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所做的“反求诸己”式的推进，是研究和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引导工业文明在全球迅速扩展的西方文化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维方式和政治格局等做批判性的考察，并且讨论如何超越这些“内在限度”以避免发生灾变，保证人类的生存和进化能继续下去。 本书是一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的著作。 目前危及全人类的安全、粮食、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普遍性问题，根本在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正在逼近地球自然系统的某些外部极限，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灾变，过错不在地球，而在人类自己，具体而言，就是当今引导人类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 推 荐 辞 奥莱利奥·佩切依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意大利工业家) 本书有用且及时。希望大家都读一读。世事多变，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对现在和将来的疑惑、期待和争论。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当前的潮流对今后有什么影响以及数十年之后的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会是怎样，他们想要知道罗马俱乐部讨论的人类困境是否无法逾越，抑或技术乐观派们所预言的黄金时代是否指日可待。在本书中，他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可供思考的观点和话题。 最近关于我们这颗星球的外部极限说法颇多，但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外部和环境的极限，而是内部和人类的限度。欧文·拉兹洛总说是我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然而概念和语义上的混乱遮掩了这些内在限度的真面目，我也束手无策。现在，我要澄清这些混乱，倒不是想给读者一把钥匙，启迪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理解这本书，实在是拉兹洛的警告鼓舞了我。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有限的星球无疑有外部极限。地球为人类生命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但它本身的性质和空间也对这种发展提出了条件甚至限制。所有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必须与其栖息之地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进化。有些物种，尤其是人类，确实能够改变自然环境使之符合他们的需要，然而可以肯定，这种改变不可能没有限制。 人类现阶段人口和经济前所未有地增长着，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世界人口每隔几十年就翻一番，而人类的胃口长得更快，搜刮资源的能力也同样迅速地增长着，惟有智慧和谨慎长进不大。结果，人类的居所正以骇人的速度变得贫乏恶劣，现在我们必须对地球的有形资产和供养生命的能力精打细算。 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资源可供人开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也没有充分认识生态系统有多少复原力、承受力和再生力应付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说白了，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估算地球的外部极限，也不知道人类不断的挺进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它们产生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不过，现在凭经验和推理就能确定的是，这些外部极限并非一成不变，不可消除，因为它们决定于人与自然的互利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决定于人有多少能力理解其归属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决定于直接和间接的人类行为。 内在限度的问题比外部极限重要，原因有二，这是其一。很显然，现在要靠人来保持人与自然系统的平衡关系，或者更理想一些，在可能的时候在全球——我们必须不断树立全球范围的意识——稳固地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如果说环境恶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人类因此陷入穷途末路，这当然不是什么外因造成的，而是思想狭隘、自律不严的恶果。从现在起，人类既可以继续愚蠢地为难自然，也可以与自然和睦相处。总之，我们这类生命在这个星球上遇到的极限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立场这些内在限度息息相关。如果后者无力迎接新的挑战，它们终将使人类的外部极限缩得更小。 人类的内在限度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是吞噬现代社会活力的压力与危机的根源，而现代社会——其系统的里里外外——迫切需要达到稳定的动态平衡。如果说社会现在亟须而又达不到更高的组织层次和表现，那是因为其成员的进化，不论个体还是集体的进化，都落后于他们在其他各方面业已造成的——毫不夸张地说是把全球生活革命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只是“半成品”，迟迟没有达到更完美的成熟。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必须接受它。