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姆巴蒂斯达・维柯（1668―1744）是近代意大利最伟大的民族哲学家，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历史学、语文学、法学、美学、教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凡的开拓创新，而且有很多思想至今仍然在等待着我们来消化。本书是维柯生平第一部专著。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下简称《古代智慧》）是维柯生平第一部专著。此前的七次大学开学典礼演讲是出于职责而为，其中只有第七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在本书出版的前一年出了单行本。另外正如维柯所说，本文是为学者而作，此前人文演讲的对象则是青年学子。维柯本来计划要写三部书，但在出版了第一部也就是《形而上学》之后，这项工作就再没有完成。关于第二部也就是《物理学》部分，维柯仅仅有了一个思想草图，后来在1713年出了一本只有向而的小册子《论生物体的平衡》。

《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围绕方法论的问题展开社会科学的哲学的讨论，重点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把维特根斯坦的转型看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契机。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出现了两条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条是实证主义的思路，另一条是现象学一诠释学的思路。纵观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和现象学一诠释学的方法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又遇到了各自的问题。 《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即围绕方法论的问题展开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讨论，全书的重点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把维特根斯坦的转型看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契机。 《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所涉及的论题是国际学界的前沿问题，亦是热点论题，《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也是我国第一部深入探讨相关问题的学术专著。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尝试打通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界限，从而为探讨相关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背景；同时，在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中，综合旨在理解的诠释学的方法和旨在说明的实证的方法，也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共同关心的课题，《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也在这一方向上展开努力，力图把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历史认知，必须在现代的自我理解过程中展开。在世俗化的人本世界，“上帝”既死之后，占据上帝之位的却是基于主体之人的“价值”，价值的僭政构成了虚无主义困扰的本质。而1990年代以后，价值的生产在中国终于被纳入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建与中国的重建不可避免地关联在一起，而中国思想与中国政治的成熟无疑是中国重建的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天下思想在这个重建过程中必将自身展现为一个深邃广袤的远景思想空间。

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的一大好奇心就是探讨人同动物的差异何在。正是在和动物的对照中，人才确立自身的独特性，黑格尔一科夫传统和尼采传统是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对立的回答。晚近的大陆学家海德格尔，巴塔耶，德勒兹，福科，德里达和阿甘本在这两个传统的启示下，对人和动物的关系作了更加激进的表达。本辑力图呈现这些哲学家对人和动物关系所作的批判性思考。

本书系"欧洲思想系列"之一，其主要思想在于：对现代文明社会的进程中的种种缺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整个思想界反思现代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启迪。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系“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之一，根据女性主义的历史演进，对各派理论给予了细致的说理和精当的评价，力求作出辩证的分析，既讨论其优点，也指出其不足。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 (prayer wheel)，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 “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导言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1．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2．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1．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2．制度的仪式 3．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要的元素 4．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审查与塑形 2．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3．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的论证 注释 译后记

《社会契约论》由让-雅克·卢梭所著，包括了：开卷之主题、早期的社会、强者的权利、论奴役、必须时时回顾原始的契约、论社会契约、主权体、文明社会、论财产权、主权不容放弃、主权体不容分割、公众的意志是否会出错等内容。 《社会契约论》：买中文版送英文版。看懂社会本质的第一本书，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理论基础。

本书原为考察福柯论社会理论与社会史的最新著作的价值的一组论文。福柯自1968年以来写作的著作包含着某些社会理论和社会史著述中的重要进展。作者试图从其所发现的具有较小价值的其他福柯思想的特征中析出那些进展。作者将福柯的著作置于双重问题式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以及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式。作者试图证明，福柯提供了包括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恰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方向，并将之带出他当前的困境。

劳动和生产概念还能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吗？这些概念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幻象？在消费社会，当阶级的界限逐渐模糊时，如何发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为了四答这些问题，鲍德里亚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到消费社会——出发，认为仅从生产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反映，他认为必须打破体现资本主义而上学的生产之镜，寻求新的批判策略。

