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书中的基本假设是，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要想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就非得阐明民族主义不可。 本书所用的“民族主义”是总称，它包括民族认同（或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它偶尔也用来指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除非特别说明，它与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无涉，虽然人们经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本书要探讨的具体问题是：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它为何以及是如何转型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关注5个率先如此的社会：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

Something is profoundly wrong with the way we think about how we should live today. In Ill Fares The Land , Tony Judt, one of our leading historians and thinkers, reveals how we have arrived at our present dangerously confused moment. Judt masterfully crystallizes what we’ve all been feeling into a way to think our way into, and thus out of, our great collective dis-ease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ings. As the economic collapse of 2008 made clear, the social contract that defined postwar life in Europe and America – the guarantee of a basal level of security, stability and fairness -- is no longer guaranteed; in fact, it’s no longer part of the common discourse. Judt offers the language we need to address our common needs, rejecting the nihilistic individualism of the far right and the debunked socialism of the past. To find a way forward, we must look to our not so distant past and to social democracy in action: to re-enshrining fairness over mere efficiency. Distinctly absent from our national dialogue, social democrats believe that the state can play an enhanced role in our lives without threatening our liberties. Instead of placing blind faith in the market—as we have to our detriment for the past thirty years—social democrats entrust their fellow citizens and the state itself. Ill Fares the Land challenges us to confront our societal ills and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we live in. For hope remains. In reintroducing alternatives to the status quo, Judt reinvigorates our political conversation, providing the tools necessary to imagine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a new way of life.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本书是其研究“俄国革命”的论文集。

