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成书于1862年，是米什莱在撰写《法国史》漫长历程中的犀利发现。在他饱览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到伟大世纪（指法国17世纪）的历史更迭中“所接触过的所有骇人的巫术相关文献”，并首次于其中看出悲剧的残酷后续：女巫，一个本该在文艺复兴初期消声匿迹的角色，既受敬重又遭迫害，她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一种女性类型。米什莱强调，他是以史学家而非小说家的角色，讲述“同一位女人的三百年生命”。

2002 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称日本为“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 ？对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日本人来说，“现代”一词又意味着什么？本书聚焦于日本自19世纪中期至今在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迁， 追溯了日本与现代性之间复杂而又创造性的对接，澄清了一些误解。此外，作者还探究了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和战后日本之间的连续性，对战后日本的矛盾与分裂心态进行了尤为精彩的解析。

哈佛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是全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然而，她那耀眼的光环之下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本书作者获得杰出教育的梦想终未能在哈佛得到实现，他发现学校里充斥着精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权欲和野心。学生及其父母，甚至校方管理者和教授，都将大学视为通往高收入和精英阶层的踏脚石，而非献身于卓越学术研究的机构。他对《平权法案》、“政治正确”、生源构成、分数制度和课程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生动地描绘了现代大学生活的图景: 酗酒、恶作剧、性生活探险、攀爬社会阶梯和钻营求职门径等等。本书是一个年轻哈佛人的自述，真实坦率且诙谐风趣。它是全面了解美国大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世纪之交美国精英教育的生动纪实和反思，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缩影。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的學術代表作 本書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 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 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結晶，專門研究19世紀時期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系，特色在於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探討清王朝對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設置、理論和實際運作情況。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分別探討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稅收性的里甲制度、饑荒控制性的糧倉體系和思想統治體系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這個統治體系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制的經典著作。

现代社会中，最能称得上“甲之甘露，乙之砒霜”者，大概非香烟莫属。在如今日益高涨的禁烟呼声中，香烟的形象蒙上了阴影，虽然它在公共场所中渐渐销声匿迹，却并未远离公众的视线。 吸烟习惯最早见于美洲的印第安部落，后由西方殖民者传遍欧洲。尽管盛行吸鼻烟的法国曾一度表示抗拒，但经拿破仑一世到三世，吸食热烟的风尚最终以风卷残云之势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大地：无论高贵的君王、时髦的绅士，还是平凡人家乃至风尘女子，似乎大家指间都夹着一支雪茄。随着时间的推移，香烟制造从最初的作坊加工演变为工业化生产，香烟外形也逐渐变为尺寸一致的圆柱体。二战时期的美国大兵们将扁平烟盒包装引入了欧洲，彩色缎带捆扎的传统包装形式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本书由《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等部分组成，是费孝通先生在美国读书和考察的笔记，着重对比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美国人与欧洲人的区别，分析了美国人的性格、政治制度、文化特征、美国对世界工业文明、世界未来文化的影响。同时本书还处处拿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作对比，让人更加清楚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有利于人们对东方文明的重建和西方文明的出路的思考。

《民主•宪法•人权》是费孝通先生于六十多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潘光旦先生称其称为“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 这本介绍民主的普及之作，以唠家常、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民主思想的内涵，谈论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全书以民国时期社会和政治现象为背景依托，生动地阐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发展和衍变，对照当时国内的现实和案例，从而使普通民众了解到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政治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在短短五六万字篇幅里，作者谈国家，谈历史，谈政府，谈人民，谈宪法约法，谈民法刑法，可谓面面俱到。民主、宪法和人权本是极为严肃、深奥、艰涩的话题，可是在费孝通先生笔下，却毫不晦涩死板，全篇以与友人的争辩、夫妻间“闺房私语”、保姆悲惨境遇，甚至给孩子讲故事等故事化、口语化、生活化的方式来呈现，使全书显得生动活泼，读来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别有风味，真真令人叫绝。 民国三十五（1946）年8月，该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五次再版，之后六十多年，没有出版。此次为大陆第一次刊行简体字版。

费孝通先生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各个领域周游，打通其中关节，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人皆有所是，不求人是己所是，各是其是，便是两全其美、各美其美；能够看到别人的好，而且能够赞叹，则是美人之美，便可与时俱进，通融天下；美美与共者，无非是尽识自身之美，方能成全别人之美；唯先识破“己”，方能返回他人身上，再由他人身上返还天下，以现大同世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有的事物都调和而不起争执，这才是美，才是美的共和。费孝通先生特谓此为文化自觉，必先能察觉自身之好，后能融通他人之好，方能互存各自之好，共享好之为好，天下大好。 本书以“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篇章题目，收录了费老对自己早年生活以及师友的回忆文字，如梁漱溟、顾颉刚、潘光旦等；收录了费老谈论国内外著名人物的文字，如雄圣甘地、鲍尔温、韦伯、柳无忌、楚图南等；收录了费老从社会学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评论文字；收录了费老从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对人类文明思考的文字。

