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目录： 译者序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第四节 比较历史方法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第一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第一节 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第二节 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垮台 第三节 帝制俄国：一个落后的大国 第四节 作为反例的日本与普鲁士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 第二节 村社革命：俄国农民的激进主义 第三节 两个反例：没有农民造的英国和德国革命 第四节 中国农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 第二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第一节 政治领导集团 第二节 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第一节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节 1789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三节 战争、雅各宾派与拿破仑 第四节 新制度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第一节 1917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为掌权而斗争 第三节 斯大林主义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四节 新制度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第一节 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形势 第二节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盛衰 第三节 共产党与农民 第四节 新制度 结论 参考文献 本书表格与图形 表格 地图

本书自序 从1926到1930年，我对赞德地区进行了三次考察，总共在那里居住了大概20个月。这几次考察是应英-埃属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的邀请进行的。英-埃属苏丹政府是这几次考察的主要资助者，此外它慷慨出资200英镑支持本书的出版。我还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管理人的帮助。在此，我谨向以上所有机构和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曾在塞利格曼(C.G.Seligman)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并根据他的建议，我继续他与夫人在英-埃属苏丹的民族学考察。我深受这两位师长的恩泽，他们引导我开始研究苏丹，并为我的考察筹措资金。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给我提供帮助、建议以及诚挚的友情。此外，非常感激塞利格曼教授为本书写了前言。我还要在此对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教授深表谢意，他的教学使我受到很多启发。 在苏丹，当时任内务书记的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Sir Harold MacMichael)，既是一位官员又是一位学者，除了代表官方，他个人对我的研究也颇有兴趣。虽然我为政府工作，而且费用也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是我行动自由，能够去任何我愿意去的地方，自行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并且可以在任何我认为合适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我受到的这种礼遇表现出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对科学工作所需条件的充分理解，对此我非常感激。我还要感谢希莱尔森(S.Hillelson)先生，他是我的正式监护人和朋友，每次去苏丹考察，我都和希莱尔森先生及其夫人在喀土穆相聚，他们的家是个温暖的庇护所，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在赞德地区所有我接触过的人都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和帮助，他们是：加扎勒河省的行政长官，廷比奥、梅里迪、泰姆布拉、多鲁马的行政职员，泰姆布拉、利兰古的医疗人员，廷比奥、梅里迪、巴富卡、尼安加拉的传教人员，是他们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温暖，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把此书献给梅杰•拉肯(Major Larken)，以此向他特别致以深切谢意。他毫无保留地运用他在阿赞德人中间的影响支持我的工作，没有这份支持，我的工作不可能取得大的进展。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我的研究，而且长时间地与我友好相伴，不断激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梅杰•拉肯认为我的工作可能会对阿赞德人有益，在他看来，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是一项值得去做的工作。 我还要向那些为本书提供信息的阿赞德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虽然他们永远看不见写在本书中的致谢辞。在考察过程中我总是明确地对他们说，我在写一本向他们的子孙介绍他们习俗的书，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不真实，就不仅欺骗了我而且欺骗了他们的后代。对于他们的叙述，我则忠实地作了记录。除了感谢阿赞德人对这本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与我的数月相伴，我还要特别提及两位仆人，即梅卡纳(见整版图片十八)和卡曼加(见整版图片十三)；还有两位经常为我提供信息的人，一个是基桑加(见整版图片十二)，另一个是库阿格比阿鲁(见整版图片四(1))；还有鲁本，我在赞德地区期间，他曾经为我工作过一段时间。 除了C.G.塞利格曼教授，以下人类学界的朋友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们是：I.沙佩拉(1.Schapera)教授、M.福蒂斯(M.Fortes)博士、H.M.格拉克曼(H.M.Gluckmann)博士。在考察的间歇，我经常与塞利格曼教授、沙佩拉教授、M.福蒂斯博士讨论问题。自从在牛津工作后，我时常与格拉克曼博士进行探讨。感谢A.N.M.汤姆森(A.N.M.Thomson)先生作为非人类学人士为本书提出的意见。感谢W.R.基(W.R.Key)先生在秘书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不倦的热情和勤奋。梅杰•P.M.拉肯与E.C.戈尔牧师(Canon E.C.Gore)是研究英-埃领土上的阿赞德人的两位主要权威，他们阅读了本书并且指出错误，在此再次表达不尽的感激。 本书的部分材料以前发表过，但是本书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重写。感谢以下书稿和刊物的编辑：《苏丹札记》(Sudan Notes and Records)、《皇家人类学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非洲》(Africa)和《呈给C.G.塞利格曼的论文》(Essays presented to C.G.Seligman)，他们允许本书使用曾在他们的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过的文章。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和印刷商，还有乔治•罗德里奇父子有限公司，他们允许我使用摄影图片的印板。 E.E.埃文思-普里查德 1937年1月 埃文思-普里查德博士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为我们写就了一本详尽全面的著作典范，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会确信，它是过去几年中能够为英国人类学带来声誉的重要著作之一。 我非常高兴来写这个前言。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类学家”(引自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的评价)是我的老朋友和学生，而且主要由于我的缘故，他开始了在苏丹的民族学工作。早在伦敦经济学院共事的那些年，他的能力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因为健康不佳，不能和妻子共同继续为苏丹政府所作的民族学调查，我建议埃文思-普里查德博士接替我们并进一步扩展这项工作。他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1926至1936年之间6次考察苏丹，其中包括对阿努阿克人(Anuak)，因加萨纳人(Ingassana)，莫罗人(Moro)，娄人(1uo)以及其他部落进行的为期几个月的调查，还包括对阿赞德人以及一个最难调查的民族——努尔人——的详细考察。