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是将近代中国的刑罚学、犯罪学、法制史、监狱学和监狱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在详尽地回顾近代欧美和日本刑罚学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此书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编织为一个有机的栩栩如生的整体。近代中国监狱内中外囚犯的职业训练、卫生指导、道德指导、暴乱与逃跑、死刑、外籍罪犯的待遇、监狱的建筑，乃至鲜为人知的监狱管理者的喜怒哀乐，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传统文化结构的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这些特性对民国时期的社会进程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动乱和变化？保持着哪些文化传统和陈规陋习？都市、乡村及社会各层面的具体状况如何？本套丛书将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本套丛书的作者皆系一百年前在中国居留并深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他们以外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考察着这块神秘的土地，并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纪录下他们的观感和惊奇。每本书都保留了大量老照片，这使我们可以更直观和清晰地回眸清末民初那一段充满创伤的岁月……

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A manifesto for and an example of a new kind of history, a biological history, and not just of the prehistoric era Scientists have long believed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occurred some 40,000 to 50,000 years ago in Europe marked the end of significant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humans. In this stunning account of our evolutionary history, top scholars Gregory Cochran and Henry Harpending reject this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reveal that the human species has undergone a storm of genetic change much more recently. Human evolution in fact accelerated after civilisation arose, they contend, and these ongoing changes hav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human history. They argue that biology explains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o-Europeans, the European conquest of the Americas, and European Jews' rise to intellectual prominence. In each of these cases, the key was recent genetic change: adult milk tolerance in the early Indo-Europeans that allowed for a new way of life, increased disease resistance among the Europeans settling America, and new versions of neurological genes among European Jews. Ranging across subjects as diverse as human domestication, Neanderthal hybridization, and IQ tests, Cochran and Harpending's analysis demonstrates convincingly that human genetics have changed and can continue to change much more rapidly than scientists have previously believed. A provocative and fascinating look at human evolution,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reveals the ongoing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biology in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race.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explains the tumultuous origins of the class of technocratic officials who rule China today. In a fascinating account, author Joel Andreas chronicles how two mutually hostile groups--the poorly educated peasant revolutionaries who seized power in 1949 and China's old educated elite--coalesced to form a new dominant class. After dispossessing the country's propertied classes, Mao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ook radical measures to eliminate class distinctions based on education, aggravating antagonisms between the new political and old cultural elites. Ultimately, however, Mao's attacks on both group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purred inter-elite unity, paving the way--after his death--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a new class that combined thei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story is tol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as China's premier school of technology--was at the epicenter of these conflicts and became the party's preferred training ground for technocrats, including many of China's current leaders.