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出发，把有钱人当作动物观察，将主题锁定在“有钱人与你我是否真的不同？”这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上，进而发现，同普通人相比，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类；或者说，他们更像动物，而不像人。 抱持幽默的态度，作者揭示了富人用来建立统御优势的策略、夸耀财富的行径、划分尊卑纠葛的动力，以及形同异端的交配习惯。透过与其他珍禽异兽的对比，作者让我们洞悉了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族群的动物本能，并让你我了解到，早在富人的祖先还围绕营火而眠的古代，就已经确立了今日仍然保持的社会行为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在今天继续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还进化出了哪些机能足以让他们日进斗金，他们如何利用灵长目动物的统御行为保有财产，并将财富转化为社会地位的。

《反思欧洲》主要内容简介：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欧洲的论述中别树一帜的著作。作者从欧洲的地理、文化、政治、思想等层面高屋建瓴地鸟瞰欧洲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莫兰从欧洲的概念与文化信息两方面论述欧洲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给我们传达欧洲的文化自我批判精神。莫兰关注的不仅不是学派的分梳，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思想的起承转合。莫兰关注的是思想史上的大开大合；是观念与观念交锋之后的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是思想源流相互碰撞时的火花飞溅；最新旧学说更替时的静寂与空旷；是阴阳互动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冲。在莫兰的精到、辩证而富有张力的笔下，欧洲文化宛如一幅光色对比强烈的现代水彩，多元而又统一，相反而又相成，冲突而又互赖。 欧洲的特征是什么？莫兰在此书中谈到欧洲文化的多源、融合、探索精神、认同紧张及其脆弱性等多重特点，笔者希望在此沿着莫兰的思路着重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欧洲的特点。

知识分子是个危险的种群。在罗素、雷蒙德·威廉斯及汉娜·阿伦特等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公共话题的知名学者看来，如今我们只有肤浅的专家、浅薄的演说家和骗人的医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把最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与最无聊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在本书中，作者对以“反精英主义”为旗帜，片面强调广泛参与而导致知识分子贬值、文化领域弱智化、文化媚俗化的庸人主义思潮与实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民主所做出的最本质的贡献，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建一个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能够对话的公共领域。

《经典社会学读本》的选文少而精：总共只选入十五篇文章，但入选的篇篇是经典，用编者的话说就是，“这些文章被挑选出来以代表些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的社会学思想”。这些文章合在一起，将使学生获得关于这个学科性鲜明的感性认识，使他们在原原创性的思想和分析中得到洗礼，迈开从常识思维到社会学思维的第一步。

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主要考虑是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我还想通过此书的写作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一个交代。第一章是对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关系的简要评论，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路径”，提出社会人类学与汉学人类学之问关系存在即问题。第二章总结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理论，但是也试图把它们放在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问题中讨论，其中涉及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将与中国人类学未来面向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章是对被称为“汉学人类学导师”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的评述，其焦点是中国宗族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分析的内在困境j听要解决的是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社会”转入“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方法论和理论独特性问题。第四章评述的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乡民社会之经济人类学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与中国社会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独特性有关，但是，其切入点是“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模式的弱点。第五章概括了社会人类学者对中国宗教和仪式的论述，并力图从这一概括中提出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并主要涉及武雅士（Arthur Wolf）、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萧凤霞（Helen Siu）等人的理论。第六章从近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转变和“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出现观察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危机，重申“汉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理论背景。第七章是围绕“本土人类学”展开的，其前一部分是有关在西方出现的本土人类学潮流的概观，后一部分则是对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评论。通过国内外本土人类学的比较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我试图为中国学界未来的发展提出若干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后，我把有关本人近年研究的介绍和一篇近作放在两个附录中，供了解本人近年力图实验的主要研究取向。 ――王铭铭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宿命是，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出现停顿或逆转，那么升值将是其唯一先进方向。当我们痛陈人民币升值的种种恶果时，留恋于现行制度安排的好处时，能否从硬币的另一面也思考一下升值恐惧症的危险？ 导致国有银行困境的种种病根，在上市之外而不在上市之内。为政者必须共大力气解决市场外的种种盘根错节的病灶，不幸的是，不少“市场外”病灶就是银行管理体制内问题，所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全球化如果遭遇中美的对决，则21世纪就可能是个悲剧性的，全球化如果迎来中美真诚的对接，早21世纪可能是给全球十几亿人带来共享繁荣的世纪。 在过去数年，底层人群之所以能换扎求生，就在于柴米油盐这些东西便宜。而今涨价，对于将每天的开支精确到几个蜂窝煤、精确到每支牙膏几块几角的群而言，是非常不幸的。所谓民以食为天，倘若底层人群无以为食，则无所谓天。