其大量的考察结果已经撰写成一系列优秀论文发表在《苏丹札记》上，但是与我们现在手头的这道丰盛大餐比起来，这些文章不过是些开胃小菜。 在对阿赞德人进行认真研究的20个月期间，埃文思-普里查德博士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正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赞德巫术》。虽然这本书确实只涉及阿赞德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赞德巫术变化无穷，并且在部落的日常习惯和行为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透彻理解赞德思想和习俗的整个结构，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方面的著作。正因为赞德思想与习俗的结构很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只用了几页的篇幅勾画赞德文化概要似乎有欠充实。魔法(magic)经常被认为与宗教相关，而且事实上往往与宗教有关，在认识到这层特殊关系之后，不管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矛盾，这本书如果能对赞德宗教哪怕作一个简单的勾勒，也会颇有益处。然而本书并没有包含宗教内容，看来对于阿赞德人来说，魔法和宗教似乎相距很远，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是从本书的内容而反向推出这一结论的。基于以上提到的情况，大家希望对赞德宗教作一些了解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当探讨毒药神谕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了解宗教信息很有必要。最近埃文思—普里查德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赞德宗教的论文，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这篇论文我稍后再谈。 …… 本书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第一部民族志代表作，是民族志经典中最精致、最富有思想的作品之一，自1937年出版以来一直被人类学者奉为民族志的典范。 作者以细腻、精美的笔触描述了中非一个土著部落阿赞德人关于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信仰体系，并在这种描述中巧妙地呈现一种社会、一种生活。这一著作使阿赞德人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一个著名族群，并关联着相关领域中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诸多讨论。 自序 前言 导　论 第一章 本书写作背景 第二章 用于描述赞德习俗和信仰的术语 第三章 赞德文化简介 第一部分 巫术 第一章 巫术是一种器官性的、遗传性的现象 第二章 尸体解剖能够揭示巫术物质 第三章 其他邪恶力量与巫术的关系 第四章 用巫术观念阐释不幸的事件 第五章 社会限制抗击巫术的行为 第六章 遭受不幸的人在仇人中寻找巫师 第七章 仇恨使人对仇恨对象使用巫术 第八章 巫师是自觉的行动者吗? 第九章 巫术和梦 第二部分 巫医 第一章 巫医如何举行降神会 第二章 阿赞德人对巫医的信奉 第三章 巫医行业对新手的培训 第四章 巫医在赞德社会中的地位 第三部分 神谕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毒药神谕 第二章 采集毒药 第三章 请教毒药神谕 第四章 在请教毒药神谕中出现的问题 第五章 其他的赞德神谕 第四部分 魔法 第一章 好的魔法与妖术 第二章 魔法与魔法师 第三章 魔法医术 第四章 实践魔法的会社 第五章 在死亡情境中的巫术、神谕和魔法 索引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历时近一年又十个月，要在这样的时间内独立完成这样一本超过四十万字的译作，译者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还要确保质量。尽管译者努力追求对原文理解全面准确、译笔清晰流畅，但是匆忙之中必然还会留下不少错误和疏漏，敬请方家指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曾就一些词句的理解向英国籍教师马格努斯·威尔逊(Magnus Wilson)先生请教过，还曾请朋友田艳老师阅读了译文的初稿，她就中文的表述给予了很多指正和建议，译者愿借此机会向他们深表谢意。最后，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家人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覃俐俐 2005年8月 塞利格曼教授

《社会心理学》(第5版)(中文第2版)作者是美国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第一作者Elliot Aronson教授是美国心理学会(APA)成立110多年来唯一包揽杰出写作奖、教学奖和研究奖这三个主要奖项的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第5版)(中文第2版)凝聚了作者们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内容全面完整、系统连贯，涵盖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以及个体对社会和自我的认识、个体态度和从众行为、团体过程和人际沟通、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与行为特征，反映了在健康、环境、法律等领域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价值。

您知道社会学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吗？其实，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它不但涵盖性别、种族、阶层、年龄等议题，更是许多生活化知识的积累。它试图解开是什么因素使得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评估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对社会的影响等关系到您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简言之，社会学是结合人类、环境、政策、时代等生活中所有一切的学问，所以您不能不思考社会学与您的生活的关系。 简洁分明地定义与分析社会学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注重功能理论、冲突理论和互动理论的平衡阐释，强调社会学家检验与质疑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独特方法，教导读者如何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来探讨自己生活情境中的社会议题。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使用跨文化的实例说明性别、年龄、种族、族群和阶级等社会区隔及其影响，并提供最近几年来社会学重要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s used widely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s well as in economics, marketing,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The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focuses on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entities and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standard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which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attributes of the social unit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reviews and discusses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with a focus on applications of these methods to many substantive examples. It is a reference book that can be used by those who wan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network methods, or by researchers who have gathered network data and want to find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by which to analyze it. It is also intended for use as a textbook as it is the first book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the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field.

