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西方政治思想史(套装上下册)》可以说是从底下写起，注意统治者。也兼重被治者。我向来认为，历来论者对人民——有时称为暴民——所下的功夫一直不够。政治的素材是人，一位思想家对这素材的观点一定会影响他对政治可能及应有境界的想法。不过，我发现这样的写法报不容易维持，因为思想家关于政治共同体素材的看法往往深藏在他们的著作文字之中，这些文字篇章必须摆到刑架上拷问，才吐露实情。而人人都知道，拷问逼供得到的案情挺不可靠。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主要内容：勒庞是个真正的先知，在书中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乌合之众”这一社会心理现象。此次随书收录的《欧洲历史上的几次群众性狂潮》，比他描绘的群体更“乌合之众”。

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在本书中讨论了抗争政治的各种形式，包括革命、社会运动、宗教和伦理冲突、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以及跨国界运动等。它还为各种不同抗争的研究、比较和解释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和程序，阐释了抗争剧目和抗争表演的关系。作者还分析了历史上和当前的许多案例，包括二战后的波兰、巴以冲突、本·拉登问题和苏丹内战。他们向读者提供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清晰范式。

作为民族志研究的核心方法，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在观察的同时尽可能地参与他们所意图记录的社会活动。 参与，让研究者能够更切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同时，观察所需要的理性和反思，又要求研究者随时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因此，好的参与观察者，善于在亲熟和距离、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保持某种有意识的平衡。 本书集结了十六位人类学家的田野体验，从墨西哥都市中的色情场所，到修道院中的揭密与互动；从底特律街头的黑帮毒贩，到州立监狱中的看守与囚犯。通过他们对观察者和参与者、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的关注与反思，我们发现，往往那些令人不安的田野经验、尴尬的社会空间，正是参与观察方法具有潜在创造力的场所。

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做穷人，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如何”投射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 当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穷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 鲍曼在本书中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现代社会的转变，福利状况的影响和穷人被社会化生产以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径，并提及穷人与贫穷可能的未来。他勾勒出在当代穷人的故事里被忽视、过度解读和被隐藏的部分，并试图回答：贫穷能够用普遍公认的方法来对抗和征服吗？

“裸猿”三部曲分别是《裸猿》、《人类动物园》和《亲密行为》。《人类动物园》讲现代人的困境及其出路，态度乐观积极，令人鼓舞。近代以后，人类社群不再是人人熟悉的小型部落，也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而是人口爆炸的超大型部落。莫利斯把现代人称为超级部落人，将其比作动物园里的圈养动物。这个比喻生动传神，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尤其现代都市人的困境：人口过剩、过分拥挤的生存空间与人的生物学特性严重相悖，造成过分的压力、过多的“都市病”。 《裸猿》和《人类动物园》对古今裸猿的行为模式做了宏观的比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人类的生物学基础非但不能回避，而且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在这一点上，莫利斯无疑成了比较动物学、生物人类学的权威。和弗洛伊德一样，他发动了一场“人的科学”的革命。弗洛伊德从无意识和心理分析去研究人的动物性，莫利斯从数百万年进化中形成的行为模式去研究人的动物性；弗洛伊德偏重研究人的非正常行为，莫利斯偏重的却人的正常行为。莫利斯研究的基础始终是古今裸猿行为的比较以及人类和其他动物尤其哺乳类和灵长目的比较。 德斯蒙德•莫利斯说，在193种猿猴中，只有一种猿猴全身赤裸，他们自诩为“智人”，实际却是“裸猿”。于是，他写的每个字都成为受了创伤的“智人”争论的对象——《裸猿》成为禁书，地下流通的书被没收，教会将其付之一炬；人类进化的思想遭到讥笑——却让《裸猿》三部曲卖了20 000 000册。三十年后，当“裸猿”再版时，莫里斯依然倔强，他在序言中声称一字不改，因为尽管我们创造了瑰丽的文明，仍然受制于基本的生物规律。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人类的行为真的被莫利斯言中，我们该怎么办？莫利斯给出的答案未必是最好的、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你是旷世无双、无与伦比的物种里的一员。请理解你的动物本性并予以接受。

当1975年这部经典之作首次出版时，它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并触发了一轮围绕先天和后天古老议题甚嚣尘上的争论。尽管得到了国际动物行为学学会官员和同仁的赞誉，但更广为人知的是，《社会生物学》这本历史上有关动物行为最为重要的著作却成为当时学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猛烈抨击的对象，他们强烈反对人的社会行为，即人的天性，具有生物学的基础。这种争论自本书出版以来激荡不已。