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论文集，书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18-19世纪欧洲和亚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运用事件历史分析法，考察了当时的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中国和日本100多个乡村社区中10万余个生活史实，分析其在经济和社会压力下的人口反应。从而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尔萨斯人口观，证明了人口行为具有空间差异，而且取决于人类的意志，尤其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这就把历史人口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我国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麦当娜、帕丽斯•希尔顿、伊丽莎白•泰勒、大卫•贝克汉姆是卡巴拉教的忠实信徒 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格拉斯•麦克阿瑟与共济会有密切联系 乔治•W•布什、亨利•卢斯、惠特尼、洛克菲勒是骷髅会的会员 亨利•福特、希特勒是光明会的重要支持者 牛顿、雨果、达•芬奇与郇山隐修会有关。 三合会、黑手党、卡巴拉教、共济会、骷髅会、光明会、郇山隐修会、圣殿骑士团、光明会、共济会、德鲁伊教、诺斯替教、玫瑰十字会…… 从中东炙热的河道流浪而来，后到加拿大魁北克乡村一座与世隔绝的农舍，再到美国贝弗利山人头攒动的精品小店，约翰•劳伦斯•雷诺兹是位善讲故事的大师级作家，并多次获得过奖项，他审视了历史上最为人知的秘密团体，探究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活动过程，揭示了几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传承并曲解的秘密。 雷诺兹层层拨开了思索、偏执和恐惧的迷雾，让我们彻底了解几个世纪以来令人们疑虑并恐惧的个人和团体。他把读者放在幕后的位置，让他们认真审视宗教仪式和入会仪式，原始制品和秘密符号，影响力和危险性。在讲述过程中，他向我们揭示了像案犯相片陈列室里布置的一个个暗杀者、诈骗犯、窃贼、种族主义者、贩毒者、通奸者、恶作剧者和骗子。 但是事实真相到底怎样呢？真的有一股全球性的势力在控制着各国领导人的选举吗？一个古老神秘的宗教当真就蜕变成了一根红色的长绳，一美元可以卖到一英寸吗？一些秘密团体真的就仅仅是一群大男孩秘密地交换信号的游戏吗？从伊斯兰谋杀者到日本匪帮，从共济会到骷髅会，阴影中的人以及他们的秘密一直贯穿着历史的始终。一些人对他们闻风丧胆，一些人对他们置之不理，但每个人都受到它们的吸引。秘密团体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阴影依然无处不在。

作者简介：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研究专著。他以60年代在台北山街近三年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为基础，着重研究民间宗教组织是如何将分散的个人组织在一起的。他直接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讲述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这种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的，揭示了烧冥币、城隍崇拜等民间习俗背后隐含的帝国隐喻的逻辑——这也一直是中华帝国和民间社会之间沟通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指出，这种隐喻式的模仿并非对帝国科层结构的一模一样的模仿，而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民间宗教正是通过象征性的隐喻方式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力量的。 封底语： 对中国人而言，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方面有着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域崇拜及其节庆的制度。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巅峰状态,突出反映了一种生与死的感受，并且于其中呈现出来一种中国人政治关系的整体图画。本书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宗教人类学著作，作者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为案例，用“他者”的目光，客观考察了如上现象，为人们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前言： “帝国的隐喻”是帝国统治的一种表象，其与作为集体表象的诗意般的实际生活、政治以及历史事件保持着联系。这是仪式性的以及戏剧表演式的一种景象，其被构筑并描绘在庙宇中，刻画和装扮在塑像上。这表象存在于所有时代，包括帝国或者王朝统治的时代以及最近共和国的政治历史时期。有些读者把我的这种表述误解成跟一种帝国科层统治相平行的结构与印证。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本书要表明的是，帝国隐喻的表演与表象，完全不同于那种对地点和权力的呈现，这种呈现不过是正统统治的一种陪衬而已，期间虽是紧密相关，却完全不同。与平行与印证性结构的说法的分歧之处就在于，这种隐喻定会随着政府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政治的性质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发生一种有规律的巨变，但这种改变与地方性的对神与神像的崇拜相去甚远。