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向流动的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在西方影响下的上层制度无疑对地方社会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完全采取被动的姿态，以无法抵抗的无奈形式加以盲从和接受。上层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时也会在吸收地方传统的意义上调整自己的策略，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历史证明，中国近代许多历史态势的形成，都是上层与下层反复拉锯式博弈的结果。可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是从单向上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没有把这种动态的复杂性纳入自己的视野，甚至把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满直接转换成对下层的研究态度，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搞明白上层社会的政治运作，也同样很难理解下层社会得以具有所谓“地方性”的缘由。这就是我想重提政治史研究的原因。

本书包括：第一章：担任官职作为收入的来源、第二章：绅士功能作为收入的来源、第三章：充当幕僚作为收入的来源、第四章：教学作为收入的来源等内容。

本书是一个西方传教士对晚清福州社会历时14年的精密观察的结果；是西方汉学界推崇备至的中国人生活记录权威著作；是福州民俗文化的里程碑著作140年后绝世再现；是对福州民俗的历史轨迹全面重新审视。它被“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视为经典”，“在西方很有影响，曾多次再版。”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

《世界级阴谋》可以告诉你们什么？如果1969年美国人就上过月球，那为何之后的41年却从未去过一次？科学家和军方为何联名提请法国总统关注非地球智慧入侵？面对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和情报机关，本•拉登就是逃得了，要么美国人没认真抓，要么根本没有本•拉登。两个半世纪以来的所有重大突发事件，都有同一只幕后操纵黑手。你相信这些都是《世界级阴谋》吗？ 9•11疑点不断，知情白宫放任袭击发生？希特勒只是棋子？谁的棋子？你的手机被监听了吗？地球上没有一寸土地可以逃脱梯阵系统的监控，手机、互联网、软件商、SNS网站更是级泄密者？中情局和黑手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传家宝”绝密档案解密为何突然中止？美军最新开发的致命武器以改变人的行为、控制心智为目的，是为“电子巫术”？2012是史无前例的动荡与混乱之年？自然或超自然灾难集体迸发？达尔文回答不了“企鹅的脚为何不觉得冷”。进化是由“最高智能”安排规划的？今天吃喝呼吸都是高危活动，谁在我们的盘中下毒？我们是真的生病了，还是大制药公司需要我们生病？是治好病还是卖掉药？人类近十年对大自然的破坏已不可逆转，如何阻止已被宣判的末日到来？他们想灭绝人类？隐性污染不断大规模入侵，我们是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性实验的牺牲品？谁将从这场罪恶中获利？艾滋病，来自大自然的意外，还是一次失败的生物实验？世界是电视和广告想让我们看到的样子，被洗脑的我们还有机会清醒吗？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世界级阴谋》里，我们会告诉你答案。

【内容简介】 社交媒体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信，到宗教改革、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过去人类跟同伴交流信息的方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社会。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在散播信息上面统治了几十年后，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交媒体重新变成人们与朋友分享信息的有力工具，并推动公共讨论走向一个新的模式。 汤姆•斯丹迪奇在书中提醒我们历史上的社交网络其实跟现代社会的社交媒体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天主教会在回应马丁•路德的攻击上的两难境地很像今天那些大企业回应网络上的批评时的状况；17世纪人们对于咖啡馆会分散人们工作、学习注意力的指责也很像今天对社交媒体负面作用的担心。借助对托马斯•潘恩和“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等人物的讨论，作者还探索了一些人们一直争论的话题：从言论自由和审查之间的张力到社交媒体在启迪创新和激发革命上的作用。这是一次对社交媒体演进的迷人回顾，也是基于历史对未来趋势的完美预测。 --------------------------------- 【编辑推荐】 ◎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怎么能不知道社交媒体的前世今生？本书就是一次对社会化媒体演进的迷人回顾，完全颠覆你的传统思维，重塑我们对社交新媒体的看法。 ◎ 从莎草纸信到小册子、咖啡馆、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介怎样进化？ ◎ 从古罗马到宗教改革、美国革命，再到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社会变迁？ --------------------------------- 【评论】 汤姆•斯丹迪奇又一次完美展示了他将历史与现实的争论联系起来，并激荡出新知的天赋。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有趣，论证也很具说服力。 ——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媒体理论家） 这本书让我们懂得，今天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肇始于古罗马的社交媒体传统的延续。这就让我们能更清醒地感知人类现在是如何在转推历史并同时创造未来的。 ——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craigslist创始人）