《人性的退化》内容简介：文明对自然环境的不断摧残已经达到了极限。这种慢性的死亡，比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更为可怕。由于人类只对技术和经济感兴趣，注重工具理性的发挥，忽略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导致人类居住环境恶化，人类社会向有害方面发展。为了人类的未来，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而这种奋斗应该建立在一种新的良知基础上。

Based on the blog with more than two million loyal fans, a beautiful, heartfelt, funny, and inspiring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and stories capturing the spirit of a city Now an instant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Humans of New York began in the summer of 2010, when photographer Brandon Stanton set out to create a photographic census of New York City. Armed with his camera, he began crisscrossing the city, covering thousands of miles on foot, all in an attempt to capture New Yorkers and their stories. The result of these efforts was a vibrant blog he called "Humans of New York," in which his photos were featured alongside quotes and anecdotes. The blog has steadily grown, now boasting more than a million devoted followers. Humans of New York is the book inspired by the blog. With four hundred color photos, including exclusive portraits and all-new stories, Humans of New York is a stunning collection of images that showcases the outsized personalities of New York. Surprising and moving, printed in a beautiful full-color, hardbound edition, Humans of New York is a celebrat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a tribute to the spirit of the city. With 400 full-color photos and a distinctive vellum jacket

这个时代一切都在变——我们追随的时尚、不断引起我们关注的事件、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以及我们恐惧的东西，莫不如是。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居民，也感觉需要通过保持“灵活性”并时刻准备改变，来适应它变化的节奏。我们想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得到的只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我们有被淹没的危险。 我们该如何从成堆无用的信息与不相关的垃圾信息中筛选出重要的信息呢？我们如何从无意义的嘈杂喧嚣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呢？针对这些当代问题，本书作者尝试做出自己独特的回答。 依照作者的解释， 44这个数字最早与波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作品里的一位神秘的人物有关，“他的名字就是44号”，他既是自由的全权代表、发言人、委托书的持有者，也是人世间的统治者或辅政者的杂糅或混合。由此亦不难看出作者写作此书的自由主义者立场和波兰式抱负。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美国大众眼中，计算机只是冷战中冰冷的机器，然而到了90年代互联网到来之时，计算机却呈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们模拟出了一个数字乌托邦般的协同体，而这正是曾经最反对冷战的嬉皮士们的共同愿景。 本书正是探索这次非同寻常，且颇具讽刺意味的变革的第一本书。作者挖掘出那些在旧金山湾区的先驱者——斯图尔特·布兰德和他的“全球网络”鲜为人知的故事。1968年到1998年期间，通过《全球概览》、“全球电子链接（WELL）”和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的《连线》杂志，布兰德和他的伙伴们长期扮演着旧金山嬉皮士运动和新兴科技聚集区硅谷的中间人的角色。正由于他们富有远见的努力，反主流文化分子和科技人士一同重新定义了计算机的形象：计算机是解放自我的武器，计算机建筑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虚拟社区，计算机还让人们能更大胆地拓展社会的新疆界。 对于《全球概览》，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印在最后一期（1974）封底的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被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引作格言而被世人所知。 《全球概览》是一本由斯图尔特·布兰德发行的反主流文化期刊，于 1968 至 1972 年正常发行，之后也偶有出版。这本杂志把所有可以售卖的产品都收录进来，包括衣服、书籍、工具、机器、种子......一切对创造力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用的东西。不过杂志本身并不卖任何商品。乔布斯曾说，这本杂志是影响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杂志，并称之为那个年代的Google。 斯图尔特·布兰德（1938–）是美国未来学家与早期网络文化的推动者，《全球概览》创始人，The WELL 和全球商业网络（GBN）的创办人之一。斯图尔特于 1996 年创办了“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以推动人们养成“长线思考”的习惯，作出更理性的选择。他最新的计划是制造一座万年大钟。 推荐语： 作为书中的人物之一，我认为这是记录我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最好的一本书。作者的分析取材广博、可读性强。 ——凯文·凯利，《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 弗雷德·特纳将广博的学识、优雅的文笔和叙事者的激情都融入书中，将“dot.com”时代的的各个点（dots）都连接到一起，他们才是真正的技术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领袖。 ——道格拉斯·洛西克夫，媒介理论家，《编程或被编程》作者 作为一个出现在书中的人，我本应该对作者的书有各种吹毛求疵的意见，但是我没有。他对许多简短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准确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是对经历过那些时刻的人来说，这也很难做到。 ——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创始人，《地球的法则》作者