朝代的更替属于巨变，同时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又都宣称自己与其先辈以及神圣统治者的盛世前后相联，但实际上，他们各自的统治范围和性质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最大的巨变就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不过在整个20世纪中，帝国隐喻的表象并没有随之发生改变。 地方崇拜（local cults）关于这里的“地方崇拜”（local cults）与下文的“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这两个术语，在整部书中都会经常碰到。不过有关二者之间的区别，原作者并没有专门给出解释，因而译者去信询问，原作者王斯福教授的回信对此区分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译者将其翻译出来，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于后文的理解：“‘地方’（local）与‘中心’（central）相区分。可以有许多地方崇拜（local cults）存在，但其中并非全部都是地域性的崇拜。而且，可以有由中心组织起来的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比如国家崇拜（state cults），以及地方上组织起来的地域性的崇拜，比如本书所讨论的诸多内容，另外还包括土地公的崇拜。因此本书是有关地方的地域性的崇拜（local territorial cults）。但是，‘地方’与‘地域’这两个词之间亦有所重叠，因为‘地方’肯定是指一个地点或者一个区域，并且是一个能够给予界定的区域。但是‘地域性的’崇拜就是那些其仪式（节庆）造就了地域性的场所（territorial places）的崇拜。通过创造一个聚集的中心以及各种活动场景，这些地域性的场所得到创造，原因仅仅是由于大家居住于此并聚集在一起，即使这些仪式并没有划分出地域性场所的边界。”（节译自2001年1月21日的私人通信。）——译者的帝国表象，其建立的时代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恰如统治王朝的合法性主张，其建立也是在和平的年代里一样。这是一种传统上的而非历史上的时代。当然传统本身也有一种历史。地方崇拜的产生和消失都有它们自己的动力，这种动力受到政府的制约，但是这种动力并非仅仅是反映或者强化了政府的制约，也不是使政府的主张成为一种没有时间的传统。还有一点在20世纪里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来，在那个时代里，帝国王朝统治的和谐观已经被废除，而地方崇拜的那些信条却一直保留下来。 所以，我确实不认为，地方崇拜的宗教，反映的是对政府统治的强化。相反我认为，我已经能够表明，即使是在帝国统治的世纪，在地域性的崇拜（territorial cults）中所展示的宇宙观，也不是那种政府的与中央集权的行政，而是一种对鬼的命令和控制的多元中心的组织。同样一种鬼的宇宙观能够创生出一种千年禧的运动，但这并非是地域性的崇拜如何运作的根本。其中嵌入了地方感及其历史。换言之，这里既有一种正统，也有一种异端，或者说与地方崇拜的宇宙观在派别上的分离，而这些相对于统治上的正统而言，都属于是异端。田海（Barend ter Haar 1996）所谓“魔鬼论范式”（demonological paradigm），就是从把宇宙看成一个地点这样的观念开始的，在这里，魔鬼需要受到控制，它们的力量最需要受到约束，正像地方崇拜的宇宙观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异端的模式中，追随者欢迎的是一位宣称有某种神秘力量附体的领袖，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一个假想的魔鬼力量角逐的世界中，能够拯救他们或者赋予他们以力量。通过梦、虚幻或者灵魂附体而启示给领袖一种神秘的力量，由此能够带来一种新的秩序。这随后导致了一种教派的运动，而并非像地域性的崇拜那样，导致的是一种历史的凝固以及地点场所的固化。简言之，我认为，中华帝国的时代，并非是一个完全自明的以及不容置辩的实践世界，它以等级制来划分地点、人口以及时代，并且将其不满表述为由语言、神话以及仪式所强化的同样的秩序与等级，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道克萨”（doxa）（1977：164—168）。相反，存在着一种正统与异端之间的交互影响，二者是相互平行的，每一个都会映射到另一个上面，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本身并未受到挑战，一直到晚清王朝遭遇到那些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时为止。 然而，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仍然存在，即有关本书所涉及的材料的问题。这些都根基于自己田野研究的观察以及依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历史研究。但是这一历史研究所涉及的地方档案与方志的年代，则包括了从宋到清的帝国时代，也包括20世纪在内。我是将它们放置在一起来构建一种制度的存在，即是指中国的地方性仪式与崇拜的存在。这一制度一定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在本书中我所要完成的任务更多的是给予结构化，即要提出地方性的仪式和崇拜与政府及其正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不在于撰写这一制度的历史。我能够补充的并非是想从地域性崇拜的军事化特征中看一种强烈的标志存在，这种标志常常被称之为“巡”。另外，从王铭铭（Wang 1995）对泉州到处都有的邻里崇拜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作为地域单位的界定，有时是从明朝军事要塞或民团组织开始的。这些帝国统治的单位，随之转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神话以及集中在它们上面的一套仪式与崇拜。但是，我略能补充更多一些的是有关中国地域性的崇拜制度的朝代史。 地方崇拜所经历的改变将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首先，第一章将尽可能地对我所要描述的这一民间宗教制度的术语加以厘清。第一章提出了一个争论，这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们都感兴趣的争论，那就是，你自己对异文化的诸神没有信仰，又对那里人们的言行完全信赖，那你如何描述这些人对诸神的信仰？ 我简述了一些基本的政治与历史视角，通过这些视角，可以对诸神有更好的理解，同时还描述了认同与表征的运作，诸神属于这些运作的范例。我还引入了中国人有关神和鬼的表象以及求助于神鬼的那些仪式。这一章一开始便讨论它们是如何构成一种具有超越性而又古老的隐喻，接下来提出了一种宗教的概念，这是一种更有效度的概念。对此，在第五章的结论部分将给出最后的结论。 第二到第七章描述了地方崇拜的制度，描述了它们在帝国与民国时期的政治与宗教背景下的节庆及其诸神。帝国的官方崇拜，即帝国统治的特征与意识形态，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有专门的讨论。