塞尔罗德主持的“囚徒困境重复博弈计算机程序奥林匹克竞赛”在学术界无人不知。其试验结果，对当代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传统理念产生了广发的影响和冲击。在本书中，作者从其最初赢得全球声誉的《合作的进化》中“一报还一报”的简单模型策略中，细致地“复杂化”出更多丰富结论。作者在对“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试验结果的理论意义和所引发问题进行具体讨论的基础上，侧重于研究博弈中的合作。书中设计了一个接近人类社会群体的现实情景，引入噪声考量和博弈规则，利用计算机程序建模，进行试验，并在理论上分析可行性。作者把模型从外生偏好假设中解放出来，这将为社会科学的进步扫除很多障碍。

不少现代知识人，论及当代农民生活，常指责其物欲横流、政治保守、自我中心、信仰坍塌、只在乎当下……这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只讲这一面，是偏见。事实上，当代农民同时兼具两副完全相反的面孔：为利而“拼命”，但亦不愿被“人欲即天理”的现代经济学“巫术”吞没；试图糅合利益算计与温情脉脉，而常陷入尴尬或犬儒；虚无与超越相悖，却能共生。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及信仰隐含了诸多悖论，但悖论也为人们以犬儒或包容的方式，将日常生活好好过下去，提供了基本理由。对他们，国治、天下平，才有家齐和身修，最后方得心正。此可谓，只有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希望的时候，希望才真正赐予了我们！

全书抓住的，无不是深深扎根田野“要命”的问题，同时又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这体现了许多中国人类学家突破固有民族志描述模式，进行大理论思考的野心，和迈向人类学田野研究高境界的努力，对后学者应有重要示范意义。作者九年磨成此书，痴信“究天人之际”的文字能让汉语读者心有戚戚焉，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皆可通阅。

基于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演变与理论贡献，遵循以“情境化”、“六经注我”为主以及“从描述到阐释”的学术进路，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勾勒出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芝加哥学派的整体性图景。研究脉络分为两部分，前面4章主要是回溯学派的历史演变，而后面4章致力于澄清学派对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贡献。

作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整体性、具有内在关联的芝加哥学派图景，让人们不仅对芝加哥学派的诞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让人们还能够深刻理解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为后人留下的遗产。

在当今社会，传播扮演着至关重要而又独一无二的角色。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以广泛的跨学科的人文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传播的观念史，它不仅阐述了传播观念的历史沿革，而且旁征博引，论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化乃至法学与技术史领域，将传播的视域追溯至西方思想中那些最根本的问题。即体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文取向，也以一种通俗大众的表达方式激发了公众对传播学的兴趣。

《对空言说》为突破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也因此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在2000年荣膺美国传播学会奖，这是美国传播学界的最高奖项，并在传播学界乃至公众之间激发起广泛的对话。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 2002年)对文化与实践的研究，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对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致力于对人类行为的动因与方式进行解读，这一研究虽然与许多法国同行——包括加斯东·巴舍拉、米歇尔·德·塞杜、米歇尔·福柯和亨利·列斐伏尔等——相似。但他的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为导向，广泛采用摄影、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手段来探索现实世界，这在当时过度崇尚华辞丽句的哲学界，显得尤为令人耳目一新。

不得不说，建筑界对皮埃尔·布迪厄的*作关注甚少。他的大部分*作聚焦于如下这些问题：文化观念如何建构、文化如何作为“资本”在社会中流通以及宰制群体如何利用这种“文化资本”来维持其宰制地位。

海伦娜·韦伯斯特*林溪、林源译的《建筑师解读布迪厄/给建筑师的思想家读本》旨在向读者介绍皮埃尔·布迪厄在空间文化和物质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帮助建筑师从社会、政治、文化和专业的角度理解他们正置身于其中的大环境。

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分析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和当今处于全球化转型中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重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工作伦理已经渐趋改变；稳定的传统科层式大型企业逐步被新经济条件下的小型化企业所代替；重视熟练技艺（所谓匠人）和成就的传统价值观让位于更加注重潜能和才华的价值观；所谓的“无用的幽灵”正缠绕着专业人士和手工业工人；消费和政治的界线正在消亡。