这是一本探讨死刑存废话题的书。作为台湾“废除死刑协会”积极推动者，张娟芬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不同死刑犯的犯罪成因，审判经过，以及执行经历，让人在杀戮与死神的边缘思考关于生命、公平、正义等一系列终极的命题。帮助读者对死刑制度及其残忍和不合理的地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本书对于台湾地区司法审判制度的一些探究对于中国大陆的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也应能有所借镜。

Most global citizens are well aware of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deed, China has famously become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Yet, while China watchers have shed much light on the country's internal dynamics--China's politics, its vast social changes,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few have focused on how this increasingly powerful nation has become more active and assertive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China Goes Global, eminent China scholar David Shambaugh delivers the book that many have been waiting for--a sweeping account of China's growing promin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irty years ago, China's role in global affairs beyond its immediate East Asian periphery was decidedly minor and it had little geostrategic power. Today however, China's expanding economic power has allowed it to extend its reach virtually everywhere--from mineral mines in Africa, to currency markets in the West, to oilfields in the Middle East, to agribusiness in Latin America, to the factories of East Asia. Shambaugh offers an enlightening look into the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global presence: its extensive commercial footprint, its growing military power, its increasing cultural influence or "soft power," its diplomatic activity, and its new promine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But Shambaugh is no alarmist. In this balanced and well-researched volume, he argues that China's global presence is more broad than deep and that China still lacks the influence befitting a major world power--what he terms a "partial power." He draws on his decades of China-watching and his deep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nd exploits a wide variety of previously untapped sources, to shed valuable light on China's current and future roles in world affairs.

《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内容简介：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不是经济衰退，不是环境恶化，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社会公平！《公平中国:开启未来十年新奇迹的钥匙》论述了公平所涉及的最重要的14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高考、大学、养老、医疗、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税、公共预算、央企、外汇储备、计划生育。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以公平为准绳，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否则，我们将离和谐社会越来越远。

《第二性I》副标题为“事实与神话”，作者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性的观点出发，剖析女人变成“他者”的原因；随后，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深刻地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今女性的命运；最后，本书以蒙泰朗、劳伦斯、克洛岱尔、布勒东和司汤达五位著名作家为例，对男性制造的“女性神话”进行分析，探讨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体现的思想。 《第二性II》副标题为“实际体验”，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对女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童年、青春期、性启蒙时期、婚后、为人母和步入老年后）进行正面考察，同时对她一生可能遇到的经历（同性恋、成为知识分子、明星、妓女或交际花等）作出判断和评价，深刻揭示了女性的处境及其性质。作者还分析了自恋女人、恋爱女人和虔信女人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最后提出了女性走向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成为独立女性，也强调了只有当女性经济地位变化的同时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东方历史评论04》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为专题，收入对国内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王奇生、青年学者周濂、唐小兵以及海外著名汉学家裴宜理的访谈，探讨漫长的革命世纪对中国的影响。影像栏目收录的是当代伊朗摄影艺术家施林•奈莎谈自身经历和创作的自述和访谈，并选取了她的8幅精彩的人物摄影。随笔栏目收入谈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皮埃尔•马南的治学历程和思想变化、柬埔寨的现代历史、台湾青年流行音乐历史及未来走向等几篇文章，书评栏目则重点评介了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新近出版的玻利瓦尔传记等。

大约十年前，国朝学界内部发生过一场论争——儒家是不是宗教，论争范围很小，也就没引起多少学者关注。卷入论争的都是搞国学的，主张儒家是宗教(因此认为当称为“儒教”)的一方，持有的其实是马克思的宗教观：宗教是历史上的过渡性社会现象，最终会消亡……反方差不多也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上反对把儒家说成宗教，其意图不外乎是：儒家因此不会像宗教那样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那时，我正好到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当我在写有名牌的位子坐下时，后座有位从未谋过面的先生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你，谢谢呵”……我正纳闷，这位上了点年纪的先生马上就说：“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儒家是宗教的观点……”。 我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为好，只好稀里糊涂地点头摇头、摇头点头……我写的文章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前提可不是把宗教看作历史上的过渡性社会现象。宗教是属人的生存现象，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目录 前言 纬书与左派儒教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 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