这本书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确定性是指特定情景下各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确定性促使决策者具体地收集信息。当个体面临多种不确定性的选择方案时，信息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曾经荣获中国图书匀、上海市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好的导论性著作。 本书博大精深，思辨深邃，凝聚了著名史学家陈百麓先生数十年心血。本书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全书充满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的大师，犹如牛顿之与物理学，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思想家。科塞评价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知识界对韦伯还很陌生的话，那么经过至今余温尚存的“韦伯热”，大家对“祛魅”(Disenchantment)、“理想型”(I deal Type)等韦伯特有的术语已耳熟能详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市场上的韦伯作品层出不穷，但一直不成系统，各个译本的译品亦参差不齐。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的台湾钱永祥等先生合力译出的韦伯作品集，填补了一直以来的缺憾。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社会”与“法治国家”等词汇已是耳熟能详。然而，法律到底是怎么来的？法律的演进过程如何？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到底抵演了何种角色？本书即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作者挟其浑厚的法学与史学素养，从比较人类各大文明入手，深入探讨了“法”的缘起与演化，从纷纭复杂的史实中爬梳举例，阐明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各层面的关系。本书适时的引进出版，我们有理由相信，韦伯关于人与法的如炬洞察和深邃的理论阐释对中国的法治化建设不无意义。

One of Durkheim's most important works, serving as a model in social theory.

自由是人类普遍的追求，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个体自由既非普世，也非必然，本书就是对后现代社会中的自由进行反思的一部力作。 正如鲍曼先生本人所言，该书的写作意图就在于化“熟悉”为陌生，也就是要把人们通常视为理所应当的个体自由作为一种不经解释则无以自明的现象。本书以简洁有力的论证揭示：个体自由得以存续要依赖于特定类型的社会条件，而且也可能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们绝不能够、也不应当将其视作当然之物。 自由是社会科学中永恒的话题，鲍曼先生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细致的分析和雄辩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维度中的自由，相信读者一定可以从中更好的把握自由的真谛。不过，由于作者的局限性，本书所讨论的自由话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前题下进行，其不完整性是非常明显，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家庭论》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关于家庭的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的方法。不过，《家庭论》名并非特指家庭的经济方面，这是因为大多数非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总是喜欢把“经济学”仅仅局限于研究家庭的物质生活内容，即收入和支出类型。我的构想则更为远大，我力图用研究人类物质行为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去分析婚姻、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也就是说，《家庭论》包含着研究家庭的经济学方法，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家庭生活的物质方面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那些关于穷人的冗长啰嗦的经院研究，那些使用《李尔王》中诸如“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等绘画般的描述，难免会使人感到厌烦。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的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目前，可供使用的贫穷识别方法有许多种(如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贫困等)，不过，每一种方法中都还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要从整体上描绘贫困，还必须超越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因为，要在贫困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贫困的整体画面，“加总”问题将无法回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在近期关于饥饿现象原因的研究中，贫困的起因具有特殊重要性。 这本专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第1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 分析。之所以在详细论述贫穷概念之前就进行这一分析，是因为“权利方法”是这本著作的核心。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度量问题。第4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第5章分析“权利方法”。随后几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第6章)、1973至 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第7章)、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第8章)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第9章)；第10章是关于“权利方法”的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系的联系。 本书有四个附录。附录A给出了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换权利的公式化分析。附录B借助于一些模型说明了“交换权利失败”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在饥荒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附录C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详细阐明了已经得到应用和已经提出的各种度量方法。最后，附录D以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为例，分析了饥荒死亡人口的分布问题。 本书原本是为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计划(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ILO)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耐心，因为本书的完成比我原来的设想要迟得多。我也衷心感谢费利克斯·波克特(Felix Paukert)等人与我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计划的有益讨论。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和乔斯莱恩·肯奇(Jocelyn Kynch)对本书初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良多。