第二章表明，仪式权威是帝国统治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权威的民间看法是将其转换成一种带有威胁性的以及像魔鬼一般的权威。第三章是在帝国的权威以及地域性的地方崇拜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第六章论及道教以及为庆祝一座新的庙宇落成或者重新修缮一座庙宇而举行的盛大的醮祭。帝国崇拜与道教是地方崇拜的最直接的宗教背景，因而相互也是最为紧密相关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中所产生出来的地方崇拜的独特性，也是争议最多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详细描述了地方性庙宇和节庆自身的政治文化。其中我既提到了帝国式的统治，也提到了共和式的统治，正是在这些统治之下，地方性庙宇和节庆曾经得到过蓬勃的发展。第四章是有关地方节庆与庙会组织的详细描述，是根据我自己在台湾的实地观察而得。接下来的一章是谈论在中国这种地域崇拜及其节庆的独特性，我希望这一章也能够顾及到其他的地域，特别是华北，彼此可以相互参照。 在第五到第七章中，主要讨论了仪式表征的表象与操作。我希望在这里，有关地方节庆以及地域崇拜的制度的独特性能够得到展现。并且这里还论及了一种魔鬼力量的表征。有关“魔鬼力量”及其表征的含义，在第七章的结尾处有更清楚的表述。 在这一新版中，除了对每一章有详细的修改并对各章的主要观点给予廓清之外，我还新增加了篇幅很长的一章，内容涉及政治与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对大陆和台湾的民间宗教都产生过影响。有关大陆，我接续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大众运动的政治，能否将其最恰当地描述为“宗教”？仪式与宗教总是密切相联的，特别是以一种人文科学而非神学的视角来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的时候。但是我认为，对毛崇拜的最恰当术语便是“政治仪式”。它是指与一群人的重大命运相联系的一种自我塑造。本章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大众运动仪式的效应，这种效应取代了、压制了或者摧毁了所有宗教的仪式。不过，其中讨论最多的还是大众运动的政治结束以后地方崇拜的复兴，即本章最后一部分内容。这些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包含有先前政治仪式的影响？这一章还包含有跟台湾发展状况的比较。在台湾以及在大陆，都有一种我称之为聚会式宗教（congregational religion）及其宗教仪式活动的迅猛发展，这种仪式活动关注的是个体的生活与期望。这些仪式活动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们跟很传统的地方崇拜是共存的。在这两个世俗化的世界中，各自都有多种多样的宗教生活。在其转型之中，宗教传统与新的宗教已经变成社区发展、文化、旅游以及制造文化遗产的政治对象。 在20世纪的历史结束之际，本书包含更多的则是地方性的地域崇拜，尽管更多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着手分析的。在我提及台湾及大陆的政治变迁之处，我已经描述了带有地域性特征的地方崇拜是如何标记它们自身的，还有就是，如何能够把地域性的崇拜看成是政治与军事组织的基础。但是对这一新的中文版而言，我们（译者和我）已经走得更远，另外增加了两篇在我完成了《帝国的隐喻》一书之后写下的文章。我在这两篇文章中，要比在本书中更加细致地探讨了一种用来思考地域性地方崇拜转变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是否在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持续不断的地方崇拜使得它们有了一个公共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的狂欢式表演，能够成为对最近的政治历史的讽喻。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暗示了，地方崇拜的复兴是一种对地方认同感的深邃的宣言，这里有着其自己的神话与历史，有着相对于国家的神话和行政以及集体式政府制度的自主性。这里强调的是，作为典范式领袖神话一部分的神的故事的重要性，并且它们也是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实际的卡里斯玛式的地方领袖得到塑造，并找到了一个位置。 这两篇文章，都包含有一种很强的思考，即有关现代国家制度对于地域性的崇拜影响。帝国的正统与异端的戏剧，已经为一种有关地方传统与驱鬼以及节庆的仪式所取代。它们已经变成了文化与文化再生的一种政治资源。与此同时，社会与地理空间的流动的快速增加以及电子传媒的便利获得，打破了居住地与市场的地域单位的社区边界。它们让地点的界定更为“古旧”。地点还是由庙宇及其节庆来界定，但却是作为一种怀旧的形式。仪式和节庆的驱鬼部分，转而进入到了荣耀地方性传统的表演中来。在这上面添加的并非是地方崇拜、宗教和意识形态，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从地域性的崇拜的表演者和组织者那里激荡出一种反思性的回应。头面人物、预测未来以及道德力量的资源，这些可以直面的命运和历史之维，已经交织在一起了。但是人们所坚守的地方崇拜，仍然是一种让人浮现出一种历史地方感的资源。 附录中最后还包括一份我早期的出版物（附录三），这是有关台北市三个主要庙宇的人类学研究，这座城市从晚清的府城沦为一个日本人的殖民地，之后又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首府。这是一项有关各种精英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央政府施加不同的国家崇拜时，他们如何在与不同的政府以及跟他们一样的市民以及起源地点的关系中规范自身。就民国时期的政体而言，我探察到的是一种半官方的国家崇拜，尽管并没有那样的清晰可鉴。 目录： 译者的话1 有关汉语术语和姓名翻译的说明1 中文版序1 致谢1 第一章历史、认同与信仰1 第二章年度的启示31 第三章官方崇拜与地方崇拜71 第四章地方节庆及其崇拜105 第五章香炉：交流与尊敬148 第六章道教及其崇拜者179 第七章翁公，玩偶的真理215 第八章宗教的政治与政治的仪式237 参考文献279 附录一什么是村落？291 附录二克里斯玛理论与某些华人生活史的事例328 附录三三个政权之下的台北城市寺庙347 译后记389 译后记： 大约是八、九年以前，我有幸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王斯福教授，他的英文名字是Stephan　Feuchtwang。据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高挑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当跟他谈论一些中国乡村的新变化时，他总会惊讶地睁着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看着你。记得1996年的春天，他在北大以“农民抑或公民”为题，报告了一些他对中国乡村庙会组织的看法。