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身体在人类精神和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深刻原因，指出现代社会往往区别对待人和人的身体——后者通常被看成是某种被动的占有物，而不是一个血肉之躯的特定根源。《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在法国出版后，受到了持续的关注：作者提出了一种在学术界极具影响的观点：身体具有特殊的地位，是自我存在和自我表现的不可缺少的舞台，同时还是个体的标志，形成了与外界的界限。

《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中德国著名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通过一步步地开启观察社会生活实践的视角，以论证的方式重构了批判社会理论从以霍克海姆最初的方法为起点、历经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和福柯的权力分析直至哈贝马斯的构想所经历的理论发展，他坚信，对社会统治的批判现在能够再一次借助反思在生活实践中确立其尺度。

This profound appraisal of post-9/11 America considers the conditions of heightened vulnerability and aggression that followed from the attack on the US, and US retaliation. Judith Butler critiques the use of violence that has emerged as a response to loss, and argues that the dislocation of first-world privilege offers instead a chance to imagine a world in which that violence might be minimized and in which interdependency becomes acknowledged as the basis for a global political community. Butler considers the means by which some lives become grief-worthy, while others are perceived as undeserving of grief or even incomprehensible as lives. She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sovereignty in light of the prisoners in Guantánamo Bay. She argues against the anti-intellectual current of contemporary US patriotism and the power of censorship during times of war. Finally, she takes on the question of when and why anti-semitism is leveled as a charge against those who voice criticisms of the Israeli state. She counters that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out against both Israeli injustices and anti-semitism, and argues against the rhetorical use of the charge of anti-semitism to quell public debate.

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之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依系于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敏锐反应。在这一点上，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大卫·莱昂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表率。他的研究、写作和教学的兴趣都围绕着现代世界重大的社会变迁展开。技术、社会、(后)现代性是他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信息社会、全球化、世俗化与宗教、电子监控与隐私，当然，还有(后)现代性，成为他的著作处理的主题。这些著作主要包括：《9·11后的监控》(Sunvillanceer September 11，2003)，《作为社会分类的监控：隐私、风险和数码鉴别》(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Privacy，Risk，andD~'t02 Discrimination，2002)，《监控社会：日常生活的监视》Surveillance Society：Monitoring Everyday Life，2001)，《重新审视教会、国家与现代性：处在欧美夹缝中的加拿大》(Rethink Curch，State and Modeminy：Canada between Europe and America，与Marguerite Vandi合编，2000)， 《迪斯尼乐园中的耶稣：后现代宗教》(Jesus in Disneyland：Religion in Postmodem Time，2000)．《电脑、监控和隐私》(C0mputers．Surveillance and Pri—vacy，1996，与Ella Zureik 合编)，《电子眼：监控社会的兴起》(The Electronic Eye：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1994)， 《信息社会》 (The Information Society．1988)等等。 《后现代性》自然应该忝列上述“敏锐反应”系列之中。这本小书初版于1994年，1999年修订增补后再版。作者的写作意旨十分明确：通过后现代性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敏锐反应”。他说：“现在，任何人想描绘文化变迁的图谱，以及——如果本书的观点正确的话——理解当代社会现象，都必须围绕后现代性这个中心问题。……因为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次重新评估现代性的机会，它表明，时下的种种迹象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自身就是变化无常、捉摸不透的，而且似乎要背弃它当年对未来的承诺。”(引自本书第127页)“后现代性概念值得珍视，是因为它警醒我们注意一系歹4重大问题。它提升了我们的敏感性，有助于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有待解释的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见本书第9页)与人们印象中把后现代视为异端、反叛等“反 面”现象不同，作者并不认为它是一种无谓的学术臆造和流俗宣传，而是把后现代(性)当作把握特定时代变迁的一个主体话语，正如人们用现代(性)标示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一样。 的确，与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尼采(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思想先驱)等人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大为“变异”了。信息与通讯技术不仅带来信息社会、全球化、地球村等外在宏观世界的新形态，它们还时时刻刻都在重构和型塑着人、社区、民族、性别等等的微观形态；生物基因技术给经济社会的外在形态带来许多革命性变革，同时，它促发了对人体、甚至对人的重新界定，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被再度凸显；电视、影像、广告充斥地球的各个角落，消费主义的狂潮波及每一颗富裕的、贫乏的心灵，消费者和消费、而不是工人和生产，成为社会分析所应该关注的焦点，鲍德里亚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分析，无法充分理解消费社会。很大程度上，这个一日千里的信息社会，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这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这个稍纵即逝的“超现实”世界，处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视野之外。新时代需要新标志、新思维。正是在结合文化变迁中考察新技术和消费主义等社会现象中，莱昂让我们相信．用“后现代(性)”来标示这个新时代、新思维是贴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身处后现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现代性。在莱昂看来，后现代并不是对现代的决绝断裂，正如现代并不是对传统的决绝断裂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在“往旧的智慧”中找到新的生机。后现代新状况使人、社会、未来等等这些亘古不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日趋尖锐。那么，如何应对呢?对此，莱昂不同意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观点，即认为伦理、价值、意义资源在现代的流失，已经使人类坠入万劫不复的虚无深渊。现代性没有死亡，莱昂在这一点上站在哈贝马斯一边．现代性中还有智慧资源可供挖掘。甚至，莱昂说，即使身处后现代，人们还可以回收、利用前现代——即传统——的智慧资源：宗教和伦理。这充分显示了莱昂开阔的历史视野，他提出，我们要“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见本书第134页)在这种视野中，各个时代都被相对化了，都被情景化了，以此关照，人类的未来未必是千年主义者眼中那幅“天启式”的灾难前景。 转型期的中国(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正处在对现代性的“饥渴”状态之中。那么，后现代性是不是一种奢谈呢?认真阅读莱昂对后现代性的解读，答案昭然若揭：谁能否认，新技术、消费主义等这些“后现代状况”不是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展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后现代性虽然并非中国的“主流”，谁又能否认，这股“支流”能够反照“主流”、能够让我们更清醒地评估现代化事业?还有，在我看来，眼下风行的“读经运动”，正是国人自信力提升、因而不殚从传统中挖掘出救助当下精神危机良方的表现。我们正在共时性地体验着传统、现代、后现代，因此，我们难道不是更有理由“认可后现代，重估现代，回收利用前现代”吗?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莱昂作为西方学者，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保持着自己的视角，在作品中，他几次谈及后现代和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并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作为后现代性的特征来讨论，这显然是牵强的，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所致。在另一个方面，作者对于现代性的批评，也显得过于严厉。虽然这些缺点不能稍减这部作品的价值，但是，我们在阅读过程，还是要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合理地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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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ISBN：9787561752029，作者：（德）桑巴特 著，杨树人 译