很多学者都给我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他们是：莫胡狄恩·阿拉姆基尔(Mohuddin Alam-gir)、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阿塞特·布赫塔克基亚(Asit Bhattacharya)、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迪盘卡·查第尔基(Dipankar Chatterjee)、普拉米特·肖德赫利(Pramit Chaudhuri)、阿米亚·达斯哥普塔(Amiya Dasgupta)、梅纳德·德塞(Meghnad Desai)、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马戴恩古普尔·古什(Madangopal Ghosh)、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泰仑斯·戈曼(Terence Gorman)、凯斯·戈利芬(Keith Griffin)、卡尔·哈米尔顿(Carl Hamilton)、鲁戈·哈弋(Roger Hay)、朱利斯·霍尔特(Julius Holt)、雷弗·约翰森(Leif Johansen)、J．克里西纳莫第(J．Krishnamurti)、穆库·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苏奇·佩恩(Suzy Paine)、戴比达斯·雷(Debidas Ray)、戴布拉·雷(Debrai Ray)、萨米尔·雷(Samir Ray)、塔班·雷坎德胡利(Tapan Raychaudhuri)、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乔恩·罗宾逊(Joan RobinSon)、苏曼·萨卡（Suman Sarkar)、约翰·希曼(John Seaman)、里翰·索布罕(Rehan Sobhan)、K.苏德拉姆(K.Sundaram)、加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和亨利·万(Henry Wan)等。 本书中还引用了我早期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73、1976)、《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976、1977)，《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6)、《剑桥经济学月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月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经济学文献月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0)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附录A到附录C，都使用了一些数学概念和符号，但是，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公式化的。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不过、即使不参阅附录，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包括案例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由于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将尽可能使其通俗一些。可以不谦虚地说，在这本专题著作中，我所作出的分析是相当有实际意义的。

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堪称是学习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首先，它标志着学习理论的参照点由行为、认知、情感或环境等单一方面向三者综合的转变，改变了传统学习理论重个体轻社会、重直接经验轻间接经验、强调单向决定作用而忽视人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思想倾向。在该书的序言中，班杜拉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理论“冠以‘社会’一词，意指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诸多社会根源；冠以‘认知’一词，是认识到思维对人的动机、情感和行为的因果归因影响”。 其次，该书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班杜拉关于个体、行为、环境的交互决定的观点被学习理论家广为接纳，研究者日益重视社会性的交互影响对学习所起的积极作用，这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情境主义学习理论的革命。第二，班杜拉在该书中系统阐述的行为自我调节机制为其继承者齐莫曼、申克等人发展成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并且全面引入课堂学习和教学的实践中，与当今盛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一道影响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第三，在该书中深入阐释的自我效能理论已被研究者进—步发展成一种学习动机理论，与韦纳的归因理论、卡芬顿的自我价值理论、德威克、洛克等人的目标设置理论一并成为解释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有力工具。 本书对于今日的心理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体现在其理论观点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体现在班杜拉所采用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学习和参照。班杜拉指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学理论必须采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微观分析用于澄清影响个体机能发挥的基本心理机制，宏观分析用于揭示社会情境因素对人类发展、适应和变革的影响机制。一种好的心理学理论必须具备广泛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适用于多个领域。为此，他把自己的研究涵盖到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理学、体育运动、商业、国际事件等诸多领域，引证的文献达3000多项。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在心理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值得引起那些仅仅满足于脆弱的理论分析或实证研究的心理学者的反思和借鉴。

本书系“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袖珍经典”中的一种。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涂尔干和莫斯考察了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澳洲，在中国，图腾呈现了最原始的分类模式，而分类的几种原初形式又揭示了人类现今分类观念的集体之起源，社会之起源。

本选集分为四卷。第一卷是1843-1859年的著作，第二卷是1857-1871年的著作以及《资本论》节选，第三卷是1871-1883年的著作，第四卷是1884-1895年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编入选集的文献一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为方便读者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某一著作写的序言、导言，一般同原著作编在一起；论述中国问题的10篇文章以及从《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节选的篇章，也分另编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按时间顺序集中编排在第四卷。