人口、粮食、教育、资源、能源、拥挤、通货膨胀、贫困、异化、好战、混乱、生态恶化、非正义等，新伤旧痕在目前的全球危机中增长，交织得面目全非，这都是由于人类在变化着的世界中，没有产生应有的感悟和责任心。他们——地球上的所有人、所有阶层和民族——囿于陈旧的文化界限，这种界限曾经对他们有利，可如今已成为危险的绊脚石，使他们无法与时代的现实共存，无法驾驭变化的机制。 因此，生活质量和生存问题以及全人类的命运，显然系于人类自身，而不在身外；它们就是人类当前的局限和缺点。但局限可以弥补，缺点可以改正。内在限度当然可以推得更远，因为人类还有尚未开发的潜力。 这种潜力是人类最宝贵、最普遍、最持久的资源，可是人们却对它视而不见，从不善待它，也不充分利用它。然而，万象——包括外部极限之起点——所系的内在限度可以通过开发调动人类本身的能力而推向远处：这是艰难之举，但并非不可实现，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 话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我们也许应换一种参照。我们不该大谈限度，内部的也好，外部的也好，这是一个近乎屈服的消极概念，而应该关注能力——地球环境的能力，如果妥善管理，能够哺育众多人口，还有人类自身的能力，人应该逐渐懂得善用智慧的好处——这是创造和挑战。这是一个新领域。 读过本书，我们就能够领略这个新天地，并找到一条出路，使人类跨越门槛，进入前面一定有的更新的天地。 序 言 亚历山大·金 (罗马俱乐部主席) 本书向我们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说明人类迫切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对其星球的所作所为，以转变态度，改正行为，继续生存下去。罗马俱乐部扬名于世，主要因为它坚持物质发展有其极限，而且我们不久就将达到这个星球的外部极限。然而，1972年我们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引出许多争论时，我和奥莱利奥·佩切依(Aurelio Peccei)就指出，极限是真，但我们有可能永远走不到极限，因为“在它们前面有一系列的屏障——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最后，还有人性的”。那时，人们正围绕着那份报告争吵不休，我们的话自然是没人注意到的。 拉兹洛这本书道出了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这些内在限度——如何不断挤压着外部极限，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假如这些压力因我们对大灾难的恐惧或是因人类智慧意外的大飞跃而有所减轻，我们便不会越过这些外部极限，日子也便能过得蒸蒸日上——如果我们学会利用那种无穷无尽、从外面不断输向地球的能源，即太阳能，那就更好了。拉兹洛谈到地球的种种限度，能源确是其中最根本的，有了大量廉价的能源，就能转化物质替代那些可能匮乏的材料。 地球的情况比欧文·拉兹洛刚提出“异端的反思”时更加恶化了。当代越来越多的主要问题，经济的也罢，政治的也罢，社会的或环境的也罢，已是全球性问题，不可能由某些国家单枪匹马地解决。然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160多个国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称自己有完全的独立主权——至今没有建立有效机制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大气中不断积累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酸雨连绵，这些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很能说明以上局势。人类活动第一次严重威胁了自然，将要导致灾难。 各国政府容易掉以轻心，不去认真抵制这些危险倾向，因为我们对其中的复杂系统不甚了解，没有把握。“温室效应”可能导致地球表面不均匀升温，改变降水分布，以致改变现有农业分布，并且使海平面升高，果真如此，那我们很可能需要停止烧油烧煤。当然，现在看起来还不一定，所以目前没有哪个政府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我们至少该有些起码的防范，那就是高度重视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和研究。大家倾向于在问题发展成危机时，靠“技术性补救”找条出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从科学发现到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性开发，再到大规模生产，这个周期相当长。在世界上建起一个新的能源系统，也许至少要花40年。 我们基于技术的物质化文明有极脆弱之处，这只是一个例子，在《现代主义的悄然逝去》一章中有详尽的描述。社会现在着了魔，被物质利益、消费主义和毫无节制的技术迷住了，不顾后果，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社会和经济在经历着又一次激烈变革，其深度不亚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基础科学的新发现带来了先进技术，使我们得以进入“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这种进化使人类可以摆脱现有的沉重、肮脏、浪费和破坏自然的技术，使人人过上高质量、有尊严、有闲暇并且适度富裕的日子。然而，通往新社会的道路定有千难万险甚至大灾难。如果我们带着现在的结构和态度随波逐流，不动脑子地接受每一项新的技术手段，没有明智的社会准备，未来将是一片黑暗。要顺利走过这段路，政府和全体人民都必须了解可能出现的危险、希望和选择。本书正是为这个目的所尽的一份微薄之力；这很重要，大家都应该来读一读。 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一位有识之士，在1969年离职之前曾说：“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我的结论是，联合国成员也许只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年里，我们要停止旷日持久的争吵，建立全球范围的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消除人口爆炸，为发展的努力提供所需要的推动力。