本书采用谱系学的方法，借助跨学科尤其是心理学的视角，对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做了深入的描绘与阐述。通过对古代世界、基督教、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个人主义时代这些阶段的探讨，作者指出，西方的自我概念经过了“模拟的自我”、“外在授权的自我”和“内在授权的自我”这样三个演变时期。 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关于自我本身的一些假定所存在的问题出发，对个人主义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拉美天主教文化、亚洲（尤其是中国）文化等不同文化传统进行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作者试图表明，个人主义范式的替代物不仅存在，而且可能也预示着一种以承认人类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新的世界观的出现。

From Publishers Weekly Starred Review. In his characteristically erudite yet engaging fashion, Taylor, winner of the 2007 Templeton Prize, takes up where he left off in his magnificent Sources of the Self (1989) as he brilliantly traces the emergence of secularity and the processes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modern age. Challenging the idea that the secular takes hold in a world where religion is experienced as a loss or where religions are subtracted from the culture, Taylor discovers the secular emerging in the midst of the religious.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with its emphasis on breaking down the invidious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rovides the starting point down the road to the secular age. Taylor sweeps grandly and magisterially through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as he recreates the history of secularism and its parallel challenges to religion. He concludes that a focus on the religious has never been lost in Western culture, but that it is one among many stories striving for acceptance. Taylor's examination of the rise of unbelief in the 19th century is alone worth the price of the book and offers an essential reminder that the Victorian age, more than the Enlightenment, dominates our present view of the meanings of secularity. Taylor's inspired combination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sparkles in this must-read virtuoso performance. (Sept.) Copyright © 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 a division of Reed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米歇尔•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于1952及1953年分别获得精神病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相关文凭，并在此期间聆听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课程。1954年，福柯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精神疾病与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但后来他对这部著作不甚满意，认为它不成熟，因此在1962年再版时做了大量修订，书名也随之更改为《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福柯在此书中强调“心理学只在疯癫被控制之后才成为了可能”，将疯癫的历史放入社会及文化结构中进行探讨。他通过对精神疾病特殊性的分析、对心理学具体形式的研究以及对疯癫状态的定义，呼应了书中的两大方面：精神疾病的心理学范畴以及疯癫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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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条新闻背后以哲学手法挖掘新闻事件的真假对错。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不相信2000年。这样的说法已经够让人不安了。可是，他还有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说法：千禧年可能不会出现。对他千年虫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痴心于记忆、哀悼、清选其过去的不断进行自我忏悔的文化，描绘了一个甚至连历史的终结都已经消失了的世界。可是，在这个灰色的现实图景背后，鲍德里亚又向我们揭示出，我们依稀还有一丝可能性尚存，而且最后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突然转变。 　　《鲍德里亚与千禧年》一书阐述了鲍德里亚这位重要的文化分析家关于后现代时期的这种极端的无为状况的思想，剖析了诸多批评家对其思想体系进行的指责和批评。该书探讨的主题诸如自然灾难，肉体、受害者文化、身份和互联网病毒等核心概念，映现出鲍德里亚的千禧年思想自1980年代至2000年的发展过程——从拟像到消亡。

1959年的“天问集”，引发西方知识界为期10年的文化反省。

本书在西美尔《论宗教》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他的后宗教的宗教理论。其宗教思想触及面很广，包括宗教社会学、“生命哲学”的宗教观、现代性文化理论的宗教观三个方面。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在神学方面，可以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主义的信仰论相通，可与巴特和布尔特曼的辩证神学思想相参较，尤其是“基督性”与“基督教”的区分，在社会思想方面，则可以与韦伯和卢曼的自由主义宗教理论参较。在将基督教思想社会理论化方面，功绩不让特洛尔奇。西美尔是古典社会思想家中宗教理论最为丰富者，尽管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理论著述多，但涵盖面均不及西美尔。

本书是大卫·麦克里兰教授对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流所作的简洁的勾勒。麦克里兰认为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有两种。一种主要存在于英国和法国的哲学中，由特拉西经迪尔凯姆，到20世纪的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研究路径推崇人的理性，认为惟有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才能产生可靠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应与自然科学方法一致。另一路径发源于德国，由黑格尔、马克思，经曼海姆至哈贝马斯。这一路径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不适宜解决社会问题，不存在客观的研究方法，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的局部利益相联系的。 作者旁搜远绍，条分缕析，对各家各派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了细致的考察，并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