简介： 本书梳理了现代初期的三百年间人对自然界的情感、态度与认识上的变化。在理性与科技的启蒙中，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被逐渐清除，自然与人类之间历史悠久的感应观念随之断裂。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深入，一种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新态度、新感觉逐渐发展起来，人类热爱自然的审美情感和道德诉求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冲突中演进。 本书努力再现往昔的观念世界，引证史料丰富具体，涉及许多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人物，并大量引用诗歌和文学资料，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轨迹打开了一扇窗。 导读： 它不仅会吸引社会史学者，而且会吸引任何关心……“我们的文化遗产”者。 ——约翰·凯尼恩，《观察家报》 内容丰富翔实……穿过最迷人的曲折小径回到我们环境观念的基点。 ——罗纳德·布莱思，《卫报》 托马斯先生具有精当运用引文的天赋，在他的书中可以听到一千多种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 序　言 与专注于案牍的多数历史学家不同，G. M. 特里维廉钟情于室外与乡村。在他晚年，有传闻说，午餐后，他带着毫无防备的客人们去散步，结果一走就走了三十英里；他年轻时就特别喜好运动，活力四射。“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在大切维厄特山的山顶，追踪狐狸的脚步跑在苔藓覆盖的沼地间，两个王国尽收眼底，”他写道，“这样开始新的一年真不赖。”1 沃林顿位于诺森伯兰郡，是特里维廉家园，现在是国民信托的财产。在那儿，他家从前的用人还记得他，因为他每年都回来打猎。 二十世纪初期，追求乡村消闲是特里维廉所属的英国上层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那位法罗顿的格雷勋爵（Grey of Fallondon，英国外交官）就是如此，挚爱钓鱼、观鸟。特里维廉为他书写传记。英国中部产业家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曾任英国首相）也以此为乐，他任命特里维廉为剑桥的钦定讲座教授。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的根基在乡村，因为严重资本化的农业是他们财富的基础。经营农场与房地产是这个阶层的主要兴趣。他们热衷于乡村体育运动；对狗和马宠爱有加，往往有非常渊博的博物学知识；他们自觉地设计了乡村景观，既可供娱乐也可以带来利益。沃林顿本来依靠布莱克茨（Blacketts）家族煤矿的财富建起来，但是它反映了主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致。这里有一个上等的图书馆和两张桌子，特里维廉的叔祖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在这里书写了《英国历史》。他的父亲乔治·奥托·特里维廉（George Otto Trevelyan）创作了历史著作《美国革命》。除了图书馆，它还有按照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风格设计的空地，凯珀比利悌·布朗（Capibility Brown）设计的湖，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另有鸟的标本、博物学书籍、以及有关花卉的油画。 对于乡村的情感，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人群。在第一个工业国家里，许许多多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情愫。早在十八世纪后期，旅居国外的英国游子们就开始表达他们特有的思乡之情，以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英国作家）为例，1787年，他躺在葡萄牙的旅馆里，“对英国乡村的思念彻夜萦绕于怀”。2 随着工厂大量增加，城市居民的思乡之情被投射在了小小花园、宠物、苏格兰和湖区的度假中，反映在对野花的兴趣，对鸟的关注，对乡下周末小屋的梦想之中。今天，那些饱含自觉意识的“田园”作家深受欢迎，经久不衰，就是很好的证明。从十七世纪的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到二十世纪的詹姆士·赫里奥特（James Herriot），这些作家长久保存了乡村淳朴的神话。无论对自然与乡村的神往是否果真为英国特有，英国城里人长久以来无疑是喜欢这么怀想的；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文学与文化生活都表现了深刻的反城市倾向。3 G. M. 特里维廉对原始自然的感情要比这些对乡村模糊的渴望深刻得多。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31年作的高德利（Rickman Godlee）讲座——题为《自然美的召唤与宣言》，最为酣畅有力。在这部作品中，他哀悼被侵蚀的英国乡村，呼应他最敬重的华兹华斯的声音，宣告人类精神生活离不开自然景观。特里维廉的观点透着深深的悲观态度。他认为，直到十八世纪末，人类的工作仅仅是为自然的美丽添砖加瓦；自此以后，便迅速退化。一般的经济环境已经不能产生美感，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护没有被破坏的一切。作为国民信托的一位活跃成员与捐助人，他指望这个组织能够保护英国“所有可爱而幽静的土地”。他提出应该保存原有的自然条件。不接触原始自然，英国人的精神就会消亡。4 几百年以前，如果提出阻止而不是激励人类开垦土地的思想，那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如果不砍伐森林，清出空地；如果不开垦土地，不将荒野景观改造成人类居住地，那么文明如何发展？国王和大地主们可能会将森林和公园保留下来，用作打猎与木材供应地。但是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把未开垦的山丘人工保护起来，就像设立不能猎食野生鸟兽的保护区一样荒诞可笑。人类的工作，用《创世记》的话语（1:28）说，就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扫平森林、耕耘土地、赶走猛兽、杀死毒虫、铲除荆棘、排干沼泽。农业之于土地犹如烹饪之于生肉。它把自然转变为文化。土地未被开垦就意味着人还未被开化。当十七世纪英国人移居到麻省时，他们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部分理由就是：那些自己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人们也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5* *同样论点在爱尔兰也有所体现。1610年，John Davies认为，土著爱尔兰人没能够开发利用土地；“因此，让如此肥沃的土地像荒野一样的闲置浪费，既有悖于基督教方针，也不符合良知”；Historical Tracts by Sir John Davies（1786）, 288。如果英国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后期没有发生深刻的情感转变（本书将对其某些方面进行探究），人们不可能接受特里维廉保护原始景观的热情，也不可能接受他认为未开发的自然具有疗愈功能的信念。人们通常认为关注自然环境，忧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最近才兴起的。例如，阿什比勋爵（Ashby，20世纪英国植物学家）提到，在过去一百年间，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变，而另一位评论家则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情感革命”。6 如今，人们一打开报纸，就会读到关于杀死灰色海豹、砍伐汉普顿庭院树木或关于挽救濒危野生物种的激情澎湃的辩论。但是，要理解目前这些情感，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初期。因为正是在1500—1800年间，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并进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长期固有的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观念被摈弃了。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间，人们对自然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了疑虑，而这些被我们以放大的形式继承了下来。 要图解某些发展历程，也许像用辉格党人历史方法来探索国民信托、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动物解放组织以及地球之友的思想起源。但是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解释目前的状况，而更要重建早期精神世界，努力还其本来面目。 本书试图揭示一些（有时并未表达出来的）假设，这,些,,,假设支持了现代初期英国居民对待鸟兽、植物以及自然景观的体悟、理性与情感。当时的居民与特定自然景观生活在一起，其亲密接触的情形我们现在往往很难感受。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题目范围之广阔、材料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奢望囊括一切，更不用说一本相对单薄的书。本书仅仅努力勾勒出题目中某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内涵。虽然书中的许多主题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历史情形相似，但是本书仅局限在英格兰。本书还大量使用文学资料，时下在历史学家中间不太流行，但我并不后悔。把想象的文学当作历史资料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人类（至少是比较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人群）的情感与思想之中，文学是最好的向导。因此，本书有意以G. M.特里维廉不断倡导的方式，重新统一文学与历史的研究。 本书也试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主题值得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历史地加以对待。人类优越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人们如何据理解释和质疑那种优越性成为一个大得令人生畏的主题，最近几年已经引起了哲学家、神学家、地理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这个主题也能给历史学家们提供许多启示，因为要把过去的人们关于植物与动物的思想与他们关于自己的思想截然分开已经不可能。

