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莱斯格的著作《代码》 问世便震动了学界和业界，被人称为“也许是迄今为止互联网领域最重要的书籍”，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网络空间法律的圣经”。 《代码》挑战了早期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即技术已经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因而网络空间无法被规制——也就是说，网络的特性使它押脱了政府的控制。莱斯格提出，事实恰恰相反。 代码的存在证明，网络并不是本制拷贝 ，不可规制的，它并没有什么“本质”，它只有代码可以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充满沉重压迫和控制的世界。尤其是那些出于电子商业目的而旨在将网络商业化有代码。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认识不到网络空间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商业活动的影响下，网络空间正在变成一个高度可规制的空间，在那里，我们的行为将受到比在现实空间还要严密的控制。 但这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选择所希望的网络空间类型以及要确保的自由。这些选择都与架构有关：哪一种代码将统冶网络空间，谁将控制这种代码。从这个意义上说，代码是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它所蕴含的价值将由律师、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公民来决定。

人类的故事，ISBN：9787300050232，作者：（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著；秦立彦，冯士新译

本书是人类学经典著作之一，堪与列维－斯特劳斯和伊里亚德的伟大作品同列。 在本书中，特纳通过在非洲恩丹布部落中的田野考察，将仪式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特纳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发展了传统的结构主义。与之同时代的范·杰内普、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都曾经试图把所有的文化行为统一在超级结构里，提出涵盖全体的普遍化模式，特纳则突破了传统静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把仪式放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把社会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从而有“分化－阈限－再整合”的过程，是结构与反结构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书是马斯洛探索人性与社会关系的著作。

《工业人的未来》被许多朋友和一些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确实，作者自己也认为这《工业人的未来》是作者最得意之作。它也是作者惟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工业人的未来》尝试阐发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并将这些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获得主导地位。作者曾经给《工业人的未来》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卡尔·马克思。《工业人的未来》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用这个术语，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随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义、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内容简介：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9年先后分五辑印行了名著二百三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按照麦克·布洛维的分类，存在着四种社会学：专业的社会学；批判的社会学；以及公共的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是所有社会学的基础。但是，社会学家基于自己的专业基础，却可以而且应当发展出其他的社会学取向。公共社会学以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成长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即在维系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同时，达到对公民社会的认识。 《公共社会学》是布洛维教授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中文作品集，收集了布洛维学术生涯中的几篇经典文章，包括《保卫公共社会学》、《社会学和社会的命运》、《拓展个案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等。阐述了布洛维教授深入研究公共社会学的主要成果。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 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本书是为了满足部分学校开设为期一学期的短期社会学理论课程编撰的，其特点是不再按照人物或理论流派而是按照主题来安排章节。除了导论，全书另设8章。本书内容丰富但简明扼要，对希望系统了解社会学理论的读者是一本良好的入门教材。

本书作者米德是美国实用主义和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本书展现了米德社会心理学体系的基本轮廓，是他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米德的理论和思想奠定了社会心理学及相关哲学流派的研究主题。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赋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

《菊与刀》内容简介：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

书中论述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这就是「群己界线」，或曰「群己权界」——「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己、个人私域也；亦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要区分清楚。表示社会和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它们的权又都有其界限。 自由在个人与群体间的分寸是非常精微的，严复当年用文言语句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On Liberty），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严复以「自繇」二字，将穆勒对个人尊严与自由的想法引介至中国，让近代中国的知识份子对于西方的自由思想，有了一个开创性的认识；并相当重视群与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 由一人一己之自繇，乃至一会一党之群体，须明白群己权限之划分，使不偏于国群而压制小己，亦不袒护小己而使国群受害，并强调自由民主制度的实施其实是涉及一个国家的形势与国民程度。对于自由的内涵、个人与群体、公域与私域间的权界，析论分明。

世界也许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力，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这部包罗万象的哲学著作中认为，驱使着这些暴行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可解脱的仇恨，还有人们的思想混乱。 在 11岁那年，阿马蒂亚·森生平第一次亲历了杀戮。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突然爆发的印度教徒一穆斯林骚乱的双方都受到了别人的有意挑唆。这场骚乱中的绝大多数受害者一一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一都是同属一个阶级的劳动人民。而应当对这场血腥屠杀负责的，只有宗教身份这种单一划分的观念。 在这本新作中，森指出，与过去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冲突与暴力都受这种单一身份的幻象影响。显然，越来越多的人们根据宗教立场（或者“文化”或“文明”）来划分世界，而忽略人们看待自身的其他方式——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文学、科学、音乐、道德或政治立场，并且否定了合理选择的现实可能性。一旦根据这种观点来界定不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人类就被严重地压缩并置于“小盒”之中。 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森颠覆了那种惯用的概念，诸如“整个中东”或“西方思想”。通过对文化多元主义、恐怖主义和全球化的精辟分析，他得出了结论，我们应当更为清晰地理解人类自由，并成为全球公民社会中富有建设性的公共表达者。森证明，尽管最近世界陷入了战争循环，但只要我们坚持这一理念，这个世界也同样能够稳定地迈向和平。