如果十年内不能形成这样的合作，我说的那些问题恐怕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今，不止十年，近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全球性的合作依然遥遥无期。当年吴丹在时间上也许过于悲观了，但是那些原则依然有效。我们现在还有能力控制局面吗? 外部极限即使还很遥远，人们已经真切地看到了。欧文·拉兹洛又揭示了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内在限度。我们或许该看看最内部的限度了——个人的动机和抱负的限度，上升到国家，这些就是导致社会明显缺乏理性有时甚至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的原因。也许欧文·拉兹洛将来会研究人性本身的限度和局限。 古代哲学家基本上是凭直观或推断对事物的本性做出评论，而后人的科研探索往往是对他们模糊表述过的观念提供实质性的证明。证实原子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随后搞清楚的原子微观结构又立即使我们想到它同宇宙的宏观世界是相似的。 现在，社会系统学基础研究和考察的发现表明，另外两则古老观念似乎又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则是“天上如同人间”，另一则是“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无知才使我们看不清世界在本质上的完整性”。 在这本重要的抱负不凡的书中，欧文·拉兹洛试图不单单是在类比的基础上，而且在非平衡态热力学及其分叉(bifurcation)概念的最新发现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变化动力学的其他成就的基础上，统一知识，并把宇宙中的存在和行星上的存在真正统一起来。他把自己的论题集中在进化过程的广义概念上，因为除其他方面之外，这种进化过程在宇宙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系统中已是明白不过的了。他强有力地论证了广义进化综合理论(grandevolutionary synthesis)，提供了完成这一博大精深理论的方式。这种综合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判断：不管进化过程可能显得多么杂乱无章，但是它服从在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都同样有效的一些普遍规律。拉兹洛强调，一种新范式正在从许多科学领域中涌现出来，从而导致以变化、非决定论和非平衡的新模式取代较早出现的基于机械决定论和静态平衡引力的那些陈旧观念。我们最近在I．普里高津及其合作者的著作中看到，这些新观念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生物系统，远远超出了这些观念所导出的非平衡态热力学系统。欧文·拉兹洛把这种应用及有关方式概括为一种广义进化综合理论。他坚信，新方式实质上是乐观主义的。他认为，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我们不可能预见进化的途径，但是可以掌握进化的进程。 这些观念在间断性社会变化方面的应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人类事务带有大间断性的情势下，拉兹洛命名为“突变分叉”(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我称之为大转变(Grand Transition)。它已然由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紊乱结合在一起的革命性技术的蓬勃发展所产生。它具体表现为世界人口爆炸、传统价值沦丧、全世界社会不稳定、遍布各地的失业和就业性质的改变、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和现有建制、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的逐渐陈腐以及其他一系列现象。这样转变将导致在全世界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是更好还是更糟，则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掌握这种转变的能力。 因此，发展掌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手段显然是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因为在未来的年代里这种手段将在管理工作中起支配作用。本书并不自命把所有问题都解答清楚了，但它确实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将大大增进要指导我们渡过这一转变的那些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讨论掌握社会变化的那部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向全球社会的转变不会在简单的联邦主义的词汇中出现，而应被看做一个会聚的过程。这种会聚过程基于共同的切身利益和集体的自力更生。在这种会聚体当中，各国为了得到实在的益处同意实际上放弃国家主权的一些成分，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否定国家的主权，即依然保留着国家的名义。 罗马俱乐部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这个概念上。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及相应的人类的活动构成了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头绪混乱的一团。因而，若要试图对一个实际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预期并确认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对这个困难问题所有其他相关部分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个观念同时也是本书的思想。我们热烈欢迎这本书，并把它看成是罗马俱乐部“贡献于理解具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的系列报告增加的一种。