本书被称为我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技术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的一个代表作。全书分为17章，分别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农民生活、乡村娱乐、风俗习惯、信仰等17个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涉及面非常广泛，资料极为丰富。当时学术界称之为提供了一部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当代社会学考察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学术与政治》内容简介：研究韦伯者，无一不深知这两篇演说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但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这是从韦伯其他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 (正在采用)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宝贵的，你会怎样回答呢？是否想到一些物件？一些你买过或者想买的东西？还是一些人？ 1998年，香港乐施会职员访问过几个中国西南部的农民，问他们最宝贵或最珍贵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这是了解当地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的一种途径，也是一种有用的教育工具，让身处富裕地区的居民认识贫穷问题。 2002年，上海爱的教育研究会发现这个意念很有趣并很有启发性，便组织少量学生干部到安徽、江西和延安作一次试探性的调查，结果出奇地好。于是在2002年和2003年寒假，又分别有近三万和十万名学生，在全国各地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我最宝贵的”调查……

在当权者眼中，流浪者代表了不同的现实。从中世纪被视作“天堂守门人”的“基督的穷人”到反秩序的“无依无靠者”从时而有小偷小摸行为的沿途找工作者到依靠乞讨在各节日活动间穿梭的年轻人 这些流浪者引起的社会反应始终是双重的、互相矛盾的。社会一方面提供着施舍，使这些人重新融人社会的研究范畴 一方面又通过苦役船、苦役监牢、禁闭等措施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镇压。今天，居无定所者悲剧性的处境又在同一时间促使产生了一些慈善组织的建立和一些镇压性反乞讨法令的出，台反映了社会在面对其“流浪者”时一贯的措手无策和进退两难.

本书是《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的续篇。《断裂》从现实和理论上对“断裂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而本书则进一步探讨了在现实生活中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并进而将“失衡”作为理解“断裂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作者认为，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使我们走出权利失衡困境的一种可能的宏观体制安排。

《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设定独立、秩序、常识、绽放、尊严五大新青年关键词，考虑到自我意识是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有效切入点，《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把与自我意识息息相关的“独立”放在了第一位。我们首先得找到自我，认清价值才能张扬个性、独立思考；其次，个体认识有差距，所以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甚至国家或民族之间不一定完全协调，所以必须具有法制意识并尊重秩序；再次，个性在秩序规范下，我们还需要思考历史眼观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常识——事实上，尊严其实也是常识的核心价值。它和水、空气一样，和每个个体紧密相连。进而，懂得社会常识、尊严之后，便是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的幸福花朵经历自我完善的全过程之后终将绽放——此时，世界因你而不同。

虽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其对美国政治的出色洞察力，对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分析而广受赞誉，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因为他的巨著《民主在美国》，这部对美国社会的分析著作是他在1831－1832年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一起巡游美国之后写成的，而那次出游的表面目的是要去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他关于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的《回忆录》有时出现在大学的阅读书目名单上。不过，作为一个学者，他与任何现代分类范畴都不完全契合。作为一位写下了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分析美国政治的著作的政治学家，一位十九世纪法国最富鉴别力的历史学家，一位现代社会学家的先驱，一位曾当选众议员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务实的政治人物，托克维尔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所借鉴。然而，要想把所有这些方面都融为一体却并非易事。 这部书信选集与以前的相比，提供了一幅更为全面的托克维尔的画像。本书是20世纪出版的他的第一部内容广泛的书信选集的英译本。