《金钱统治》内容简介：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五千年历史长卷中，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便会被金钱反噬。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 金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究竟是人类在统治金钱。还是金钱早已统治人类？其实，金钱只是财富的符号，财富从来就不属于某一个人.唯文明者方可居之。孔方乾坤，自有天道，金钱.从来都没有错，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12年（民国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止到1927年，已经出至六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一百年来，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这部书在学术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为治中国秘密社会史者所必读。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书中以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史角度，讲述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秘密社会组织及其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政治动乱和社会变革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翔实的史料、缜密的思辨和娴熟的叙述技巧，完整地再现了上海旧警察的历史，既动态的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又深入地探讨了国民政府上海警政最终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并从警政的角度揭示了上海城市的复杂性。现翻译出版，定能使读者开卷有益。

本书作者系英国著名的左派人物汤普森在20世纪90年代晚年时期的代表作。 本书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乡规民俗进行了再考察，对于当年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乡间的风俗，如“买卖妻子”、“大声喧闹”等作了深入的描绘。作者独特的“道德经济学”的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界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本书引证材料丰富，非常具有可读性，配有富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的插图。 本书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翘首企盼之事，

以洪门为源头，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乃至今日香港台湾地区的新义安、竹联帮等，构成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发展史。万法归宗，洪门乃是中国近现代秘密社会的最早起源。 本书详述了中国第一大帮派“洪门”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洪门的帮会结构、帮会规则、斗争策略、隐语切口等，也讲述了历史上真实的“洪门五祖”、陈近南、孙中山、秋瑾等洪门前辈的事迹，是第一部完整描述洪门的著作，可称“一部关于洪门的百科全书”。

本书以专题述评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发展历程、经典人物、重要问题、路径和方法，重在揭示近20年来该领域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内容丰富、新颖，尤其适合作为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從生態的角度，重新解讀五百年來的世界史與全球化。 一四九三年哥倫布於美洲設立據點， 引發歐亞美非連串病菌、糧食作物與人種等的交流與碰撞， 史稱哥倫布大交換， 是恐龍滅絕以後影響地球最重要的事件。 現代世界是怎麼形成的？作者認為，一般經常從純經濟角度描述我們如今身處的全球化世界，事實上，從長期視角來看，全球化「根本」就是一種生物現象。這要追溯到一四九三年哥倫布在美洲建立根據地。從這一年開始，原本彼此相隔的大陸產生混亂的交流與碰撞，稱之為「哥倫布大交換」，對生態學家而言，這是恐龍滅絕後最重要的事件。 一四九三年後的世界，世界的生態愈來愈照著歐洲人的方式行進，南美原本有幾百種的野生馬鈴薯與數十種的馴化馬鈴薯，因為歐洲人只大量種植其中幾種，使農場愈來愈類似，一旦染病就形成跨國糧食危機，十九世紀的馬鈴薯晚疫病菌就使發生饑荒的愛爾蘭人口減少一半。此外，作者也生動描述，生態因素如何在五百多年中不斷影響歷史，於是幫助美國獨立成功的可能是瘧蚊，讓英國出現工業革命的關鍵是因為原產於亞馬遜的橡膠，更不要說白銀如何影響當時的國際政經，讓明朝走向滅亡，而引進的玉米、番薯，因為耐旱容易種植，則讓處於小冰期的明清兩朝解決了饑荒問題，中國在此一時期成為人口最多的國家，臺灣也從此有了後來的本土象徵。 「哥倫布大交換」帶來的其實是一場生態災變，在物種、病菌、文化、人種的大混合中，逐漸形塑出我們此時此刻的現代世界。作者旁徵博引生態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的最新研究，不僅重新詮釋了幾百年的世界史，也發現今日最激烈的政治爭端（移民、貿易政策與文化戰爭）的根源。