《已经发生的未来》预见了人类生活与经历的三大主要领域之变迁。第一部分论述了“后现代”新世界的思想转变。第二部分阐述了世界面临的四个现实性挑战：知识型社会、经济发展、政府的衰弱和东方文化的变化。最后一部分关注人类存在的精神实质。这些都被视作“后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

美国的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里谈到“知识”，思路很是简明。他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对于知识的理解归根到底无非两种：一种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另一种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识的人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从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前者把知识当作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 后者把知识当作逻辑、语法和修辞，取得世间成功的方式。传统的知识概念，要么用于自我完善，要么用于社会调适，从来不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德鲁克说，从18世纪初开始，知识发生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次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随着掌握机器技能的需要，把个体经验传授方式改变成标准化技术培训，技能转化成了技术知识；第二次是在生产力革命的背景下，对于工作效益的追求，导致知识再由单纯技术转向系统运作；第三次是在管理革命、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知识作为生产诸要素里最关键的资源，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以知识寻求知识。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德鲁克对知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足以引起我们对“知识形态”的反思。 德鲁克用线性的描述说明知识形态的演化，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了现代知识形态的复杂性。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是启蒙运动的理想。这个理想照耀人类走出迷信的阴霾，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但是人文知识传统是否就此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呢？我们就拿大学教育来说。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大学从寺院式的宗教修行教育转变到人文教育，也称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谈吐风雅、才学广博的上流社会绅士。大学的功能在于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创立和推展新知识。这是英美牛津、剑桥、哈佛早期的宗旨。即便社会当时已经处在工业革命中，对于新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大学还是高高在上，和社会需求相脱离。随着工业革命推进，出现了德国的哥廷根、柏林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以研究新知识为目标的大学。等到达尔文主义在剑桥诞生，新型的科学知识形态同传统的人文知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转到了大学的象牙塔内部。1959年，在剑桥，科学导向的期诺与人文导向的李维士就两种文化的优劣，以及何者应当占据大学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激烈论争。(论争情况可看期诺所作《两种文化》)接着，科学知识向技术应用层面的转化，又使知识的竞技场上，从二人角斗变成了三人角斗：老态龙钟的人文、举止斯文的科学和跳踉喧嚣的技术。政府和社会都对有直接效用性的知识特别青睐，原因很简单，知识生产的投入-产出规律、资源交换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发生了决定性作用。知识对于人的意义已经和启蒙时代不同了。1933年的哈佛大学校长康纳德提出大学要搞“通识教育”，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知识自由人，培养有民主独立的精神、现代科学知识的文化精英。这个新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对民国时代的清华研究院、北京大学的新式教育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大学渐渐从文化精英的摇篮蜕变成知识生产的“企业”。知识分化，信息爆炸，使知识界从个人的博雅境界走向追求片面的卓越和整体协同。国家和市场的直接需求从二战期间起就开始支配大学的知识生产。教授奔波游说于政府、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向它们推销知识、吸纳投资。教授成了“学术企业家”，研究指导即老板，大学以学术帝国的身份走向对社会市场的征服。 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有两种知识文化，科技型知识和人文型知识文化。这两种文化犹如两个信奉不同的图腾、掌握不同的符号语言的部落，共处在大学空间里。这两个部落竞争着话语权力和资源，它们的知识活动完全不同。前者是知识生产，后者是知识生活。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别这两种知识部落的种种不同，而两种文化的分野和比例失衡，也正在引起大学教育向职业教育演变。发达国家的大学通过研究生教育和本专科的分层，将大学教育的高级层面转向所谓“知识生产”，将低级层面转向“知识普及”。大学教育通过一整套的社会机制(招生、培训、就业)服从于职业导向。人文知识的边缘化、不景气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知识传授方式的倾倚，造成了所谓“人文知识群”的生存危机。 科技知识与管理权力的结合，形成了对于人文知识创造活动的高度控制。规划课题、量化指标、评奖机制、动态监控、规范评估，这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正在把人文知识部落彻底改造成话语工厂，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在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智慧和独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事实上，科技知识正在将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变成普遍的知识标准，从而形成思想统治的霸权。在这一整套管理体制中，对于思想的控制不是以直接的知识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强制的资源分配机制完成。 人文知识活动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依赖于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在很久以前，人文知识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社会被迂腐和怨恨拖入泥潭。科技知识从普世原则(美其名曰国际化)堂而皇之地登上权力宝座，多从利用、控制、秩序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从优越地位一落千丈的人文知识，却转向更多的从怀疑、批判、反思、怨恨的方面对待人性和人的环境。或许这是一种人性所要求的知识的平衡。如果有意地打破这个平衡，将一切知识都纳入到社会控制的体系，无疑于强迫理性退出人性的王国，使这个王国再次回到阴霾当中。（摘自新浪读书）