听后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当时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便是，对于自己同样熟悉的乡村庙会组织，竟然还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对其象征意义加以剖析！当时我似乎想过，若有一天自己能从事田野研究，也应当循着别人没有想过的视角来看待别人已经熟悉甚至有些麻木的社会现象，那也许才叫作真正的学术研究。 后来对王斯福的名字更深入的了解，是在王铭铭教授的引导下实现的。我从王老师那里知道，王斯福先生不仅学问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政治上还有自己坚定的信仰，青年时代曾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而愤然离开伦敦大学，后来一直在伦敦城市大学发展自己的学术。直到最近才有转变，进入向来以现代人类学发源地著称的伦敦经济学院（LSE）从事教学和研究，并荣任教授。他以自己60年代在台北市郊石碇乡（他为之起的学名为“山街”）所从事的将近三年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为基础，写下了《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这本提纲挈领却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此书田野是在60年代，出版成书却是在90年代。期间虽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但是成为一部前后连贯的人类学著作却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间隔，此书到了1992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我自己大约是从1997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将此书译成中文的。中文初译稿1999年秋天基本完成。后来因忙于其他研究，细致的校对直到千僖年初才开始。又过一年，此书出了新版，题目跟原来的正颠倒了一个个，变成《中国民间宗教——帝国的隐喻》。此书新版虽然在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动，但每一章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减或增加，另外书后还新增一章，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专门讨论大陆和台湾两地民间宗教复兴的诸多理论问题的。我在2002年春天得到王斯福教授的赠书，并决定按新版重新译校。但这项工作真正开始却是在2002年深秋，那时我有机会得到英国科学院“王宽诚英国学术院奖学金”的资助，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从事五个月的访问研究，并在那里完成了此书的重新校译工作。在伦敦我有更多机会向王斯福教授当面请教他书中我不懂的问题以及翻译上的难点，而他每次都耐心细致地回答我的疑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确保对他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了准确的翻译，但我相信，通过无数遍阅读他书中的文字，我已经能够领会一些他所要表达的见解了，这是最令我感到快慰的。 在书中，王斯福教授关怀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宗教组织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人组织在一起？他避开了汉学人类学在对社会组织加以研究时所经常提到的宗族研究的范式，径直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汉学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所未曾过多涉及的领域。但王斯福教授并非像研究宗教本体的学者那样，钻到民间宗教的里面去而不能够将自己置之度外，他更多考虑到的是一些具有社会人类学理论意义的问题。简言之，他既是一位民间宗教的实地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位怀有理论抱负的思考者。从他的表述当中，我们时时会感受到他对一般人类学理论建构的雄心。 王斯福教授通篇的文字一直在讲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的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并且他相信，在这种模仿之中，意义会发生逆转，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他通过引证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生活的例子，如烧冥币、灶神传说、城隍庙的崇拜等，向我们逐步揭示了这些习俗背后隐含着的帝国隐喻的逻辑。 由此，王斯福教授引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话题，那就是，民间社会可能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但这种模仿不是通过一一对应，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隐喻来实现的，即所谓神似而非形似。隐喻式模仿的逻辑，一直是中华帝国与民间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通过这种模仿的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和发生了转化。否则，民间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而试图扼杀掉这种能力，那么民间与帝国之间的沟通或许就变得不大可能了。 最近偶然翻阅到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在那里有一章就专门描述作为白人的海员第一次与火地岛上的土人发生接触时的情形。达尔文突出地描述了当地人超凡的模仿能力，他说：“他们最善模仿。我们每次咳嗽、打哈欠或其他稍微不同的动作，他们都立刻模仿。同行中有一人特地侧目斜视，于是一个青年土著亦随时仿效。这人满脸涂了黑粉，眼盖上画出一条白线，所以他做出的怪像更可怕。我们对他们说话，他们把每个字都能学得惟妙惟肖……”（《达尔文日记》，黄素封译，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299—300页）达尔文或许是带着进化论的观点在看待这些火地岛土人的模仿能力的。如果抛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单单去欣赏这些土人的这种模仿他人的能力，或许也是极有意义的。模仿在这里成为了人与人交流的基础。白人和土人第一次接触，能够有一些相互的理解，靠的也是这种能力。就像欧洲的白人将土人的这种能力贬斥为一种“未开化人的特征”一样，我们似乎也曾把民间的这种模仿能力标定为一种封建迷信而试图使其减杀掉。