《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主要内容：为什么现代国家组织产业发展的政策如此迥然相异？针对这一问题，《打造产业政策》提供了一流的研究范例，通过对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铁路产业史，《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发掘了关于产业政策的文化理论视角。书中的研究挑衅性地例证了社会性建构的信念系统在比较和维续产业政策范式方面的重大意义。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是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分析权力的经典著作。作者批判性地分析了达尔的“第一种维度的权力观”和巴克拉克与巴拉兹的“第二种维度的权力观”，提出了“第三种维度的权力观”，由此讨论了潜在议题、政治议程控制、潜伏的社会冲突以及虚假意识与真正的利益等更深层的问题。

2005年3月，温总理曾荐书企业家，他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

福柯(1926—1984)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当代学院中的地位无人能及。福柯试图向人们表明，现代主体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逐渐获得今日的形象的。对现代主体所作的谱系学探究，使得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道路以一种我们不熟悉但又是令人惊异的方式铺展开来。他的著作也由此对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改变了这些学科的既定面貌。这个读本精选了福柯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论文二十四篇(其中绝大部分是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以清晰地看出福柯的思想轨迹。

《生而向善》内容简介：人在临死前的笑是不是一生幸福的最好标志？对于鸡皮疙瘩的研究能告诉我们精神能力方面的什么问题？在《生而向善》中，你可以找到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作者指出，幸福的秘密在于仁率，也就是生活中善与恶的平衡，由此阐明了怎样才能在积极情感的丰富版图上找到幸福，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还只是一个谜。 谦虚、微笑、大笑、挑逗、肢体接触、爱、窘迫、同情、敬畏等，是《生而为善》一书中揭示的积极情感，它们道出了个人的隐情，鼓励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行为。达契尔·克特纳的研究，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让我们对幸福的婚姻、合群的孩子、健康的社会以及健康的文化进行重新思考。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这使韦伯的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社会学范畴理论”，即所谓的抽象的社会学部分；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工业人的未来（珍藏版），ISBN：9787111280774，作者：（美）德鲁克 著，徐向华，张珺 译

Online communities offer a wide range of opportunities today, whether you're supporting a cause, marketing a product or service, or develop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e Art of Community will help you develop the broad range of talents you need to recruit members to your community, motivate and manage them, and help them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Author Jono Bacon offers a collection of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from his decade-long involvement in building and managing communities, including his current position as manager for Ubuntu, arguably the largest community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You'll discover how a vibrant community can provide you with a reliable support network, a valuable source of new ideas, and a powerful marketing force. The Art of Community will help you: * Develop a strategy, with specific objectives and goals, for building your community * Build simple, non-bureaucratic processes to help your community perform tasks, work together, and share successes * Provide tools and infrastructure that let contributors work quickly * Create buzz around your community to get more people involved * Track the community's work so it can be optimized and simplified * Explore a capable, representative governance strategy for your community * Identify and manage conflict, including dealing with divisive personalities

《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套装上下册)》讲述了：就在我们以一个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社会，迎头赶上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社会开始21世纪的时候，历史对于我们将要行使的作为自由人民的权利和责任至关重要。历史不能制造好公民，但是没有历史，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面临的选择，并对它们进行明智的思考。缺乏对过去的共同记忆，我们就意识不到人类的处境，也意识不到各个地方的男人和女人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并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不用历史的知识装备起来，我们就不知道人们为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采用的种种方式；不知道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候所采取的方法；不知道人们在战胜他们前进道路上种种障碍时所选择的途径。而意识不到我们国家边界以外的重大事件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就难以应对当前全球主义的挑战。 《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套装上下册)》包括：《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套装上册)》和《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套装下册)》。

《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是美国大学的通用社会学教材，同时它被译成多国文字，是一本具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之作二1975年《社会研究方法》初版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现已出至第11版。《社会研究方法(第11版)》讨论范围广泛，论述严密，从社会理论基本范式到学科报告撰写，从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种复杂技术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既适合专门研究人员，也是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强力推荐：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英文原版火热发售

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个体的行为是无法预知的，但是，当个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群体的行为反而表现得有章可循，于杂乱中显现秩序和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围绕这一问题，作者从统计物理、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中探寻其中的缘由，发现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奇妙的结合点，以及它们共同的法则。从细菌生长的形态到交通流的运行，从流体相变到政治结盟，从电脑网络到市场交易，等等，莫不于纷繁多样中遵从一致的奇妙规则。 结论或许令人充满遐想，论证的过程却平易生动。作者小心翼翼地择取例证，谨慎地驱遣词句，以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方式，讲述各门类的知识与道理，实属少见。

1776年7月4日，十一個北美洲的英國殖民地代表，在費城現時的獨立廳開會，投票通過了湯瑪斯‧傑佛遜所撰寫的《獨立宣言》，宣布脫離英國的統治，闡揚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的權利，美國於焉誕生。 本書譯者唐諾以獨特的眼光看待這份宣揚歐陸天賦人權說法、控訴英王暴政的文獻，檢視在人類歷史中「人生而平等」這樣的論調究竟是否正確，以及《獨立宣言》背後哀傷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