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序 言 陆月宏 译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了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19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19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19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19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于21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感谢E.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M.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感谢R.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W.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P.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对意见;感谢C.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A.沙赫特和G.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K.M.博尔特、H.哈特曼和L.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P.格罗斯和L.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10gy 0f SCientific Knowldge，简称SSK)。又称社会建构主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诞生后、就对科学哲学界、科学文化的研究，甚至整个人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它逐渐地取代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的垄断地位，占据了科学的文化研究主战场、成为如今西方学术界中如火如荼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在西方文化界，它构成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兴思潮的理论依据。同时，它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总之、它是当代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思潮之一。 而对浩如烟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文献，该学派的创始人巴恩斯、布鲁尔与亨利编著了这本简明扼要的读本、希望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SSK的基本思想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与把握。

《"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立足于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在对风险社会来临的历史进程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全面批判考察的基础上，对全球风险社会的世界历史条件、实践存在论基础、社会发展难题 以及未来历史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力图在哲学高度上运用历史辩证法全面揭示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构建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当代社会是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

现代思想作为现代智慧，仍然面对着人始终面对的根本问题，但是之所以称之为现代思想，或问题的内容有所变化，或问题的表达方式有所调整，或问题积淀的层面有所“迁移”，或问题的思想厚度有所增加。现代思想之所以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必需，是由于不这样的话，就无法使自己升格为提升到“现代人”的程度。现代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乃是现代人最根本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 现代思想采取思想家自述的方式加以表达，至少有两个特点：其一，思想表达的方式因思想家的个体差异而有所变化，理解特别是真切的理解思想家的真谛，必须将思想家的思想追溯其产生的个体环境，思想家的“智慧”仍然事业有个性的特征；其二，思想采取自述的方式是将现代思想“灌输”到大众阶层的较佳方式，学理的思想深刻必须经过形式的若干“软化”以产生其更大的社会辐射力，进而塑造更高品味的现代社会“精神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现代十大思想家自述丛书》学理上意义重大，现实上作用深远，值得称道。 本书讲述了古代西方文明，西方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社会学基础，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西方近代文明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人类社会的两难困境。

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所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虽然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西方学者针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所提出来的一个讨论课题，但其所所以揭示的问题以及西方学者们就这些问题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本书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撰写的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出色教材。全书共12章，分别对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中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的著名理论家如福柯、布希亚、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奥塔德、维里利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鲍曼、哈维、詹明信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但却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对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以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本书介绍了后现代社会理论虽然是西方学者们针对他们自己当前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但对像中国这样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全书内容丰富，行文流畅，适合于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感兴趣的各类具有人学程度以上教育水平的读者阅读。

Now available in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Jean Baudrillard's classic text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focus on the process and meaning of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0, the book still makes a vital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debates on consumption. Many of the themes which would make Baudrillard famous appear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ook includes Baudrillard's most organized discussion of mass media culture, the meaning of leisure and anomie in affluent society. A chapter on the body demonstrates Baudrillard's extraordinary prescience for flagging vital subject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g before others.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George Ritzer.

《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这本书讲述了儒学的现代意义似乎已经被许多人说过许多遍了，因而本书多少也算是旧调重弹。但笔者无意于一味地为现代新儒学张目。本书旨在从文化的角度对东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比较。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东亚和西方的现代性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模式，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关。毋庸讳言，这一观点本身并无新颖之处。不过，从笔者所了解到的文献来看，在有关研究中对不同的文化传统究竟如何影响相应的现代性模式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笔者不敢妄称能做到这一点，而只不过在这个方向上作了一些尝试。 本书的基本框架是从笔者的博士论文（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1997年）演变而来的。在论文写作期间，笔者从指导老师载特林（irving.m.zeitlin.zeitlin）以及其他两位指导委员会成员秦家懿（julia ching）和伊萨约（wsevolod w.isajiw）处获益良多，谨此深表谢忱。还有一些老师、同学和友人及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提供了许多帮助，这在后面所附的原论文的acknowledgements中已有所交代，此处恕不赘述。

Our u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civilized" and the "primitive" derive from willfully igno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distance our social science sets up between the observer and the observed. In fact, the author arg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thropologist and his object of study is a particular ins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interpreting and using, symbolic mastery and practical mastery--or between logical logic, armed with all the accumulated instruments of objectification, and the universally pre-logical logic of practice. In this, his fullest statement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Bourdieu both sets out what might be involved in incorporating one's own standpoint into an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s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s inherent in the second member of many oppositional pairs--that is, he explicates how the practical concerns of daily life condition the transmission and functioning of social or cultural forms.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Reason," covers more gener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objectivization of the gene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cientific observers and their objects of study, the need to overcome the gulf between subjectivism and objectivism, the interplay between structure and practice (a phenomenon Bourdieu describes via his concept of the "habitus), the place of the body,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 varieties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modes of dominatio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Practical Logics," develops detailed case studies based on Bourdieu's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Algeria. These examples touch on kinship patter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space, social categories of perce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ritualized actions and exchanges. This book develops in full detail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s sketched in Bourdieu's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It will be especially useful to readers seeking to grasp the subtle concepts central to Bourdieu's theory, to theorists interested in his points of departure from structuralism (especially fom Levi-Strauss), and to critics eager to understand what role his theory gives to human agency. It also reveals Bourdieu to be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ist of considerable originality and power.