乔尔·科特金以其神来之笔，从中石器时代到现代，对城市历史进行了一次扫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支柱。从这一点上来说，权威性将更具价值。作为都市学家，他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从远古中石器时代城郭的宗教根源入手，分析了古代印度和中国的集镇，并由此把我们引导到“正统城市”的雏形上；再进一步解说拜占廷和中东地区的城市乃至中国，到威尼斯及其后的城市商业帝国的崛起，再到后来的工业城市（从伦敦、芝加哥和东京到上海及底特律），直至今天的后工业化城市和城市郊区的现实。作者特别强调和重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城市探究。他以其敏锐的判断力解读了这些城市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

我们时代的《论法的精神》 ★ 公共舆论如何左右立法变革？ ★ 英国法学名家A.V.戴雪哈佛讲座，启迪国人公共智识 戴雪是一个博学深思的学者。他不但能善于分析事理，以勾取玄要部分，而且能于变异与芜杂的实事之中，抉择主要原理。他本来具有文学的天才，故在他的书中命意遣词，均属匠心独运。 ——历史法学派名家 保罗•维诺格拉多夫爵士 (Sir Paul Vinogradoff,1854-1925) 这本书融合了史家与法学家的智慧，它向人们展示了法律形式与条文背后的东西。……这本书就是我们时代的《论法的精神》。 ——《泰晤士报》 --------------------------------------------------------------------------------------------------------------- 本书为戴雪研究英国法之著名作品。戴雪选取独特角度，研究19世纪英国政治法律变迁与英国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潮、舆论思潮之间的深刻关系，是理解19世纪英国政治法律史不可或缺的、充满洞见的著作。本书由12次讲座构成，逐次论述了法律与公共舆论的关系、特点，以及19世纪英国的三个主要立法时期，即托利党主导的立法停滞时期、辉格党主导的边沁主义时期以及19世纪末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集体主义立法时期。 经由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国家及时代，其立法如何较为迅速地体现了社会阶层在不同时期的利益要求和意见，并能初步了解现代社会中立法和思想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收录作者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的八篇代表性论文，不少人将此书的出版作为新文化史的肇始，作者也由此奠定了其作为新文化史领军人物的国际地位。本书以16世纪里昂地区新教徒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为视角，对当地印刷工新教徒的罢工、城市妇女、“嘉年华”民众聚会、知识阶层的文化认同等重要问题作了深描，期待深刻反映这一时期整个法国社会的历史风貌。作者犀利独特的学术眼光、超乎寻常的选择问题的角度、出人意料又出神入化的切入主题的方式、极具想象力的历史叙述，都有助于读者读懂何为社会文化史，并了解其中史学研究范式演变的轨迹。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大转向》赢得了201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别奖，该书生动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找到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著作的经过。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想要论述的主题是：“世界如何转入一个新方向”。但与大多数描述这种剧变的书所不同，在格林布拉特笔下，“转变的原因不是革命，不是一支闹哄哄的军队出现在城门前或是在一片未知的领土登陆……”他为自己辩解：“对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比喻其实是带有欺骗性的。”巴士底狱被攻陷时里面几乎没有关押囚犯。在美洲新大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并不是西班牙人的大军压境，“而是身患传染病的西班牙水手，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土着的围观下，第一次打了个喷嚏或咳嗽了一声”—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论述可以在我们曾评论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读到。 在《大转向：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中，这个关键性的瞬间是：1417年的一个寒冷冬日里，一名“瘦小、和善、机警、年近40的男人”走进一家修道院的图书馆，从藏书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陈旧的手稿，一边翻阅一边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紧接着他把手稿全部复制了一份。” “这就是瞬间的全部了，这就足够了。” 这个男人名叫波焦·布拉乔利尼策。如果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他一点也不和善。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曾这样描述过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人文主义者的队伍也不是清一色的正人君子，其中也不乏书呆子与趋炎附势之辈。他们就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和巴黎的任何一个文化圈子一样，是一群自负好辩、脾气暴躁、性好妒忌的人，总是会不停地相互写信进行指责与抱怨。” 波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曾经身居高位。他做过一位教皇的私人秘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介绍，教皇法庭大约有100位文书，6位教皇秘书，在6位教皇秘书中，又有一位特别的“私人秘书”。波焦正是从文书开始，一步一步击退他的多位竞争对手，成为教皇私人秘书。 教廷是一个“谎言工厂”。教皇的秘书们会聚集在教廷的一个房间内，像今天的无聊男人们一样，交换各种笑话和故事，“他们之间的这些唠叨非常琐碎、虚假、狡猾、充满诽谤，还经常夹带着淫秽下流。”波焦后来将这些段子全都用拉丁语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叫《滑稽故事》的书。在这本书里，波焦写道：“在这里，才能和诚实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诡计、运气或是金钱。