在过去50年里，人们目睹了经济社会学的创立、扩展和普及。经济社会学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这本重要的著作提供了最为完整的和最新的经济社会学概要。本书作者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利益和社会关系在经济社会学分析中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描述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生活的主要视野，给予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以及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的方法以特别关注。作者全面考察了经济制度并解释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法律、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性别的关系。斯威德伯格认为社会学家常常不能在经济决策中强调利益的作用，而经济学家时常低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因此，作者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下一步主要任务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利益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经济行为的。 本书作者是目前国际经济社会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几乎是经济社会学的同义词。本书提供了学科发展极其需要的前沿思想，为蓬勃发展的经济社会学绘制了一幅最为美丽的蓝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选载马克思和恩格斯1857-1871年的著作和《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节选。本卷的首篇著作《 导言》，是马克思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总的导言。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的“一般生产”，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因而往往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简介：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的代表作，自初版以来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著作和重要理论源头之一,被译成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等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阅读，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领域。本书收录了默顿从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探讨了理论社会学、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及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并强调了在功能分析中区分负功能和正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等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系统地奠定了功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在默顿的所有著作中，被引证次数最多的就是这本《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导读： 默顿使社会学具有了神圣的感召力，一个人一旦受到默顿的感染，他将毕生为之奉献。 ——詹姆斯·科尔曼 译者的话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默顿1910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工人家庭。1931年获得坦普尔大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1939年至1941年在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57年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自1941年起，默顿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先后担任过该系的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并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和特殊贡献教授，1984年退休。默顿曾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为了表彰默顿对社会学所做的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向默顿颁发了国家科学奖章，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社会学家。默顿还获得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二十多所美国及国外大学的荣誉学衔，曾担任过若干学术团体的主席和数十家美国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的名誉成员。2003年2月23日，默顿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全书由四编二十一章近一百四十节构成，规模宏大，大致以“理论社会学——结构和功能研究——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科学社会学”的线索展开。 从第一编“论理论社会学”中可以看出，默顿对美国社会学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验社会学”转向“理论”社会学，即由过去的局部社区、个案和事实的研究取向转向社会系统、抽象和复杂问题的研究取向，做出了重大贡献。换言之，默顿把以涂尔干、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欧洲社会学的思辨传统和理论取向，批判地、创造性地引入了崛起不久的美国社会学，这使他既不同于他的导师和同仁帕森斯那种过于宏大、抽象的理论风格，又对社会学理论发展与经验研究加以糅合，竭力摈弃过去那些理论与经验相分离且各执一端的倾向。这无疑也是默顿继帕森斯之后成为最富盛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默顿的重要贡献体现在这一编所阐述的三个主要方面：中层理论、功能分析方法（尤其是关于显功能和潜功能的论述）和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 第二编“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实际上是默顿全面展开他的中层理论和功能分析方法并使二者结为一体的范例。