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相媲美的价值。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本书可能是最具持久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刘易斯·科塞 导读：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Ａ．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Ｚ．洛帕塔（ＨｅｌｅｎａＺ． Ｌｏｐａｔａ）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５）所作的序言。））。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Ｗ．Ｉ．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Ｗ．Ｉ．托马斯和Ｆ．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 Ｖｏｌ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ａｄｇｅ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４．））、《社会行动》（（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６．））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ＲａｌｐｈＬｉｎｔｏｎ）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Ｒ．林顿：《人的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ｏｆｔｓ，１９３６）。））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社会行动》（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第１１页。））Ｗ）〗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社会行动的结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第一版，１９３６年。））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Ｄｉｌｔｈｅｙ）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和库利（Ｃｏｏｌｅｙ）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Ｌ．Ａ．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的《社会学理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７）；和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杜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Ｋｅｒｒ， １９０４），第１１—１２页。）），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倒是，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杜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杜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杜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杜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杜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杜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杜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４页。））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１９３６），第４页。））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杜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杜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所有人类存在物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引诱。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所制定的有效性标准”。（（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５页。））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须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为：“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唯一必须考虑的权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绝对朴素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同上，第６页。））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Ｗｅｒｎｅｒ Ｓｔａｒｋ）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斯塔克：《知识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５８）。））。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同上，第３０页。））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在心中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分类。在这些角色中，他区分为技术顾问（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ｓ）；圣哲（Ｓａｇｅｓ），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Ｔｒｕｔｈ）到“知识传播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从“组织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ｒｓ）、贡献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到“真理战士”（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ｅｒｓ）或问题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这决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产生动摇。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由于他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社会学评论》，第６期（１９４１），第１１１—１１５页。转载于科塞和罗森伯格的《社会学理论》，第３５１—３５５页。这里引文取自第３５３页。））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同上，第３５３—３５４页。））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ｎｅｏｐｈｏｂｉａ）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ｎｅｏｐｈｉｌｉａ，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同样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作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所占据的领域，逐渐地为世俗学者所接替。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之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使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值得按兹纳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最高奖励；他为未来之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利用兹纳涅茨基某些范畴的尝试，见Ｌ．Ａ．科塞：《理念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Ｍｅｎｏｆ Ｉｄｅａｓ：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

本书的法文原著是根据涂尔干于1913年至1914年在法国索邦大学的演讲笔记整理出版。之所以选择“实用主义”的问题来讨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实用主义思潮几乎已经成了唯一通行的真理理论，已经对西方哲学传统构成摧枯拉朽之势，而且也表现出了与社会学思潮非常亲近的成分”。所以，作者致力于对实用主义做出恰当公允的评价或批判，致力于界清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此次推出本书的中译本，旨在让读者通过译者的

本书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舍勒代表著述之一。作者从实践理性的维度上，关 注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深入探讨了知识的现象学问题，对社会哲学中知识现象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本书提出的问题在当今西方思想界具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可深入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方面，为后世研究开拓出新局面。

《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共五章，即：哲学批判与反思、现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交往行为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交往理性”的重建与话语伦理学、文化理论。

“共同体”这个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 然而，“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 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就要付出代价。共同体体现了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令人渴望的东西，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获得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解决，但我们可以对存在的机遇和危险作出评估，至少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在本书中，齐格蒙特·鲍曼评估了上述的机遇和危险，并以其与众不同和充满睿智的方式，提出了重新评估的概念，这正成为当前关于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的争论的核心概念。 齐格蒙特·鲍曼是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的荣誉退休社会学教授，当代著名思想家。 本书内容有：坦塔罗斯的痛苦；重新植根被根除之物；分离的时代，或第二种型式的伟大转变；成功者的脱离；共同体主义的两个渊源；承认权和再分配权；从平等到多元文化主义；结果：隔离区；多种文化，一种人道？

在《君王论》中，马基雅维利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王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君王须兼狮子的凶残与狐狸的狡诈，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自问世以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恨之者斥之为“暴君的导师”，爱之者尊其为“民族主义国家的理论先驱”、近代“政治学之开山鼻祖”。 《君王论》是马基雅雏利的巅峰之作，主要论述了君王应该怎样进行统治。除此之外他还著有《论李维》、《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以及戏剧作品《曼陀罗花》和《克丽齐娅》。

《文明与缺憾(英汉双语)》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著，《文明与缺憾(英汉双语)》中他呈现的理论是，人类生来具有“死亡本能”，文明则歪曲了这种本能的攻击性，将可怕的负罪感强加于我们人类。弗洛伊德划时代的思想，构成了精神分析的基础，颠覆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现代性的谱系》从错综复杂的现代性图谱中抽离出“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三种典型取向，并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看作为其提供合法性证明的三种主要社会思潮，《现代性的谱系》通过一种复调叙事，为跨学科的现代性研究搭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意味的观察平台。