说到金钱，似乎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 在1452年的一次争吵中，波焦和同为教皇秘书及人文主义者的乔治大打出手。争论的主题是“在翻译古代作品的过程中，谁应该获得更多的荣誉”。73岁的波焦称乔治是个骗子，53岁的乔治报以老拳。然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停顿和沉默，两个人又厮打在一起。波焦一手抓住乔治的脸，另一只手试图抠出对方的眼珠。后来在总结这次学者之间的斗殴时，乔治说：“说句实在话，刚才我可以把你伸进我嘴巴里的那只爪子咬下来，但我没有这么做。而且刚才我坐着你站着，我完全可以两手抓住你的睾丸，然后把它扯断，但我也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描述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但不要忘记这些好争吵的人文主义者也都是文艺复兴的骨干。而且他们创造力的炫目程度让后人惊叹。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引用了一位学者的统计说：“1420年至1540年，意大利总共出现了600多位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算上他们的上一辈人，总数也不超过一千。再加上那些不太着名的人也不会超过两千。然而正是这区区两千之众，创造出了令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 正如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最粗浅的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创造力与贡献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和罗马作家哲学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上的。“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不仅恢复了许多过去被湮没或扭曲的文化价值，而且还释放出了新的能量，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从而最终触发了新的真理的发现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阿伦·布洛克说。 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寻书”，在古迹之中、在权贵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将尘封的哲学着作发现，并且再次传播出去。波焦效仿的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一位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彼特拉克在1330年代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作品《罗马史》重新拼合，公之于众。他还找出了包括西塞罗和浦洛佩提乌斯等的作品。“彼特拉克的成就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并为意大利人找书开了先河。彼特拉克的成就激励了其他人也开始寻找那些尘封已久的古代名着，这些名着都已被埋没长达数百年之久。这些重见天日的名着被复制、编校、评注，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找书之人的推动下，这些名着还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度，并为日后的人文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 波焦正是在彼特拉克的激励之下，翻遍中世纪的图书馆，想要找到失传古典名着的寻书人。由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籍稀少又珍贵，“它们”代表了整个修道院的“声名和威望”。因此，一个优秀的寻书人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教育带来的语言水平和鉴赏能力；誊抄书籍的能力—对，是誊抄；以及一定的声望和人脉帮他叩开图书馆紧闭的大门。 他在那个冬日找到的书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本“最终将会摧毁他的整个世界的书”。《物性论》是本高深的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概述，这本书的大概思想是：宇宙按照平等的进化原则构成了万事万物，地球或者是地球上的物种并非宇宙的核心，人类和动物也是平等的。“讨好与满足上帝没有任何意义，宗教狂热没有立足之地，苦行修道之人没有必要克己忘我，对无限权力和绝对安全的幻想失去了支撑，依靠战争获得征服与扩张的妄想失去了依据，挑战和战胜自然是不可能的，万事万物都无法摆脱不间断的形成—恢复—改造的过程。人类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战胜自身的恐惧，并接受一个事实：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瞬息无常的，不可能永恒，所以，要学会享受当下，拥抱美丽的世界。”它否认上帝、否认永生，认为世界由原子构成，灵魂自然也无从说起。它认为当下更重要，苦行自然没有必要。 在《物性论》被从修道院的收藏室解放出来之后，写作《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写作《乌托邦》的莫尔、后来被作为异教徒烧死的布鲁诺纷纷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接下来，影响的链条继续传递：莎士比亚、蒙田（蒙田的随笔集中有近100处对《物性论》的直接引用）、培根、多恩、斯宾塞、伽利略……“一旦《物性论》重新回到世界，卢克莱修的文字便开始与很多文艺复兴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产生强有力的共鸣”。那些同时是基督徒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纷纷在寻找宗教和《物性论》之间的平衡。牛顿就试图调解原子论和上帝。但是接下来，《物性论》就催生了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和休谟等启蒙运动时的作家们对宗教的怀疑。 另一位着名的《物性论》的喜好者是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他拥有至少5个拉丁文版的《物性论》，以及它的英版、意大利版和法语版。卢克莱修和《物性论》“让他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时，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公文……这种转变针对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它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保护国民的自由和生命，更是以‘追求快乐’为最终目的”。