本书立足于西方婚姻历史，从西方婚姻的宗教起源入手，一直讲到现存婚姻制度。从同居在历史中出现的必然性，到现代婚姻如何与传宗接代功能脱节，转变成一种爱情印证，以及婚姻关系中的双方更加视二人生活为一种脆弱的、临时性的关系等心态的演变之类的热点问题在书中均有介绍。书中还介绍了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婚姻制度的规定，对西方婚姻分别从结婚的目的、婚姻成立的要件、当事人在婚姻中的地位、婚姻的形式等方面进行论述。

“西方”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又模糊，当代法国著名学者、巴黎高等商学院—欧洲管理学院的教授菲利普?尼摩在本书中尝试以历史为依据阐述自己的论点，即西方和西方文明是法治、民主、自由、科学和私有制等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尼摩认为西方文化不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产物，而是由五个关键时刻或称“五大奇迹”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构筑完成的一个伟大成果，这五大奇迹分别为：古希腊人创造了城邦和科学，古罗马人发明了私法和人文主义，《圣经》倡导的伦理观及末世论，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最后则是发生于西方国家的近代重大民主革命。 尼摩以实证和解析的方式描绘了这五个演变性“跃进”后，指出西方文明是上述借用的混合体，虽然它是一段独特历史的结果，却具有一些真正普遍性的特征。 把西方的现代民主和中世纪的政治神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或许是作者最大胆的观点。他反对世俗主义者、多数基督教和自由进步人士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多数特征归结于文艺复兴或者激进的启蒙运动的常识，而是认为中世纪的变化是西方文明的根源。

《经济通史》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在所有公认的社会科学的古典先驱中，只有韦伯的这部著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历史分析。因此《经济通史》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经典参照基准，当代和未来的学者，可以凭之更好地把握他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面的理论兴趣和研究成果。韦伯的这部著作虽名为“经济通史”，但严格地说来，《经济通史》与其说是一部详尽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史，毋宁说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的生发和型构史。。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92年增訂本） The Cycle of Growth and Decline: On the Ultra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金觀濤、劉青峰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十二） 1992　21×15厘米　平裝本　379頁 國際統一書號：962-201-541-7 定價：HK$95／US$14.50 《興盛與危機》的作者大膽地將系統整體研究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從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兩千餘年與每兩三百年爆發一次大動亂之間的關係入手分析，提出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並用這一套模式去解釋中國社會、文化兩千年來的宏觀結構變遷及其基本特點。由於本書觀點在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海內外學術界也普遍受到關注，一般認為是中國十年改革時期重新詮釋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理論著作之一。

修鞋匠卡尔、犹太人利贝曼夫人、建筑师施佩尔、经济学家沙赫特、中学生玛戈……他们因为纳粹分子的压迫，承受了相同的命运。希特勒时代的柏林，鲜花、掌声、雄鹰和旗帜，这些都只是粉饰的假象，难掩弥漫城市的恐慌和窒息氛围。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而统治者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本书通过描写柏林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见证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从畸形膨胀到穷途末路的全过程。

本书对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从宏观角度,用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和概括。

人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建筑、景色、声响、气味和触觉印象等等本身也承载着历史和回忆。回忆是如何进行的，是如何传承的？在此过程中，日常的象征性和社会性实践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记忆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探索。本书是来自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等学科的国际学者跨学科合作的成果，历史和回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研讨的核心，他们提出了“社会记忆”这一概念，作为对文化记忆和沟通记忆的补充，集中研讨了无意图地传承历史的形式和实践。 作者们初次尝试提供一种有关“社会记忆”的理论，为考察进行回忆和忘却的社会组织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