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假如没有“敌人”，或者纯粹只是某个人的私敌，那么，革命的发生就没有社会和历史的合理依据，革命组织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契机和必要。中国土地革命的领导人是怎样构建“敌人”的呢？他们对“敌人”的确认方式又是怎样有别于传统的造反者的呢？作者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对象探讨了这一话题，该根据地以其缔造者方志敏而著称。作者采用关注微观行动机制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详尽地解析了革命者是如何一步步利用、引导、转化、重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敌人意识”，为革命目标服务的；并对那种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并以对政策的分析评价为主的主流研究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挑战。

本书作者对于日本现代知识制度和话语体系的所谓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进行了猛烈的颠覆,并展开了对于“东亚”这一个既缀满历史痕迹又有现实迫切性的话题的重新讨论.

《奢侈与资本主义》内容简介：对于那些对经济史、宗教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作者桑巴特的著作应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本书系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国和日本古代都城进行研究的学术文集。内容涉及20世纪以来的秦汉城市史研究，日本有关魏晋南北朝的城市研究史，中国汉唐地理研究，宋代城市研究，日本古代的宫都，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宋元明城市城墙问题，元代都城史研究，战后日本中世都市史研究，明清北京城市地理研究，中国近代都市化和宗族，近代城市史以及大阪的城市社会和文化，等等。

本书以英格北部个最重要的纺织哈利法克斯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西方文化史中的干重要课题。 作者剖析了在资本主义大型纺织企业开始侵蚀小独立织工和自耕农的过程之中，一个日渐裕的制造业中产阶级精英是如何在哈利法克斯兴起的，这个新的层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密切联系，他们形了自己对信贷、投资和货币的看法，以及特有的对于一系列奢侈品和时用品的消费取向。本书对于目前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族主義研究的必讀經典 《想像的共同體》自1983年問世以來，不但使學界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角度產生哥白尼式的徹底翻轉，其深刻影響也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除了被譯成三十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甚至成為一種近乎教科書的作品，遠遠超乎作者的預料。 安德森從文化內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討民族主義的源起，並辨析民族主義在美洲誕生，被歐洲的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政權吸納，再到亞非兩洲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反帝國主義抗爭的數百年過程。 此次中文增訂版收錄了安德森於2006年新添的一章，概略檢視了此書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此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與反應情況；另外更收錄了2003年作者兩篇關於臺灣處境的研討會講稿，以及譯者訪談這位學術大師的深情記敘。

《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内容简介：本文主要围绕清末民国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会馆等城市公共空间而展开，在辛亥革命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如何互动碰撞的主线贯穿下，研究范围将包括舆论中的“革命”、形塑革命中的舆论变迁、新革命英雄谱系、革命烈士的生成、追悼会的现实情境、伟人将帅在生意中的呈现、上海商家与革命、消费大众与革命、上海在武昌起事后的城市乱象，革命后上海城市的控制；民变、兵变的产生；革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地下社会(全3册)》讲述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中国地下社会》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地下社会的全部历史，既包括清末以前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也包括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与黑社会。并且以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地下社会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作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 《中国地下社会》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上清末以前的秘密社会（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和民国年问（1912—1949）的会道门与黑社会。第一卷内容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第二卷为晚清时期（1840—1911）的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第三卷为民国年间（1912—1949）的会道门与黑社会。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讲述了：中国秘密社会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奥领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王大为做得非常不错，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主题的模糊性。作者全书论述的主线是“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兄弟结拜”或“异性结拜”）——秘密会党——叛乱（林爽文起义与朱一贵起义）。严格说来，“立有名目的结拜”就是清朝政府所关注的民间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此，书名中的副标题“一种传统的形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令人费解了——是“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还是“秘密会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呢？而且，作者谈到，天地会从东南地区南方各省蔓延、“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它构成了19和20世纪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06页）。那么，天地会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种传统急剧蔓延的呢？作为一个组织，人们看到的天地会是一种结构、决策程序和机械装置，各“房”之间得以从中获得信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会想到仪式与信条的传播，包括相信无所不在的天地会的存在——无论天地会作为一个组织是否真实，“我想，王大为写的是‘组织’，但他经常指的是‘传统’”。第二，论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况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多有模糊之处，例如，他说：“林爽文天地会与立有会名的兄弟结拜之间的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关林爽文天地会的其他内容表明，与其说它是会党，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第64页）。把会党与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混同的叙述在书中多有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又如：“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结拜组织，而非叛乱，尽管为了了解这些组织必须对叛乱加以研究。……我们得知，结拜组织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可以随意解释的东西，这两次叛乱更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而非兄弟结拜或是秘密会党的组织能力或是信仰力量”（第103-104页）。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作者把这两次叛乱“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传统？）基本没有展开论证，人们看到的是兄弟结拜与两次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一贵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结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第70页）。其说自相矛盾。王大为认为，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有助于后者向整个华南、华中地区的传播。那些逃离闽台的会党分子在所到之处，又重立新会。原书第129页的附图显示了这一地理流传方式，颇有说服力，但原书第130页的统计数字又说，闽粤地区60％的天地会组织是本地人创立的。这是作者必须加以解释的。第三，王著在结构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第六章“中国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仅用了区区5页。作者的原意是，在这一章里，“将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观点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实际上，由于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并未达到——至少有三点，一是缺乏对结拜组织或会党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活动特征的宏观性总结，即它们对内互助、对外犯罪与反清斗争的关系；二是会党的政治性、破坏性是如何被后来的政治团体所利用的（包括会党是如何沦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三是作者在本章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东南亚华人会党的情况，也许超越了本章主题。或许，把本章作为“结语”更为合理一些。第四，王著在行文中还存在一些史料与术语方面的错误；在书后的“注释”（原为统一尾注，现一并改为脚注）与“征引资料篇目简介”中，或许由于校对的原因，存在较多的人名、地名、文献名称等方面的翻译错误，我在翻译中已经一一更正，或是以“译者按”的方式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趋向于认为：水下世界是一个人们观察不到的、游离的、分解的混沌世界。波动作用、水流、淤泥、由海洋生物活动引起的变质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因素，使得人们认为对沉船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或不切实际的。 实际上，从沉船考古所要求的方法上看，它类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关沉船和海事的考古研究运用的是科学技术，而非社会科学假说。对沉船与水下遗迹的发掘并非一般的猎宝行为，它旨在揭示当时的社会机制和文化状况，透过沉船的残骸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运行情况。这也是《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的意趣所在。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以实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拥有诸多社会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对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是一面可鉴之镜。 ★《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 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 ★为《日本第一》2016年在中国的新版亮相，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从日本社会模式的成功中亦可窥一二：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 ，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沈丁立译新版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博士等鼎力推荐。