《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作者为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 Holcombe，1844——1912）。何康比，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来华，1871年之前，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1885年，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头等参赞、代办等职。1885年回美国。1895年出版《真正的中国佬》。中文本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鞠方安译本，纳入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本文主要据此本谈谈读后的个人收获。因此，这里侧重于介绍该书叙述与评论的独特与深刻之处，本着镜鉴的角度，对其仍然有现实意义的揭示进行点评。 正如何天爵本人所言，他在中国居住多年，几乎与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甚至与一些人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作者声称他在书中展示的是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时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勾勒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从而准确描绘出“真正的中国人”形象。的确，他在书中对中国晚清社会作了一个全方位的鸟瞰。虽然不免有许许多多的偏见、误解与曲解，有的是西方人的偏见与曲解，有的是文化上的误读和误解，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真实。甚至有的方面不能不说具有一个理性的现代化的外来旁观者的深刻洞察。 何天爵自觉意识到：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东西方彼此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短，机会太少。西方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象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因此，何天爵反复告诫西方学者，也时刻警惕自己，不能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而全然不顾西方的评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何天爵主张，对于他人，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品头论足。如果以别人的视角来审视一下自己，情况就会好一些。而如果从某种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更准确的视角，用一种非世俗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眼光去评断我们自己和他人，情况将会更好。其深层意义是：将使得人们更加宽容友爱，更加和睦相处，更加认识到作为人的崇高价值。愿望是美好的，更是必要的，但是，何天爵本人在书中很多地方还是露出西方学者对东方制度、文化和习俗的偏见。指责“祖先崇拜”是一种“错误信仰”，特别是对中国的佛教和“乡土情结”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相对此前一年出版的明恩溥（Arthur H. Smith）牧师的《中国人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而言，《真正的中国佬》对中国人的叙述与评论确实更加理性与公正。 何天爵从政府、语言、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宗教、迷信、辫子、法庭、官民及其关系、教育与文化、礼仪习俗、商人及其生意经、贫困人口、财政金融制度等14个方面来观察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主要是不同于美国人的特性。对中国的“朝贡式”外交关系、极其缓慢的现代化进程、家长制的“专制政治”、认祖归宗的“乡土情结”、“男女大防”的“两性交往”、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无处不在的“风水迷信”、“儒家式”法庭与“地狱式”监狱、务实温顺的官民关系、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礼仪重于道德、道德依礼仪标准而定的的礼仪崇拜、“读书做官”连锁一体的教育与职业理念、经济生活中的“揩油”恶习、中国特色的市场合作精神、物价生成机制、度量衡制度、财政金融制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观察与体念。何天爵指出，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相映成趣。 关于传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朝贡外交关系的理解，何天爵是从“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角度来认识，认为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所认定的“宗主和藩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宗藩关系极重要的特点是，藩属国必须定期向宗主国交纳定量的贡物和贡金，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宗主国提供军事力量。但中国并没有强迫他的“藩属国”这样去做。连结中国与其邻国的是“兄弟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老大哥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义务”，这与西方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何天爵的对中国传统外交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抓住了中国传统外交的主导理念与根本特征：泛道德主义与儒家文化的普世性。即在形式上的政治宗藩关系下，以中国礼教文化“化成天下”。不过以“兄弟关系”喻示可能不如“父母与子女关系”妥帖。 就中国与日本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速度与幅度差异而言，何天爵认为，中国和日本本质上是不同的民族。借用服装的设计比喻，作者指出，日本民族很快抛弃了自己借来的服装样式，披上了西式服装，而中国却不愿意扔掉由自己设计发明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此外，从同西方接触开始，到关系的建立和处理，形势都有利于日本而非中国。何天爵对中日现代化速度与幅度差异的分析，显示出：作为东亚文化外缘的日本，比处在东亚文化内核的中国，在文化更新、向现代文明转化与演进方面，更加轻捷。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何天爵指出，一般的西方人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迷团的钥匙，就把它视为“纯粹的专制政治”。但是，就其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讲，这个结论不但不够准确，而且也不公正，它会引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家长制是中国社会政治和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而家长制的基础则是“权力的宗法制观念”，“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敲门砖”。不是单个人，而是包括所有成员的家庭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种制度唯一的专制成分实际上在于，宗法制度下，父母具有对其孩子的无限权威。皇帝是这一体制的中心人物，是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帝国内部的任何财产，虽然名义上属于它的臣民，实际上都是皇帝的财产。皇帝的权力看似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皇帝的权力同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家长相比大不了多少。两者扮演的角色在内容形式和权力实施的程度上都惊人准确地相似。“即使一位最贫穷的土墙茅屋中的家长所行使的权威，也堪与皇帝的权力相比拟。”家长制统治的结果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其具体的政府行政职能的运作非常松散。老百姓对政府的抱怨和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对他们的专制和干预过多，而是由于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得过少。拥有专制权力的那位先生很少实行专制。