这样做却恰恰封杀了民间的通过模仿而有的创作力和理解力。 模仿的过程显然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甚至有时是一个颠覆和创新的过程。在中文版序言中，王斯福对此做了明确说明，以回应许多读者把他误解成一种复制观的始作俑者。帝国的隐喻并不是帝国的复制，进一步说，它不是帝国科层制的翻版。今天，帝国的科层结构改变了，但是民间帝国的隐喻依然在起作用。另外，在帝国那里通过仪式建构的权威，到了民间宗教那里，就被改写成一种具有威胁性并且如魔鬼一般的控制力，在这里，帝国权威的隐喻逆转而成为民间社会对权力的再定义。 1966年，因为特殊时代的缘故，王斯福教授不可能径直来大陆从事田野研究，只好取道自英伦去了台湾，从事他三年之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读着他对三十多年以前中国台湾省的一个乡村社区生活的描述。三十年前的山街和三十年后的山街，或许在外貌上已大不一样，但王斯福曾经描述的民间宗教的仪式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同样的兴盛和发达，这是王铭铭教授三十年后追随王斯福的足迹而对山街所做的再调查的文字表述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些都写在了《山街的记忆》这本简洁明快的小书当中。这样的结论多少使我确信，民间通过象征性的隐喻方式所能够展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力量。 我想，读完《帝国的隐喻》这本书，有一个似乎重要但实际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可以搁置起来了，那就是有关民间宗教是否算作一种宗教的问题。所有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实地研究材料都可以看成是对这类无知问题的嘲弄。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定会在特定的场景下被再一次提出来，引起学界的哗然和注意。不过，谈论事物有无的问题，还是谨慎一点好，这终究是哲学或方法论的问题，也是你如何界定你要找的东西的问题。当一位先知恩赐于你，告诉你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有一种叫“宗教”的东西的时候，你费尽心机，和土著厮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呆了很久的时间以后，你还是没法找到你的先知向你描述过的“宗教”那件东西，最后你只好绝望了，但竟然在绝望中你有了顿悟，原来他们，这些土著在说“Taboo”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宗教，只是定义不同罢了！ 人类学家的全部工作离不开翻译，这种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其内涵要比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复杂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把你在其他文化中表达某一现象的语汇用你自己熟悉的文化中代表类似文化现象的词汇来表达。这是一种翻译同时也是一种解释，有的人解释得好一些，惟妙惟肖，有的人说了一堆废话，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人类学家似乎可以从民间艺人那里学点吸引观众的本事，民间讲故事的人天天在重复一个故事主题，但是听者云集，从未间断，原因也许就是他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达了实际的生活。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喜欢说而不大愿意去做，也许反过来也是一样，喜欢做的，未必都能说。我实在不愿意落入到此二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人中去，但终究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所以哪一项也没有做好，留下了许多误读误说之处那就在所难免了。这是我在翻译完成这本书之后的一点杂乱的感想，写出来，供大家把玩。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多用“中国人”这个词，但他的研究地点是在汉人所在的地区，准确一点的称谓可以叫“汉人”，但即使是用“汉人”也一样不准确，接下来的问题与问“中国人”这个词的问题一样，什么是汉人？当地人称自己是汉人吗？如果不是，缘何给他们一个不伦不类的“汉人”称呼呢？我想作者是在遥远的西方，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来称谓的，细究起来，问题自然会有，但不妨碍基本的理解。为了尊重作者的理解，还是用“中国人”这个笼统的概念来翻译似乎较为稳妥一些。 涉及中文典籍回译的问题，这一定是困扰每一位回译本土研究的本土翻译者的难题。如果能够查到中文原文，那是最好不过的，直接抄来即可，不用费力翻译。但是这也有麻烦，这样一种做法往往会忽略作为文化翻译者的人类学家自己对于中文典籍的理解和翻译，也就是忽略了他对这些典籍的真实理解。汉语典籍是一种理解，而英语写作者的英语翻译则是另外一种理解，两者之间并非能够真正地一一对应的。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既列出汉语原文又能够直接译出英文的翻译，两厢对照，文化的理解和误读才可以得到彰显，由此呈现给读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思考平台。不过，由于版面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往往很难实现。况且有些在一个小地方搜集上来的资料如何能够到图书馆里查找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责任最终是在写作者本人，也就是最初的书写中国文化的书写者不仅要呈现出自己的英文翻译，还要附上汉语的原文，这也许是从事异文化研究的学者基本的学术态度，早期的民族志工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当地人自己原始的语言与象征符号，并对照有英文的翻译，这样的烦琐的做法，目的之一就是害怕文化翻译中的讹误。这一点有时会被当今的过于重视文化解释的人类学家所忽视。即便有这样的认识，我依旧还是采用一种比较方便的做法，能够找到汉语原文的就引述原文，实在找不到就照直翻译，好在英文的原文到处都可以找到，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者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洞悉真伪。 翻译此书前后算来经历了近十年的光景。1998年夏天王斯福先生来北大演讲，我曾就译文有过诸多讨教。王铭铭教授也曾对初译稿有多处指正，受益匪浅。书后附有两篇王斯福先生最近写的文章 (一篇“什么是村落？”先由孙美娟女士译成初稿，由我做了细致的校译，许多地方几乎是重新翻译；另一篇“克里斯玛理论与某些华人生活史的事例”由刘能博士翻译，王铭铭教授做了校对)，以及一篇其早期的文章（“三个政权之下的台北城市寺庙”，由杨春宇、胡鸿保合译）。此书翻译过程中，赵丙祥博士曾提供许多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罗劲博士经常在网上给予鼓励，不时会说“文章千古事”。此类的语言支持，令我不敢有稍许马虎。在此，对上述各位同道的敬业和助人精神表示感谢。另外，最近，北京师范大学的岳永逸先生因为作博士论文研究的缘故，借去翻译稿浏览，发现许多错误，激发我又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对此我要表示感谢。 最后对中文版序言补充一句。1999年9月，王斯福教授曾经专门撰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其中有几段文字后来转录到英文新版序言中。经与王斯福教授商量，他把原来的中文版序言以及新版的英文版序言做了合并和删改，统称为现在的“中文版序”。  赵旭东 2005年9月7日于北京西二旗寓所