作者为西利物浦大学社会学教授，对现代性问题有专门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围绕着近十年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深入分析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复杂的关联。作者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怀疑论的产物，因此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启蒙所倡导的反思和怀疑精神塑造了现代和后现代精神。全书分别讨论了现代性的话语﹑现代性与世俗化﹑启蒙的局限﹑现代性的不可能性﹑拯救现代性﹑后现代性和社区的可能性﹑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后辩证法与社会的审美化。

In this combative, controversial book, Terry Eagleton takes issue with the prejudice that Marxism is dead and done with. Taking ten of the most common objections to Marxism - that it leads to political tyranny, that it reduces everything to the economic, that it is a form of 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d so on - he demonstrates in each case what a woeful travesty of Marx's own thought these assumptions are. In a world in which capitalism has been shaken to its roots by some major crises, "Why Marx Was Right" is as urgent and timely as it is brave and candid. Written with Eagleton's familiar wit, humour and clarity, it will attract an audience far beyond the confines of academia.

本书作者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人是什么又可以是什么，而不是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恶为什么总是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从社会学及生物学的视角揭示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必然性---尤其是恶。或许读者看完后会觉得恍然若失，但是“认识自己”这决非苛求，而是人类为自己找到合乎本性的道德，同时也是使自己遵守合理道德规范的前提。 追根溯源，人类之恶，实来自其动物性本能。同样道理，人类之善，也与生俱来。恶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力量无法彻底约束人类的天性之恶，对恶感兴趣，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有恶的冲动。有时道德对天性的过分约束，会导致相反的效果———恶的爆发。在这个意义上，高尚的甚至严厉的道德要求并不总是对的。 奥地利学者弗朗茨·M·乌克提茨在书中一开始就引用叔本华的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个小孩一样，如果你过度溺爱，他就变得很不听话；所以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过于随和，过于亲切。”乌克提茨还转引瓦特松的话：“恶享有某种特权。它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坏蛋身上有一种引人遐想的力量，而这是任何一位美德的使者都望尘莫及的。”