基于中层理论的原则，默顿不是去创立有关如何实现功能要求的高度整合的“总理论”，而是着力于功能分析，始终明确地强调分析不断出现的结构模式、功能模式和行动模式的经验后果。默顿没有使第一编所获得的三个方面的主要成果陷于抽象而空洞的窘境，而是继续把它们融入到第二编阐述的三个主要方面：社会结构和失范（又称“反常”）、科层结构与人格、参考群体理论。 默顿雄辩而深刻地表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家应该依靠发展“中层理论”而不是泛泛的一般理论来促进自己的学术活动。在社会学中，在关于经验问题的具体而又必要的研究假设与统一的理论体系之间，中层理论充当着中介；因而，中层理论可以原则上应用于指导经验研究。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关于社会系统诸多方面（如社会行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概括性理论与关于社会问题的具体、有条理和详细的经验描述之间架起“桥梁”，中层理论才能成立。中层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功能分析方法，因为它不是综合的统一理论，而是社会学分析的战略。功能分析方法具有它依赖的经验材料所证实的优点，即：尽管多种不同的中层理论有可能被包括到更大的理论体系中，但真正予中层理论以检验的则是看它能否用于产生在一定背景中得到经验验证的预测性假设，以及看它能否充分解释在上述背景中所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中层理论从一般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来，它使对一般理论的决定性检验坐落于能否被用来产生经验的假设。一般理论只有经过中层理论而与获得的经验后果相符合，才不致过于苍白无力而成为多余的。 在第三编“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中，默顿注意的焦点是社会学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的基础、类型、功能、组织、背景、媒介、传播等问题的研究，评价了曼海姆所开创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取向和状况。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所谓欧洲的知识社会学与所谓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能否进行比较或相互“补充”？二者如何从欧美不同文化的背景出发，在社会学意义上实现交叉或沟通？作为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大纛，默顿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入、有趣而又非常值得回味的解答。 第四编“科学社会学研究”是默顿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独占鳌头的又一证明。1936年，年仅二十岁的默顿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年，这部现代社会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尽管默顿后来把研究重点转向发展社会理论，尽管科学社会学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在美国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地位已经确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高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重新确认了默顿的贡献。这与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美国科学哲学的崛起遥相呼应，一时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彼此砥砺，相得益彰，蔚为壮观。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科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发挥着一种为其他社会建制所不及的独特功能，即科学保持着某种自主性。正如默顿所说，以往人们过多地注意社会对于科学的意义和影响，而他要研究科学对于社会的意义和影响。默顿在阐述了科学与社会秩序的互动、科学在民主社会结构中的特性等问题之后，凸显出其科学社会学最富有特色的方面：基于对近代科学史的考察，他指出，科学的兴起是早期新教的重大成果之一，而十七世纪新教的清教形式为近代经验科学的发展筑起了基地。另一方面，对于宗教，科学自身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功能自主性，这种功能自主性最终使科学彻底摆脱宗教的保守思想方式。因此，科学与宗教之间，具体来说，科学与新教、清教之间，存在着比人们所料想的更为重要、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些关系被埋没或误解了数百年之久。如果说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端归于新教伦理，那么默顿则指出科学发祥于新教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合理性思想。对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真谛，默顿心领神会，并使韦伯过于含蓄、笼统的思想“萌芽”长成活生生的科学社会学的“参天大树”。 默顿一生著述颇丰。他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默顿的理论及著作也大量被译介到国内。然不难发现，默顿的全部理论和观点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他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堪称默顿思想和学说的一个缩写本“大全”。 1968年增订版序言 本书这次重新印刷不是新的修订版,而只是增订版。1957年的修订版,除了简短的导论被大大地扩展成了本版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外,其他基本未变。仅有的变动都是技术性和无关紧要的,诸如校正印刷错误与增补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 最初写作构成本书的诸篇论文时,并未打算写成一部有连贯章节的著作。因此,那种期望这些论文现在的排列会展现出一个由严谨的内部联系所主导的自然演进过程的想法是徒劳的。然而,我还是不愿相信这本书完全没有连贯、统一和重点突出等诸种优点。 为了做到尽可能的连贯,这本书被分为四编。第一编展现了一种理论取向,根据这种取向,随后讨论了三类社会学问题。后三编各有一简短的导论,目的是想使读者不必自己去寻找由前一编到后一编的逻辑路径。 为了全书的统一起见,这些论文是着眼于两种社会学关切的逐渐展开和发展而组合起来的,这两种关切贯穿于全书,是通过各个章节中的观点而不是在考察一个特定主题之中得到充分表述的。这两种关切就是对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关切和对整理实质性理论与社会学分析——特别是定量分析——程序的关切。 可以认为,这两种目的并没有受到范围过于局限的损害。事实上,假若我暗示这些论文涉及了那些广大而模糊的领域,那么这一过分的论断只是强调了产出的微不足道。