为帝王作传、为王朝作传、为明星作传……这些都已司空见惯，历史其实就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的总和。而这部书记录的人和事，是一直以来都被忽略的，他们不是伟人、他们不是明星、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的存在很多时候不能被阳光下的我们所认知。500多个条目、100余幅照片，将黑手党五大家族及相关国际犯罪集团的发展历程、核心人物、重大事件乃至黑手党内部的组织结构，习俗暗语都做了翔实生动的介绍。通过它，通过这部关于他们的百科全书，让我们开始了解他们，感受他们的切切实实的存在。

[ 关于《深翻》： 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将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以报告并分析，于1983年出版了《深翻》。 《深翻》是《翻身》的续篇，在这部著作把一个村庄如何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经过，生动活泼的写出来。这本书由张庄人翻译成中文。] 《深翻》中文版序 威廉.韩丁(美) 我非常高兴《深翻》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译的。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和所给予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一个作者很难想到像他作品的主题和故事的主人翁反过来又一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重新创造的文化正是本书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别的什么，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别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笔、录音机或电脑，开始为后代记录他们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后代，那些丰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惊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跃的、无法预言的，但却是值得记忆的复杂的故事。 山西人民，你们的生活跨越了当代历史中最关键的，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在你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整个世界去学习的地方，你们不去记录、捕猎你们的过去，还有谁能作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从字面上讲，“深翻”的意思是深深的翻土。但我用这个词去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设者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伟大和深刻的成就。 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他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关系，因此起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从而导致工作质量不高，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理论家更说，因为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报酬，因此是均贫。到今天，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现在无论任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一口大锅饭”。 现今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还说，从互助组开始，到低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的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来出来，再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 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深翻》描术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农业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个人的利益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面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更明显了。 后来，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他们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确立定额标准。自从村里实行了小（生产）队核算开始，每个小队由 50——60农户组成，队里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完成满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产队的会计有帐，等到分配所得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在个人所得分配前，要从全队的总收入先交税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来投资在生产工具的购买，公益金用来作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成员的补助。 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对村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资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对病人和老人都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瓴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因此，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它们的很好理由。集体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它是有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因此，应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队，重新组织起来，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人，集体改造自然和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改变了家乡继而改变全县的面貌。 张庄虽然离大寨很远，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响。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 “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 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 如同毛泽东所预料的，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各个方面都处于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 毛泽东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它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它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全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可以领导整个县那么大的农场进行生产了。”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来还没有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大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互助组，这个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的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虽然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切实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辟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家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份额，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不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在互助组阶段，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时，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在实际经验中，生产过程中牲畜私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分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稳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底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不断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个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 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齐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 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　　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例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宣传。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岐的性质上，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做的不好。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却很少给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书的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岐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着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 评论者：HD　 主题：现在刚翻译出版的？有意思 回复日期：2002-3-8 9:37:31 如题。 评论者：wryd　 主题：续完 回复日期：2002-3-8 11:59:24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 后，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 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 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 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 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 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 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展开的 原因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 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像党外一样多 的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在党内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 联合在一起。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 战线的建立，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同阶级在政治和军事的战斗里有联合的必要。但 这样的联合是暂时的。各个阶级对未来的社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分裂了。只 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通过反对所有对它 的攻击来保护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 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觉悟，不断的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 进一步。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 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在一切之 上，他们认为党应该不受外部监督，只要党内自我整风就好，不必把党深入到人 民的群众运动中。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 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 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的争 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级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 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 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场从下而上整顿党的，属于党外人民的群众运动。 毛当时得到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 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 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 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 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 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 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 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之后，我 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 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 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 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 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 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 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 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 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 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 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 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 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 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 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 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 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 判我以前所认为的，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 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 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 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 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 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 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 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 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 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 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地出现。毛 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 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 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 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 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 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 第二十页） 我多么希望当初我写《深翻》时，已经能对这些观点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说 明，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 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还有机会把 这些谈清楚。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变以前名命为《立春》的决定），《分 山》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 威廉.韩丁1993年六月