所谓的专制皇帝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何天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所谓“专制政治”与“皇权专制”与西方历史意义上“专制政治”与“皇权专制”有着重大的，甚至本质的不同。中国的“专制政治”与“皇权专制”有着更多的家长统治特点，而西方的“专制政治”与“君主专制”则更多地具有个人专制的色彩。 家长制统治为什么在中国长期如此？作者认为，促使家长制统治“永恒持久性”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孝的宗教“孝道”（“土生土长的唯一中国人的宗教”）的存在，二是“学而优则仕”而不问出身、抑制皇族或贵族参政的选官制度，甚至皇帝也可以任意来自民间。因此，尽管家长制统治往往导致各种敲诈勒索、纲纪的毁坏、正义的歪曲，以及其他人们所能够想象的所有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行为，老百姓都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在帝国内部的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一个半个或者正在争取要有一个或远或近的亲戚朋友，在朝中或地方谋得一官半职。”作者强调，如果官僚阶层不是来自民间，或者它根本不构成老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一刻也不会容忍官场腐败状况的存在。在此，何天爵没有去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的家长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其实，家长制统治的经济社会基础是中国式的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孝道”与政权活化的选官制度都在此地基上生成。 关于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何天爵谈到了男必娶、女必嫁的传统，男子终生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独特的母性控制权力，极其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光宗耀祖观念等。关于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作者指出，在家庭中，已婚女子看上去似乎基本上不是丈夫的妻子，更像一名可以任意使唤的下等仆人或苦力。维持她苟延残喘的唯一正当理由在于她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关于母性控制权力，作者指出，妇女作为妻子，显然没有任何形式的影响力；而作为母亲则法力无边。她是自己孩子的“独裁者”，可以要求孩子绝对无条件地服从自己，从而也会变成媳妇的恐惧之源。关于两性交往，何天爵指出，在中国，指导两性交往的正确原则，就是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两性交往。男女接触被视为至关紧要的大防，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不存在有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和集会，以使男子和女子能够像朋友一样在一起交往和娱乐。中国人相互问询时，从不涉及女性的健康起居。即使夫妇也不能在公众场合同时抛头露面。事实上，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夫妻亲情关系的实际存在，但从没有人主动提起它，更没有人公开承认它，而是“普遍地受到漠视”。不过，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社会蜕变，中国人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的现代性变化，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女性角色与社会地位等，都大大不同于何天爵所观察到的晚清时期。社会平等、家庭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还不健全，个人对家庭依附关系还很深厚。另外，女性的社会角色在一定程度仍然受到社会偏见的歪曲。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责，而男人则不必的观念还大有市场。 就乡土情结而言，作者指出，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彼此之间的地域联系非常强烈和紧密，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忍受种种饥寒交迫、虐待凌辱和艰难险阻，但他们最热切的期盼和刻骨铭心的追求就是最终要回归故里，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希望在死后归葬在祖宗身边。因此，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永久的居留者和踏遍世界的殖民者，而只是短期的移民，很像“成群接队的候鸟”。作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极其强烈的乡土认同和回归情结，与“祖先崇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乡土情结还遭到政府的恶用，那就是禁止臣民迁徙和变更职业。一方面限制了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另一方面把整个民族的民众彼此隔离开来。“光宗耀祖，父母显荣”被深深地灌输进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晚辈对长辈极其敬重和服从，独立思想和行动是不被允许的。作为西方人，何天爵没有看到，甚至也不愿正视中国人乡土情结的积极一面，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极其强烈的乡土认同和回归情结，对于维护中国长期的统一稳定与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是一种巨大的支撑力和动力。 关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何天爵认为，在中国，除了皈依基督教者以外，其他数量众多的全部人口都是儒教的信奉者。儒教是中国最原始的、信徒最庞大的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中国宗教。佛教与道教都处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儒教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之后又加上了只限于学者的对孔子的崇拜。祖先崇拜渗透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人的民族性中，祖先崇拜是所有宗教形式中，最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内容。毫无疑问，祖先崇拜将是在中国人当中“最后消亡”的一种“错误信仰”。根据这种信仰，每个男子必须结婚成家，养育儿子以便世世代代履行祭祀祖先的使命，以保证他在人间和冥间的永久幸福和快乐。这就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奔波于异国他乡却从来不在当地定居或殖民；也解释了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为什么死后还要归葬到祖先的坟茔边。其实，祖先崇拜远非是如何天爵所厌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错误信仰”的理解那么简单，林语堂在《中国人》（即《吾国吾民》）一书中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强烈的家族意识是中国文化长期得以延续不断、并能够有力地同化境内少数民族和域外民族，甚至像犹太人这样的民族意识极强的民族的一个主要因素。[ii]作者对佛教也有一种极其反感的看法，认为它迎合了东方人的弱点，对于中国整个民族身心的伤害、并导致其素质下降甚至腐化堕落等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可怕和活跃的巨大力量。作为在现实社会中一种影响广泛的宗教制度，佛教是“一所正在腐烂的停尸房，是一座白骨累累的伪善者的坟墓”。作为基督教徒，何天爵对中国佛教确实存有一种严重的误解，甚至敌视，实际上，佛教有一套严整的逻辑系统和深奥的知识系统，在中国还有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和中国化的信仰系统，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社会生活变得可以灵活、可以忍受和超脱。不仅仅是所谓“迎合”了中国社会传统，更重塑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迫使中国的儒家传统也不得不作出调整。 