但是,既然理论与研究的结合、理论与方法的整理是贯穿于本书各章节的关切,那么就理论取向说几句,正如在第一编所提出的,就是适宜的。 第一章阐明这一情况: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目前的应用理论的表述之间,虽然它们的功能是互动的,但却是不同的。我们几乎无需指明当前的理论社会学依赖于以往的理论社会学的遗产。然而,我相信,考察对于真正的社会学思想史而不是一系列按年代整理出的社会学学说概要的知识要求,还是有价值的。这就恰如考虑当前社会学理论如何吸取前人理论是有价值的一样。 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社会学中层理论予以很大关注,所以就有理由根据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对这种理论的应用和批评来考察一下这种理论的特性和作用。第二章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 第三章为被描述为功能分析的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框架。它是以一种范式为中心的,这种范式整理了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诸领域发展出来的功能阐释中一直隐含(偶尔也显见)的那些假设、概念和程序。如果放弃发现一词的广泛含义,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范式的诸因素主要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它们部分是通过批判性地仔细考察那些把功能取向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学者们所作的研究和理论讨论而得以认识的,部分地是通过重新检验我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而得以认识的。 第一编的最后两章概括了现今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公认的各类相互关系。 第四章区别了那些被社会学理论这一常常含糊应用的术语所包括的相关但又不同的研究:方法论或程序逻辑、一般取向、概念分析、事后解释、经验概括和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在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它们联系的事实就包含了它们的区别——我要强调在理论中一般取向的局限和功能。社会学从这种一般取向中,要比从一系列由一般理论导出的、被经验证实的、具体的一致性中得到更多的充实。因此,我也要强调和试图描述经验概括的重要性和不完全性。在这一章中,所指出的是这种毫不相同的概括可以通过一个整理过程而得以核实和加强。因而,它们就成为一般规则的例子。 第五章考察了理论与研究之间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方面,即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各种各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仅仅是读过而并未从事过经验研究的人,才会一直相信研究的惟一的或更为主要的功能是为了检验先前建立的假设。该研究代表了一种基本的但却狭隘的、远不是惟一的功能。在理论发展中,(经验)研究起着比这种被动的确证作用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正如这一章所详细指出的,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也有引发、重新阐述、重新确立和澄清的作用。因而,经验研究促进了理论的成熟。很显然,那种远离所有经验研究而只凭道听途说的社会学家,会冒着同经验隔绝的危险,而经验研究很容易把他的注意力转到新的、富有成果的方向上去。他的思想里还没有经验准备。他还不会有常常被称为偶然发现的经验,即由对新发现(而不是按图索骥)有准备的头脑偶然作出的发现。由于注意到这一点,我把偶然发现作为经验调查的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哲学。 马克斯·韦伯赞成的观点是对的,即一个人不必为了了解恺撒而成为恺撒。但是,对于我们理论社会学家来说,有这么一种诱惑,常常好像为了解恺撒而不必研究恺撒。然而,我们知道,理论和研究的互动既有助于对特殊个案的理解,也有助于一般规则的形成。 我感激芭芭拉·本根精心编辑了前两章;感激哈里特·A.朱克曼博士对这两章初稿的批评;感激玛丽·迈尔斯女士把涂改不清的手稿变成了清晰的打字稿。在准备这些导论性的章节时,我还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罗伯特·Ｋ.默顿 纽约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 1968年3月 1957年修订版序言 在这一版中,大约三分之一多的内容是新的。这一主要的变化包括四个新的章节和两个文献附录,这些附录回顾了它们所属那些章节所涉及的问题的近来发展。通过改写那些应该很清楚却并不清楚的段落,我也试图改进书中各处的阐述,并且我已消除了几个绝不应犯的乏味的错误。 在这一版所加的四章中,有两章来自已出版的专题文集,其中一本已脱销了,另一本也同样近于见不到。“影响的模式:有地区性和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人物”一文首次出现在1948年至1949年的《传播研究》(P.F.拉扎斯费尔德和F.N.斯坦顿编)中,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处关于在社会中个人影响之作用的系列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章介绍了“影响”这一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影响,即“地区性”影响和“世界性”影响,而且把这两类影响与地方社区中的影响结构联系起来。“关于参考群体行为理论”是与艾丽斯·S.罗西夫人合作写成的,最初发表在《社会研究中的连续性》(R.K.默顿和P.F.拉扎斯费尔德编)中。它利用了《美国士兵》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来阐明在某些条件下,人们要使自己遵从不同群体的,特别是他们所不隶属的群体的规范。 在这一版中新加的其余两章从前未发表过。第一个是“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这一章试图加强近来对被称为失范的社会规范解体的经验和理论分析。第二个是“参考群体和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连续性”。这一章试图说明当前对参考群体行为的研究的一些特定社会学含义(不同于社会心理学含义)。目的则在于考察社会结构的某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对参考群体的社会学分析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解决。 文献附录主要涉及到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还相当详细地涉及到近代科学发展中新教的作用。 我特别要感谢埃莉诺·巴伯博士和玛丽·克林克夫人所做的校对;感谢伯尼斯·泽尔迪齐夫人所做的索引准备工作。在修订本书时,我受惠于福特基金会为行为科学计划提供的一小笔资助,这笔资助是没有事先限于某个特定项目的资助表中的一部分。 罗伯特·K.默顿 纽约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 1956年感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