以华南区域较具特色的合族祠为主题，讨论了自明清之际到20世纪中期，各地乡下的宗族组织如何通过在省城中建造合族祠，建立起他们与城市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发起建造合族祠的长期居住在广州城中的商人，又是如何借助合族祠这个平台，建立起他们之间同姓的联盟，并且加强与乡村的联系。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 ——温家宝总理（2008年3月1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管不住政府的钱，怎能管好政府手中的权？ 千年来，财税影响甚至左右着每个国家、每个个体的命运。政府财税关乎国计民生，更与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休戚相关。国家财政的“阳光化”和“公共化”，是政府体制改革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的财政留下了怎样的轨迹？一个北方小镇，这些年发生的波澜诡谲的变革，又如何折射着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这个普通的北方小镇，三十年间，围绕着政府的钱和老百姓的钱，上演了若干故事，揭示了中国财政的“隐秘”之处。 本书将带你走进这座小镇，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揭开鲜为外界所知的隐秘的税收流动真相。作者历时8年，访问上百人，取得众多第一手账本、档案、私人日记等未公开材料，通过乡镇这个小小的窗口，描绘出一幅国家三十年财政史的宏大画卷。 乡土之税，将是我们重新踏上这三十年当代中国道路的一份独特通行证┉┉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

本書主要探索唐代的婦女世界，兼及隋朝與五代。作者透過精細的研究工作，試圖勾畫出當時婦女生活的各種風貌，並揭示其意義，頗有前人所未見的新發現。本書除了重建婦女生活的樣態，更進一步考察婦女文化，也就是她們生活的意義層面。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方式。唐代婦女基本上處於男性所建構的文化中，她們大多數或者誠心接受這些文化要素，或者承受巨大的壓力，生活於不得不然的軌道。但本書也發現，婦女和文化的關係有時是工具性的，如果個人的處境許可，婦女也會運用既存的價值或文化象徵來建立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乃至開展新的行動，創生新的意義。 總之，本書兼具宏觀與微觀的取向，對一千多年前的婦女世界提供多角度的透視，相信能帶給讀者一些臨場感。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是对在近千年里欧洲国家的演化的一个即时的解读和诠释。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自从公元990年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方面的巨大差异。 蒂利教授展示了权力的运用者和资本的操纵者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导致三种国家的形成，其中每一种都在欧洲流行了很长时期--收取贡赋的帝国、分裂主权的体系和民族国家。他认为，把欧洲国家的发展设想为一种简单的非线性的过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在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中是一个重大因素。本书的最后部分接着把这些洞见运用于1945年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中。 查尔斯·蒂利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著名教授，他在那里指导了社会变化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性文化》内容简介：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包括性文物的宣传与展示，能弘扬祖国文化；被破除性神秘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镜；进行健康的性教育；为与性有关的许多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民俗学、医学、文化艺术，等等，真是太广了）开辟新的发展教育。通过这个研究，目前的性教育既应该包括性的知识教育、性的人格教育，还应该包括性的历史文化教育，当然后者是较高层次的，主要是对成年人进行的，不知这种认识对不对。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作为全球力量变迁中的一股新生力量走上前台，其发展势头罕有先例。本书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三个时间段为视角，考察了东亚作为世界经济力量中心之一的起落沉浮。在该地区和全球历史上，各个时段都有深意蕴含其中，同时，它们为理解当代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有价值的观点。对于亚洲史与世界史、国际政治学、比较与历史社会学以及亚洲学研究者来说，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旨在描述当代日本生活，中心论点是：日本民族迫切地需要恢复作为记忆存留在想象力中的本土文化，以免它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外国”因素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