新经济在摆脱僵化静态的科层组织的“铁笼”的同时，理应给个人提供一种新的自由模式，但桑认为并非如此，新经济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情感创伤，能适应和得益于这种新资本主义文化的只是一部分人。这种新资本主义文化对个人的自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要求来自更加简洁意义上的自我，注重潜能而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人们必须轻视甚至放弃以往的经验，努力适应新经济的“改革”要求。

本书主要论述了社会构建的方式，并研究了社会形象对权威的有效性和维持秩序所产生的影响。爱德华·希尔斯试图在书中构建一个宏观社会学理论，其既能考察精神和思想层面上思维的特征和作用，又能考察更大范围的社会现实.他并没用演绎的方法，而是通过具体观察西方、亚洲和非洲不同社会的方法来构建这一理论。

1969年，婚后的玛乔丽跟随丈夫前往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对昆人进行一系列跨学科的田野研究。在2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她学习昆人语言，入乡随俗。在调查中，能说会道的昆人女性妮萨向玛乔丽清楚、生动地讲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情感意义的事件：幼年时的断奶记忆，与其他孩童的第一次性游戏，新婚之夜的事情，母亲和子女的亡故，几段婚姻和数位情人的故事，对逐渐变老的感受，等等。此外，妮萨还坦率地披露了性行为的细节，以及受新情人所吸引的方式和原因等更为私密的事情。

由于妮萨丰富的人生经历及讲故事的天分，我们获悉了昆人个体间的互动方式及昆人社会的组织方式，了解了许多关于昆人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经验的新材料。与妮萨的15次录音深访，成就了《妮萨》这部几乎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相提并论的佳作，在人类学界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妮萨》出版之后，肖斯塔克曾于1989年6月至7月间第三次踏访昆人社会。这次重访的经历和感想在肖斯塔克逝世后由其亲友协助编辑整理出版，即《重访妮萨》。该书在写作风格上更接近于个人回忆录，而非民族志。

《重访妮萨》讲述的主要是肖斯塔克自己的旅行经历、感受和对当年田野经历的 对比回想。当时作者身患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术和化疗，她试图故地重游，重拾友谊，寻求内心的平静。因此，这次旅行被称为“精神之旅”“心灵之旅”。作者和包括尼萨在内的一群昆人，进行了一次狩猎－采集的旅程，途中开展了多次当地传统的治疗仪式和舞蹈，作者对青春、健康和友谊的渴求跃然纸上。不过，《妮萨》中所展示的那种和谐关系在这本书中出现了裂痕，致使肖斯塔克进而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权力、经济以及对双方关系的定位和期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人类普同性中的某些品质毕竟有能力超越体质、种族、文化等的差异性，使得肖斯塔克在她的阿非里加（Africa）感知“天命”。

《实践理论大纲》是布尔迪厄对于人、社会和文化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其田野调查材料来源于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 ，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策略、仪式行为、神话的地位等问题的深入细致考察，布迪厄提出了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谋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

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这个概念，是布尔迪厄首先在他的《实践理论大纲》一书中提出的。作者始终在理论—田野—重新构建—阐述理论中不断深入。正如该书的出版者所说的，虽然该书既不能满足那些只对人类科学进行思考而不动手实践的“理论家”，也不能让那些只知埋头实践而不知坐下来思考的“实干家”满意，但对于人类学者和社会学家来说却是非常重要、不可不读的。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描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所从事的调查，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

Are mass violence and catastrophes the only forces that can seriously decrease economic inequality? To judge by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the answer is yes. Tracing the global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oday, Walter Scheidel shows that inequality never dies peacefully. Periods of increased equality are usually born of carnage and disaster and are generally short-lived, disappearing with the return of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Great Leveler is the first book to chart the crucial role of violent shocks in reducing inequality over the full sweep of human history around the world.

Ever since humans began to farm, herd livestock, and pass on their assets to future generations, economic inequality has been a defining feature of civilizati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nly violent events have significantly lessened inequality. The "Four Horsemen" of leveling—mass-mobilization warfare, transformative revolutions, state collapse, and catastrophic plagues—have repeatedly destroyed the fortunes of the rich. Scheidel identifies and examines these processes, from the crises of 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s to the cataclysmic world war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day, the violence that reduced inequality in the past seems to have diminished, and that is a good thing. But it casts serious doubt on the prospects for a more equal future.

An esse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about inequality, The Great Leveler provides important new insights about why inequality is so persistent—and why it is unlikely to decline anytime s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