《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内容简介：在Web2.0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文化正在遭遇大批“业余者”的攻击。网络“剪贴文化”窃取了学者、艺术家、编辑、制片人辛勤创作的成果。网络博主的个人意见成为引领大众的舆论指标，YouTube上的自制视频取代了电视网，数字盗版压垮了音乐产业……面对业余玩票凌驾专业考虑、智力成果在网络上免费下载，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该如何重建信息的专业性和版权保护系统？作者并不反对科技，而是指出误用科技将对人类价值观、经济与创造力造成严重伤害。尤其是当一知半解的业余者与受过训练的专家变得模糊难辨，让人开始质疑信息的可信度之际，真相将成为可买卖与包装的商品！书中简洁有力的论述提醒众人：勿沉醉于民主理想，却扼杀了专业主流媒体的存在意义。

《饥荒与政治》内容简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写道：“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饥荒与政治》试图揭开的正是这个“谜团”。当今世界，饥荒这一旧日的灾难本不该继续存在．然而它却依旧每年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作者以自己20多年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认的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和“对外展示的饥荒”。面对这些饥荒现象，当今的问题已不再是探讨能否养活世界，而是要弄清它是否愿意养活世界。 “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总是人的行为原因引起的”。“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

《造就政治领袖的50堂课:新君王论》内容简介：《君王论》是一本惊世骇俗的书，它以赤裸裸的语言来教导君主，如何玩弄各种王侯将相术，把臣民驾驭在手掌上，它说一个君主应该同时学会做狮子和狐狸——狡黠如狐，凶狠如狮。只要能有助管治，一切手段，纵使是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等，都是天经地义的，而教授这些权术，也正是《君王论》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当时这本离经叛道的书，一度在教会及卫道之士的口诛笔伐下而在欧洲被禁。但在权位的强大吸引力下，不少盖世枭雄仍是对它趋之若鹜。比如：人们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在拿破仑弃置的专用车里，发现到一本写满批注的《君王论》；而盖世枭雄希特勒亦爱把此书放在枕头边；墨索里尼更把马基雅维里视为偶像。

The author of the breakout hit Here Comes Everybody reveals how ne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us from consumers to collaborators, unleashing a torrent of creative produc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our world. For decades, technology encouraged people to squander their time and intellect as passive consumers. Today, tech has finally caught up with human potential. In Cognitive Surplus , Internet guru Clay Shirky forecasts the thrilling changes we will all enjoy as new digital technology puts our untapped resources of talent and goodwill to use at last. Since we Americans were suburbanized and educated by the postwar boom, we've had a surfeit of intellect, energy, and time-what Shirky calls a cognitive surplus. But this abundance had little impact on the common good because television consumed the lion's share of it-and we consume TV passively, in isolation from one another. Now, for the first time, people are embracing new media that allow us to pool our efforts at vanishingly low cost. The results of this aggregated effort range from mind expanding-reference tools like Wikipedia-to lifesaving-such as Ushahidi.com, which has allowed Kenyans to sidestep government censorship and report on acts of violence in real time. Shirky argues persuasively that this cognitive surplus-rather than being some strange new departure from normal behavior-actually returns our society to forms of collaboration that were natural to us up through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e also charts the vast effects that our cognitive surplus-aided by new technologies-will have on twenty-first-century society, and how we can best exploit those effects. Shirky envisions an era of lower creative quality on average but greater innovation, an increase in transparency in all areas of society, and a dramatic rise in productivity that will transform our civilizati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ognitive surplus is enormous. As Shirky points out, Wikipedia was built out of roughly 1 percent of the man-hours that Americans spend watching TV every year. Wikipedia and other current products of cognitive surplus are only the iceberg's tip. Shirky shows how society and our daily lives will be improved dramatically as we learn to exploit our goodwill and free time like never bef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