本书共分五章，其内容为谣言：反教的手段、反教谣言的制造与传播者、个案研究等等。深刻、全面地探讨研究了谣言与近代教案。作者从反教方法入手，对我国晚清时期的教案作了自己独特的分析和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入手，以“谣言”为研究的契入点是本书的特点。书中不仅以大量的文字说明，同时穿插了多幅生动形象地漫画，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内容全面，分析深刻，见解独到，可供相关人士参鉴。

精神生活乃人类不可或缺之生活内容，某种程度上讲，较之物质生活似更为重要。因为物质需要的满足可通过努力从外界获得，且多与寡并非生活幸福的决定因素；而人类精神必寻得寄托之所，方能感到安定、满足与幸福。由此可以说，正是精神寄托之欲望产生了信仰。然信仰从何而来?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其精神生活的需要及空间。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亦不能例外。远古时代，生产力欠发达，人们对自然界的变幻莫测无从寻找到解答，对生活安宁、幸福的欲望，遂生出许多对自然、对死者、对神灵的崇拜之情感。认为神灵法力无边，不容侵犯。敬祀他，他护桔你；亵渎他，他则危害你。他用无形之手支配着现实世界的生活，并决定着现世生活的范围及质量。由此，家神、居里神、邦神随之产生，宗教随之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化，宗教观念及类型也业已发生巨变，但追忆人类信仰的历程，仍不失为窥视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演变过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信仰固然重要，但人类的生活仍是现实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繁衍后代的能力，使“家”成为必要，父子间的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可能；而人的社会属性，又使古希腊、罗马的“居里”、“邦”、“城”的制度渐次产生，从而形成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宗教礼节、典祀、仪注，以及大主教、教士等不同等级宗教职务与客人、平民、奴隶等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宗教的绝对的威权，因而“宗教既管理政府、司法、战争，教士亦然同是官员、审判官、大将。”“王的威权亦出自宗教”。政权组织、官员的设置，与外邦的关系，外邦人的地位，战争与媾和，殖民地等等，均与宗教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而“法的制定，即为宗教内容。”因而所有权、继承权、贵族、公民、平民、外人的法律地位，均依宗教规则及秩序而确定，古希腊、罗马的制度，深刻着宗教的烙印。 一切均在变化，宗教观念亦同。变化之原因，有的出自内部，有的源于外部。下等阶级为争夺平等权的反抗，是促使社会制度及法律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权的获得，选举制度的产生，男女继承权的革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缓和的内部变革与激烈的阶级冲突的交织进行，渐次推动了古希腊、罗马社会制度向着更高阶段发展。邦制度最终被摧毁，旧式宗教被新的基督教所替代，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本书共分五卷，依次为“古代信仰”、“家庭”、“邦”、“革命”、“邦制度消灭”。作者以宗教变化为经线，对古希腊、罗马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及相关制度作了史实性描述，尤其对各制度产生的社会、信仰基础作了客观的叙述和分析。作者主张，“万不可”以今人之眼光、思想，对待、解释古代希腊、罗马存在的事物及制度，而应设身处地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观察。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尤其值得倡导和重申。 法律制度源于社会生活，源于思想进化。在法制发展史上，古希腊、罗马的法制(其代表者，《十二铜表法》、叟伦立法也)影响后世至今，地位举足轻重，自不待言。然若不清楚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之基本状况，亦难以说清其法制之产生、发展、变化，我们对古代法制思想的了解，就只会停留在肤浅处、文字上，而不可能把握到深刻处、精神上。因此，本书虽不是一部介绍古希腊、罗马法制的专著，但对研究古希腊、罗马法制的法学同仁必大有助益。

《欧洲近代生活:宗教、巫术、启蒙运动》内容简介：《欧洲近代生活》从文化史的角度概述16-18世纪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家与人》阐述城乡居民在居住范围内的生活：出生和童年、爱情和婚姻、年老和死亡。插图64幅。 《村庄与城市》阐述村庄和城市的生活世界，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和商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同业公会、庆典、习俗、公众的生活和国家的权力。插图68幅。 《宗教、巫术、启蒙运动》研究宗教改革这场伟大的宗教运动、巫术、迷信和18世纪启蒙运动这个巨大的精神转型的过程。探索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插图63幅。 作者里夏德·范迪尔门是德国萨尔兰德大学近代史教授。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套装上下册)》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实力的一个集中反映。