迷信是一种扑朔迷离、古怪莫测、支离破碎、难以描述形容的信仰。何天爵观察到，中国人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都浸透着迷信观念。迷信弥漫浸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影响和支配着生活中的每件事甚至人们的一举一动。它歪曲了人们的正常理智和思维，在严密的逻辑之间颠倒是非。作者指出中国人骇人听闻的虐婴陋习，就是可怕迷信攫住中国人心灵的结果。迷信绝不仅仅在个人的家庭私事中有着潜在的巨大影响。国家的重大事情，甚至有关国家的繁荣强盛，也往往是根据迷信而一锤定音的。“风水迷信”，或者说“地理迷信”，把整个中华民族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作者指出，为了同治皇帝的归葬地，在“风水迷信”上前前后后的花费高达250，000元以上。何天爵关于中国弥漫的迷信气息的观察与论述是独到而深刻的，值得我们不断反省。至今，中国人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理性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迷信仍然深刻地纠缠着中国人的心灵和行为。街头和乡村的各种迷信活动甚至愈演愈烈。 关于中国的法庭监狱，何天爵指出，中国法庭既没有陪审团，也不存在律师。案子的最终判定往往不是根据法律条文，而是比照以前的案例。官员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取当事人或者证人的口供。这些决定了，在法庭的实际操作层面，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徇私舞弊、残害忠良等现象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司空见惯。监狱则有如“地狱”，而且，考虑到中国监狱监禁的并不是受刑的罪犯，而只是临时扣押证人和嫌疑犯。“这一事实使得中国监狱内存在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可耻做法更加不可饶恕”。 关于中国的官民关系，何天爵认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他们很少追求或者沉溺于精神生活。他们是头脑冷静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富有幻想的感情用事者。他们很少走上一条不见边际和尽头的道路。无疑，中国人性格的这一特点与他们默默忍受不公正待遇的做法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他们确实相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中国各级官员名义上的俸禄严重不足，每一位官员都有权从他为百姓服务的项目中，收取相当数量的特别劳务费。这种做法变成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敲门砖和通行证。但中国人却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何天爵指出，不管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士大夫阶层都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平衡摆。他们对于公众舆论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形成、引导和调控的作用。他们既是调解平息百姓之间争纷不和必不可少的仲裁者，又是处理官民之间事无巨细大小问题的中间媒介。中国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素以维护传统的道德说教、古老的习俗遗风和天朝体制为己任。他们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形成了一种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特性，成为阻挡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是他们煽动了百姓对外国人的敌视和反对，也是他们激起并促成了许许多多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那些以外国传教士为重点攻击对象的事件中，他们更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健康发展为害甚巨。 关于中国人的教育观、学习观和职业观，何天爵指出，西方人读书不一定为了做官，而所有中国学子孜孜不倦、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做官。中国人接受教育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将他们的大脑装满知识，而是要使他们循规蹈矩、服从统治和约束，同时也是为了净化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为了“洗脑”。从古代到近代的1000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年轻人采取的教学方法往往是很有特色的“填鸭式”教法。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何天爵揭示的“读书做官”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我们的耳边回荡。千军万马考“公务员”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学而优则仕”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们的“选官”机制。“洗脑”式的政治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还没有转型为现代公民教育，灌输式、“填鸭式”教法还是充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方法。教育观、学习观和职业观的传统思维还在干扰我们现代化的步划，我们的教育观、学习观和职业观的现代转型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于中国的礼仪习俗，何天爵观察到，中国的礼仪习俗不仅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和固定，而且异常复杂，令人疲于应付，甚至动辄得咎。它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高官厚爵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异常重视细节繁琐的礼节。礼节已经变成了这个民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琐细而无关紧要的礼节标准。结果是，形式上的礼节比事情的本质内容更加重要。几乎可以说，在中国，礼仪对于一个人来说似乎比道德水准更重要。在许多情况下，你可以直呼一个中国人为撒谎者和骗子，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而坦然地接受。但如果你指责他违反了礼节或语言不得体，他立即就会和你脸红脖子粗地理论一番。礼节问题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中外之间严重的摩擦和误解，非一般人所能意料。直接影响了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事物上的往来。典型的如广东的外国人和领事晋见广东督抚事件，外国使节晋见中国皇帝事件。 关于中国的商品价格生成机制，何天爵洞察到，西方商人注意研究商品成本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以及市场上的行情。他们一般根据市场上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情况而确定其具体的价格。中国商人除同样注意研究以上内容外，他们还非常注意判断顾客的身份和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总是依人而定、因人而异，而不是依商品的实际价值而定。中国做交易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对于无论多么大的买卖。还是多么小的生意，他们总是进行讨价还价。每一笔交易就像一场决斗。每个人都试图占对方的便宜，而每人常常都是胜利者。买的人总是能够少花些钱，而卖的人总是能够通过短斤少两再补回来，短斤少两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总是要求别人多，而自己付出少；有时也许是不愿多出，而最终不得不赔本。中国人这种热衷于讨价还价的做法，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民族性之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至今，这种因人而定价的讨价还价风尚以及短斤少两的市场恶习依然顽韧地存在，干扰我国市场化的运行和深入。