本书探讨欧洲学界对礼物的阐释历史，关注的时间范畴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早期。传统的欧洲社会流行礼物互赠，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在19世纪社会理论的话语中消失了，不料到了20世纪，却成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现代人类学家在大洋洲、太平洋西北岸发现了礼物交换的现象，同时将这种观念带回欧洲社会；马塞尔·莫斯查阅了一些国家的古文献，融汇自己的见解，在1925年发表了《论礼物》。该书也是以下讨论的起点。《礼物的回归》阐释了欧洲思想史如何可能从全球语境中获取新的意义。

有关暴力的言词浩如烟海，在常识中，在教师们与牧师们的集体智慧中，都认为我们害怕，而且应该害怕“他者”——危险的陌生人。拉塞尔·雅各比却在本书中论证了：暴力最为经常、最为野蛮地发生在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们之间。他将圣经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弗洛伊德的“对细小差异的自恋”观、对反犹主义和厌女症的洞见，以及对从16世纪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到我们时代的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的独特分析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暴力冲突极具颠覆性的解释。 本书是阐明暴力诸种根源的一种努力。我想提出建议，而不是提出独占解释的要求；想激发论争，而不是宣布结论……不过，还是让我们引用T.W. 阿多诺的一句话吧：“思考就是幸福，即便在它所界定不幸之处也是如此。”在思考恶的过程之中，我们努力争取善。 ——拉塞尔•雅各比 《杀戮欲》一书将我们的视线转向了兄弟相残，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内部的敌人”——犹如震惊地凝视着镜中的卡利班一样。这是做得最好的人文主义研究。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一本卓越、博学而又发人深省的书。拉塞尔•雅各比论证了如下观点：兄弟相残的转喻深深地——而且是危险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与之相邻的种族灭绝也相伴而来；并非遥远而陌生的“他者”，反倒是众所周知而又十分熟悉的邻居才是激发仇恨和暴力的人。这是一种令人警醒的认识。 ——简·T.格罗斯

《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的问题包括：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同样的政体，为何到处陷于崩溃？何以法国人民对封建特权尤其憎恨？何以当时的法国人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彼此相似，又更彼此分离、漠不关心？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全五卷)》，本书分为导论卷、边疆民族卷、军事体系卷、司法场域卷、经济发展卷。作者坚持约一则博的研究路径，以“立一论”为旨归，重视全书的核心命题的提炼。本书致力于在跨语际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切磋、辩难，在超越“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的困境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利用自身复合性的学术训练和优势互补进行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在不同学科底层往来穿梭，挖掘其间共同的话语语法构型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一部独力完成的“新清史”的主干部分。

作者以同性欲望为视角探析爱悦、法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作为跨学科的法学研究试验，作者提出并运用有机结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文学的想象力”的“法理学的想象力”，力图描述同性欲望与中国现代性之间互动所形成的法律文化表征，指出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如何围绕着同性欲望来建构和重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