全国三十多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域，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微言大义，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今后史学研究的探索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一部在梁启超之后尝试展现当代”新史学”全貌的文粹，一部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研讨框架而策划的论文集著，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一部集萃了九大学科顶尖学者探究历史新型范式的长卷!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是1988年首次出版的，当时印了两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由于阴差错，这本书一直没有再印。这次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再版，我仅代表作者向天津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在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这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本国情备忘录。欲了解中国国情者，应该翻阅一下本书！

不可否认，酷刑是反人类的罪孽。然而酷刑至少在过去三千年的时间里是合法的，无论在欧洲、亚洲或其他地区，种种酷刑构成了世界上几乎全部法典的重要内容。 《人类酷刑史》是一部谨慎的探索的著作，它详实的内容配置100多幅插图，为我们提供了人类不人道地对待人类自身.合法和非法的使用滥用权力的全面图景。 作者BRIANINNES（布瑞安・伊恩斯）在30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在写支流史，在这方面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海盗史，间谍史、罪犯史。最近他在《现实生活犯罪》上，发表了大量的涉及法律和犯罪的文章。他是“犯罪作品作家协会”会员。 译者李晓东，文学学士、史学硕士、博士。著有《神秘的金字塔太阳船》、《古代文明的金字塔》、《古代埃及史》（与他人合著）等著作。本书是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译著。

本书揭示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这并非单纯的外来之物，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临强大的外敌侵略，在种种内忧外患的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界人士逐步创造并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它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兵器工业，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工业与兵器工业中得以形成。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结构，二是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三是企业内部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与福利。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阐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产生的理论框架，分别从兵器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扩张、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国营企业与“单位”的得名等七个部分来展开论述，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表明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特征。

《中国养猪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勾画出一部详细的中国养猪史。全书将中国养猪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其一为原始养猪阶段；其二是从夏代开始直到清末的古代养猪阶段；其三是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养猪阶段。之所以这样来划分中国养猪的历史，是因为便于《中国养猪史》的叙述，而从整个养猪的技术与社会历史来看，确实存在这三个特点分明的阶段。

【内容简介】 ◎孙隆基先生最负盛名之作，全新修订版问世 ◎入木三分的文化批判，80年代知识界的著名战斗檄文 ◎重新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国家与社会”“个人与世界” ---------------------------------------------------------------------------------------------------------------------- 良心、人心、关心、攻心、掏心、交心、以心换心——“心”在中国文化中起着怎样的组织和主导作用？ 终身、人身、翻身、出身、修身、舍身、身不由己——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没有精神性的“身”来称呼自己？ 几千年来，“安心”与“安身”的愿望如何构建起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个体的习惯又将如何反映出民族的劣根性和国家的政治格局？ 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编辑推荐】 1、本书探讨了“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缘何缺乏自我自主意识？这些问题都可在本书中窥见一斑。 2、本书中谈到的“深层结构”并非历史时序，也不属于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范围，而是讨论了中国的共时性设定。书中的许多历史例证并非一一列举所谓国民“劣根性”，而是从中国历经变化后仍保持自我认同的这个角度，对中国文化做出全面深刻的批判。

抗日战争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关键一役。在这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进行的总体战争中，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以严谨、细致的笔触刻画了那段隐蔽的历史，论断公正平和，发入深思，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