这是一本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经典古书。尽管是本古书，但其中的保身箴言对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仍是行之有效的珍贵遗产。看着这部书，犹如一位慈祥而睿智的老者，在一点一滴地向我们讲授人生的甘苦、做人的学问、处世的真经。

在布迪厄看来，无意识便是对历史的遗忘。本书依循历史如何忘却自身这一问式，试图寻求社会合法自身的逻辑，并依此而形成本书的基本问题：作为知识工具的分类图式(历史忘却自身的工具方式)如何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布迪厄认为，象征权力强加并灌输着各种分类系统，使支配结构演变成无意识心智结构，从而被人前反思性地予以接纳。分类与象征权力之间因而建立起了逻辑关联，而这一逻辑关联便体现为信念关系(doxa)。就此而言，分类与政治便是布迪厄终生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亦可以表述为“后神学时代的意识形态研究”。

随着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流通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全球秩序，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简而言之，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正是有效规范这些全球交换的政治主体，是统治世界的主权力量。 本书介绍了关于帝国的一般题域，并集中讨论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即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过渡，并从思想史和文化的角度讲述了从现代早期到现今的转变。此外，本书还从生产的角度对同一转变过程进行了再次论述。 “帝国”究竟为何物？按照两位作者的描述，“帝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或者说在这种进程下业已出现和即将出现的世界图景。然而，这种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进程。“帝国”是个巨大的矛盾，它左手擦除国家、地区间的界线，右手却维持、制造、扩大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它的左手还是服务于它的右手，最终维持其在全球的支配力量，“帝国”可以说是全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支配。然而，“帝国”的左手和右手并非配合得亲密无间，世界一体化的趋向同维持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支配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当张力的累积突破临界点，原有的支配体制将被崩解，新的世界由此诞生。这也正是《帝国》的两位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冷漠的描述，更不是为“帝国”张目，而是解剖“帝国”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最终超越“帝国”做理论上的前瞻，尽管这种超越在实际上还相当遥远。用作者的话说，“帝国”之幕才刚刚升起，而我们可能要穿越“帝国”的全境，才能到达它的彼端。 本书通过对帝国及其框架的详尽描述，探讨了全球化浪潮中的政治新秩序，为审视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使既有的全球化中性讨论被彻底政治化。《帝国》一面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是近年来具有全球影响的一部著作。

20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三种新社会空间形式：都市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它们与其他空间形式、与已经变形甚至只保留下一些碎片的传统空间相互碰撞、叠加、交织在一起，改变并重构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思想方式。身处这种急剧变幻的空间之中，现代人时常产生空间混淆感和迷向感。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现代窨变化这一主题展开，分析了现代空间解释框架的可能性；并对当代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存在的主要错误或不足进行了评论。 --------------------------------------------------------------------------------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20世纪初绘画空间的变异及其意义 第一节 透视性 第二节 从追求视觉真实到颠覆视觉空间 第三节 摒弃透视空间的原因及意义 第二章 心理学路径与20世纪的空间哲学 第三章 20世纪人类学从地理空间转向文化空间 第四章 人的本质与空间的构造 第五章 后现代空间论与全球化空间 参考文献

《基督宗教》为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寇克斯所撰写的一部基督宗教的入门书。作者没有从一般学者所关心的教义或组织问题入手，而是将重心放在宗教的实践者，强调“人”才是主体，才是宗教的焦点。作者从耶稣开始，巧妙地列举基督宗教传统中的决定性人物，说明他们不同的个性和表现，以及在何种层面上，为这个世界性的宗教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图画。另一方面，作者也为我们说明在当前众多的基督教派之间，仍然为大多数基督徒所遵从的节庆和教义，以及这些仪式对教徒生活的引导作用。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基督宗教的最新发展。《基督宗教》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带着我们进入基督宗教的内在世界。