德里克的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都是以中国作为具体案例而展开的。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对全球化和后殖民的关注、对中国和现代性的审察，使他具备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学术眼光，本书集中体现了德里克90年代以来对上述诸问题的种种思索和探讨，也是德里克专为中国读者选编的论文集。

丹尼尔·贝尔较为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在理论专著越来越难读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今，贝尔的这种方式，算得上是一种反拨，至少是跟古代的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接了轨。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气势汹汹的术语，只是通过一条一条的设问，归类，推演和反驳，就把问题引向了自己所需要表达和阐述的中心里来。事实上，贝尔在这本书的开始篇章“为对话体一辩”里，首先就是提到《理想国》这个先例，并且认为“英美政治理论中正在进行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似乎特别适合使用对话形式”。

“如果不想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政治领域，除了带来好战的呼号，悲伤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在这部激情洋溢、极具个人风格的著作中，巴特勒深刻反思了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社会，批评了美国当局发动长期战争的决策，继而呼吁人们深入认识哀悼与暴力的力 量，理解它们如何促成团结并鼓舞人们追求全球正义。显然，巴特勒一直致力于激发、探索各类“麻烦”，而这也正是其学术志趣所在：“由心理世界出发探索公共生活，鼓舞人们懂得团结、认识痛苦。”诚如荷米·巴巴所言，正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主体。 ——“一言以蔽之，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极为深刻、极富胆识、极具影响的思想家。”（J. M. Bernstein） ——“显然作者一直致力于激发并探索学术与政治领域的‘麻烦’。” （Bookforum） ——“力作，闪耀着深思熟虑的光芒。”（Brooklyn Rail） ——“尤为关注时事、平实易读的巴特勒著作。”（Women’s Review of Books） ——“独具勇气与抱负的力作：由心理世界出发探索公共生活，鼓舞人们懂得团结、认识痛苦——正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主体。”（Homi K. Bhabha）

《理性与文化》：“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理性与文化》是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代表作。理性与传统、习俗、权威、经验、情感以及零碎的试验与错误的程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理性作为一种明晰、有秩序、个人主义的东西，它在自足的、独立运行的心灵中所发挥的作用?理性是否能使人免于只沉湎于文化?等等，作者就此回溯了自笛卡尔、康德、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以来关于理性与文化的论述，提出的见解是饶有意味的。

《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政治生态学著作，全书从自然、政治和科学三大领域，探讨我们能用政治生态学做什么的问题。该书赓续拉图尔之前著作的思路与特色，在该书中力图为政治生态学（不是作为学科，而是作为生态政治运动的“绿色运动”）设计新的理论建模，开辟新的科学社会学途径与思考空间，是一部不同于寻常悲天悯人的生态忧思录。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全“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诸层面的矛盾得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能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透视了后现代社会虚拟取代现实的严峻境况。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日益疏远，模拟物取代了真实物，拟像比真实的事物更加真实。在这样的境况中， 人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值得怀疑了，虚拟的社会现实变成一种“完美的罪行”，值得警醒。

《西方社会思想史(第3版)》将西方社会思想及社会思想家置于重大的时代背景、历史潮流及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流派中，以社会生活的结构逻辑为横轴、学理脉络的历史逻辑为纵轴，概述了从古希腊城邦社会学到当代后现代社会学的西方社会思想演进的历程，突出社会理论的时代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展示“思想的理趣和历史的韵律”。在对西方社会思想的分析观照中，同时亦表现了作者对西方文化精神的独特领悟。 《西方社会思想史(第3版)》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结构紧凑，议论深透；将哲理反思、历史考究与社会分析融为一体。一卷在手，西方两千五百年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深层的文化精神尽收眼底。

《女权辩护》出版于1792年，是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部经典之作，是第一部伟大的女权主义著作。在2005年英国著名作家梅尔文·布拉格评选出的12部影响世界的作品中，《女权辩护》与《圣经》、《物种起源》等一同入选，这部著作在人类进程当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这种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是造成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的罪魁祸首；她把婚姻视为一种“合法的卖淫”，对女性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深感痛心；她主张女性的权利同男性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呼吁给予女性同男性一样的教育权、工作权和政治权。她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则是革除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