规范市场运作必须坚决取缔和自觉抵制这些传统恶习。 关于中国的市场法律与监管制度，何天爵指出，中国缺乏必要的法律机制，根本不执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种不同的度量衡除了使那些粗心大意者被稀里糊涂地“宰掉”，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由于缺乏一套严格的度量衡制度，同时又由于其货币价值很不稳定，伸缩性极大。因此，所有的商业贸易往来便具有极大的不准确性，其经营贸易额难以精确计算出来。要做到丝毫无误的计算难乎其难。商人只能在某宗具体的生意上，或在其经营的某段具体时间里，大致估算自己的盈亏状况。中国人坚持认为，只有笨蛋和傻瓜才会按部就班、尺量寸度、一板一眼地把商品卖出去，然后收取固定数量的银子。他认为那样做生意才真正是枯燥无味、平铺直叙、愚蠢透顶。中国人认为做生意是一种智慧、技巧和艺术。中国人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作者呼吁，中国需要一套严格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一套准确严密的货币制度和一套严密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 关于中国的商业精神，何天爵体会到，中国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合作精神。它的具体体现是，每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给顾客端茶倒水的小伙计，还有负责擦地板的仆人等等，都是风险与共，利益共享的。每个人在整个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严格按照个人所担任差事的高低轻重而论定。红利的瓜分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所有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红火，财源越来越广进，腰包越来越丰满。通常，老板和他的下属员工们一处同住，一处同吃，形同一家人。无疑，这种做法对商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成为一条线上栓着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离心离德，或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行为，要么被立即消除，要么被减少到不致为害的最低限度。 关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陋习，何天爵观察到，“揩油”是中国商业生活中重要的“生意经”，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中都是“揩油”的受害者，然而每个人同时又都是躬行“揩油”实践的受益者。其具体的含义是指，一个人采取种种手段，对同时经手但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施加“压力”，让其中的一部分流进自己的口袋。这种“揩”来的“油水”是公认合法的、又是未经允许的佣金或回扣。深受其害者称之为“偷窃”，而得其润泽者则认为这部分钱财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额外津贴，他人有权享用。作者尖锐地指出，除非彻底地改造中国人的整个国民性，否则要消除这一陋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深受其害的是中国人，而决非外国人。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中国经济生活传统的一大特色，“揩油”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发展为明目张胆地拿“回扣”，仍然充斥着我国的经济生活。一段时间还特别严重。 关于中国的贫困问题，何天爵指出，虽然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能，然而这些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其广大的民众仍然处在异常贫困的状态，那种状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贫困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那里的贫困意味着缺吃少穿，挨冻受饿。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如果一天不劳动或者失去了工作，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天没有饭吃。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可能胼手胝足，也不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那些比较贫穷但相对来讲情况依然较好的人们的食物也是十分贫乏，他们生活得极其简朴，极其节约，达到了非常苍白的程度。中国长期就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面对大量过剩的人口，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将有限的劳动机会分配再分配给所有的劳动力，以使大部分的人能够维持最简单的生存。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节俭的民族。虽然就经济学这门艺术而言，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行家里手，但从广义上讲，中国人也缺乏独创性。劳动力是中国市场上最廉价的物品，只要能够被雇佣，只要有点儿事干，哪怕报酬如何刻薄，如何微不足道，中国人也能乐于接受。贫困问题至今还像一个幽灵一样在中国徘徊不去。往往成为滋生平均主义、小农共同体主义、民粹主义的温床，从而不断干扰中国现代化的进路。以现代化的方法而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消除贫困，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议题。 关于中西关系，何天爵指出，由于中西方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迥然不同，双方的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取舍标准也因人而异，每一方都会发现对方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表现出严重的愚昧和无知。因此，只有通过一个长期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才有可能成为友好相处的朋友。每一方都应该设身处地，都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为对方留有操作的余地。百年来的中西外交波折不断，固然主要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但文化上相互误解而缺乏沟通、同情与理解也的确是一种干扰因素。目前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怀疑，除了存在西方对自身崛起后果的记忆恐惧在中国崛起问题上的折射外，不能不说还与这种文化上的“间性”有关。 最后，何天爵认为，中国民族的性格与品质“变化非常缓慢”，现代国民性还远未形成。作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关注中国发展的最热心的朋友”之一，何天爵急切地盼望中国“除旧布新”，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他相信，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天爵的真诚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巨变中正在变成现实。《真正的中国佬》一书提供了我们反省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一些深层因素，值得盼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公民一读。

《乌托邦》作者虽能设想一个产品丰富到用之不竭、人人都可以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但却不能想象生产力能够迅速增长。莫尔邦能输出的基本上只是些原料，如羊毛、亚麻、木材、染剂、生皮、黄蜡、油脂，以及蜂蜜、谷物、牲口之类。乌托邦人穿的衣服朴素简单，在其他生活方面也崇尚俭朴。总之，乌托邦大体上还保存自然经济的特点，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于十六世纪初英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