本书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学家。在本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解释框架，也是对社会学理论史重新梳理和诠释。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一直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如吉登斯、布尔迪厄、沃勒斯坦，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美国的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等等，作者试图放在一个统一解释框架中予以理解。 作者的解释框架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社会分析，其二是道德立场。作者认为，任何社会学的抽象理论，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起源，并且一定植根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以历史社会起源和道德信仰来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方法论的体现。用这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方法批判和梳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和思想史，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的社会学知识，作为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对社会现象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解释，就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含义，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在理论范围内证实自己或证伪其他。 后现代方法论注重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理论的建构，都与社会权力(包括社会运动)相关。所以，社会理论也无非是为某种特定的社会构造(social construction)设定规则和规范而已，正因为社会理论是如此地产生和建构的，就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评价其核心概念和方法论的含义，以及该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效果。后现代方法论还注意到，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理论，有些社会要素被“神圣化”了，而有些要素被故意忽略了；有些社会要素被“放大”了，而有些要素被“扼杀”了。社会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来源于某种社会权力，成为这种权力的系统话语，并为之服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采取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肯定或否定某种政治实践，维护这种社会权力或抵制其他的社会权力。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也同“科学”的社会势力相关，也起源于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条件。当“科学”的社会理论成为理论世界的霸权话语，也就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势力成为了统治性的社会权力。 从后现代方法论角度，社会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真理”，不可能通过积累而形成真理体系，从而达到人类认识的极限。社会理论属于知识的范畴，要应用这种知识，就要分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当社会学知识被应用在利益冲突的环境中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得“有争议”了，社会学知识所标榜的“真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当我们进入了“后现代”时代，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大一统的政治权力被极大地消解，社会被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势力多元化，原来传统的经典性的社会学知识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在实践中无法坚持其统一的道德立场。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处在危机之中。如何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沟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就成为社会学理论本身的重大课题。作者的这本著作可以看做是解决这些课题的重大努力。 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倡导后现代方法论。也许是因为他公开提倡社会学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特别注意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他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等身，其中有多种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这本《有争议的知识》是他对后现代方法论的系统的和理论的总结，特别是对福柯“权力一知识”关系的阐发和实际应用。这本著作自1994年出版，1998年再版，成为美国许多学校的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的某些章节，成为研究生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或辅导材料。我在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选修了史蒂文·塞德曼教授全部社会学理论课程，在担任他的助教期间，为他的研究工作搜集和查阅资料，使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极多地得益于后现代方法论。值此机会，谨向塞德曼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Based on Michel Foucault's 1978 and 1979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on governmental rationalities and his 1977 interview regarding his work on imprisonment, this volume is the long-awaited sequel to Power/Knowledge. In these lectures, Foucault examines the art or activity of government both in its present form and with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ways governmentality has been made thinkable and practicable. Foucault's thoughts o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governmentality are supplemented by the essays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United by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Foucault's approach, they explore the many modern manifestations of government: the reason of state, police, liberalism, security, social economy, insurance, solidarity, welfare, risk management, and more. The central theme is that the object and the activity of government are not instinctive and natural things, but things that have been invented and learned. The Foucault Effect analyzes the thought behind practices of government and argues that criticism represents a true force for change in attitudes and actions, and that extending the limits of some practices allows the invention of others. This unique and extraordinarily useful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primary materials will open the way for a whole new set of discussions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liberalism, social policy, and insurance.

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场合，诸如：地铁、超市、影院，与陌生人最普通的接触--几句闲聊、相互注视、排队等候--这种偶然且不疑难问题的人际互动，被一套复杂细微而难以觉察的法律规则深深影响与支配。这一看不见的法律体系，就是《看不见的法律》的主题：微观法律，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开创性的论著里，瑞斯曼教授援引了大量生活中的真实例子，佐以其他学科的观点，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道德哲学，运用精细的社会观察来说明微观法律体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本书系“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袖珍经典”中的一种。本书的法文原著是根据涂尔干于1913年至1914年在法国索邦大学的演讲笔记整理出版。之所以选择“实用主义”的问题来讨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实用主义思潮几乎已经成了唯一通行的真理理论，已经对西方哲学传统构成摧枯拉朽之势，而且也表现出了与社会学思潮非常亲近的成分”。所以，作者致力于对实用主义做出恰当公允的评价或批判，致力于界清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此次推出本书的中译本，旨在让读者通过译者的精彩文笔，一睹涂尔干思想的内在张力。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是默克罗比的文集，1994年出版。作者从大众文化入手，用大量篇幅论证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社会性和道德性，而是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

《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讲述了：技术人员的理性能够对事物和人进行最佳的组织，赋予它们各自的位置、角色以及消费产品。但是普通人悄悄地逃脱了这一组织。他们运用实践的艺术、巧妙的计谋和抵制的策略来创造日常生活。借助于抵制的策略，他们改变万物及法则，以自己的方式将空间和使用重新占为已有。花招与捷径、施展计谋的方式、猎人的诀窍、变幻不定、叙述和新词、数以千计的发明实践向有能力发现它们的人们证明了寻常人并非盲目顺从，并非消极被动；相反，他们在使用既定产品的过程中，在野外的自由中实现了分离。野外的自由，每个人通过它尽可能地去感受社会的秩序和万物的力量． 十年前，米歇尔．德。塞托率先重建了实践的艺术中不知名的谋略，构建了消费社会的艺术。他具有开拓性的分析迅速普及，启发了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米歇尔·德·塞托，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被福柯称为“那一代最出色、最有才气的人”。《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是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代表作，为他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和持久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