该书系陆建德先生关于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评论集。作者不但分析了18世纪三位著名英法哲人的普世思想，并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溯源，此外还重点探讨了西方“自由”观以及以伯林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在现实世界中‘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以及“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的驱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问题(英文版)》内容简介：1920年10月，罗索怀着对东方智慧国度的敬仰之情抵达上海。他不满于在苏联见到的革命后的种种情形，是到中国来“寻找新的希望”的。罗素在中国讲学、访问一年，悉心研讨中国文化，尤其着眼于中西文化的异同，于1922年发表了《中国问题(英文版)》。时隔近一个世纪，罗素在书中预言的种种情形皆在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中一一应验了，我们不禁深深为这位睿智的老人所折服。

本书纵览法国社会理论，起自法国大革命余波（圣西门、巴札尔与孔德），直至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布迪厄和布希亚主导的当代景观，颇有新意。书中将法国社会理论划分为三个内在逻辑一致的周期：1800-1880（社会学的最初发展）；1880-1940（古典社会学与现代人类学之诞生）；1940-2000（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每一周期都体现出从世俗思想朝宗教思想的演变轨迹；融合法国历史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背景，讨论了一系列个体与思想流派的核心方法和研究，挑战了有关法国社会思想的传统观点。

《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是一部跨学科研究民主问题的专著。与一般将民主仅仅当成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同，《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除研究民主的政治制度外，还着力研究了民生社会的秩序构造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从把民主社会理解为一种自主治理的社会出发，认为民主社会富有活力的关键，是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公民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所具有的自主治理的能力。

民族主义是当代政治中一种主要力量，但是政治哲学家一直不愿意承认，更别说是赞同民族主义思想。在该书中，戴维·米勒捍卫了民族性原则，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源泉；我们承认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民族想在政治上自决有着充分的理由；但是承认民族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压制个人认同的其他源泉。基于20世纪晚期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本书及时而又富有挑战性地对民族性命运提供了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辩护。

《理论与实践》是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它对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和全面研究，并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西方某些学者如何认识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概述，是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全面了解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历程和基本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A black swan is an event, positive or negative, that is deemed improbable yet causes massive consequences. In this groundbreaking and prophetic book, Taleb shows in a playful way that Black Swan events explain almost everything about our world, and yet we—especially the experts—are blind to them. In this second edition, Taleb has added a new essay, On Robustness and Fragility, which offers tools to navigate and exploit a Black Swan world. *2nd Edition, With a new essay: "On Robustness and Fragility"

本书为《涂尔干文集》的第五卷，主题为政治哲学，第一篇文献为《孟德斯鸠与卢梭》，由两部分组成：《孟德斯鸠对社会科学兴起的贡献》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两篇文献中，涂尔干的立论都试图暗示：社会学的肇端应该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有关“法”的理论。 第二篇《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根据涂尔干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核心论题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差别，由这一差别可以引出两者在起源、样态、社会建构的形式和方向上的根本差别。 本书为研究涂尔干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不可或缺，通过考察他对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的诠释和对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检视得以更全面和透彻的理解涂尔干的思想，并且本书的翻译水准很高。

本书力图说明，只有分解民族主义这个整体性的概念以及和民族、国家、群众、个人的内在关系，它才能得到阐释。本书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历史起因和动力，并揭示了民族主义运动所具有的权力、意识形态、精英、群众的复杂关联，又是如何成为现代性暴力的根源，以及民族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前景。本书 讨论了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概念，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特点，并分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身份困境来源于其现代性的历史成因。 1本书考辨严谨，将激发民族主义的氛围土壤、民族文化被制造弘扬、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形成最终结合为民族主语的历史进程如实呈现。 2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揭示出民族主义除人文价值外长期被贬抑的作为权力载体的价值，并依此厘清民众、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在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3 除了论析诉诸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主义外，兼及分析同类著作中缺失的民族主义多元发展趋势及强烈地独立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