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九十周年 ·《经济与社会》：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 ·著名翻译家阎克文磨砺五载推出的全新中译本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本书被众多学者推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他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地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雅斯贝斯 韦伯是世界上人们能看到的在整个文化科学领域里的最后一位通才。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我想所有走上社会学道路的人都应该从《经济与社会》开始，迈出第一步。 ——阿瑟•斯廷奇库姆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主要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该章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洁净与危险》对于诸多领域里的重要论争一直影响巨大；从宗教到社会理论。但它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为每位读者理解人们为何行其所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部Routledge经典版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一篇前言，评估了这部作品35年来持续保持其意义的原因，从而保障了《洁净与危险》在新千年继续对人类的思想提出挑战和质疑。

无论中外，统计学一直是各相关专业学生的梦魇。Frederick J.Gravetter和Larry B.Wallnau两位教授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从而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统计知识清晰地整合到实际的行为科学研究中，以直接、易学、详尽的方法向学生讲授统计学的应用。 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中使用最广的统计学教材，是一本非常适用于数学基础薄弱学生的统计入门书。

本书由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共同主编，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文学分析和文体论的视角对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进行了梳理，显示出诠释和评论方法的不同性。正如导言所说：“它汇集了不同地区和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论述，他们的鼎鼎大名足以标志近几十年来托克维尔研究的强劲势头，以及作为今天后继有人保障的青年研究人员近期著述成果。”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是本书第一作者津巴多教授继畅销书《心理学与生活》之后的又一力作。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心理学在态度形成和改变方面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从而帮助读者理解你是如何影响他人，反过来又是如何被他人和其他系统性力量所影响的。本书包括了社会影响的所有内容：说服，依从，从众，认知不协调和自我归因，条件反射，社会学习，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态度的卷入，偏见，非言语交流，甚至阈下影响。

本译本是根据法国伽里马出版社1964年的版本译出，编者在涉及卢梭的某一论点时，往往将对卢梭产生启发和影响的相关作者的论述以注释形式列于文末，这就使本版本具有鲜明的互文性。译者将其中最重要的注释译出，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或查阅。书中所涉及的人名及地名为译者所注。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一卷。迈克尔·曼定义了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即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通过从新石器时代，到地中海的古典时代、中世纪欧洲乃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的权力叙述，作者探讨了这四种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舍弃了陈旧的“社会”概念，取而代之以一个重叠交叉的社会权力网络的模型。运用这个模型，作者在本卷中对国家的出现、社会分层、城市政治、军事帝国、宗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动态变化提供了自己的解释。

本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在拉美国家和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被学术界认为是论述发展中国家“地下经济”（亦即非正规经济）的最经典著作。作者细致而精辟的论述远远超越了秘鲁本身的状况，并具有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所有负责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人士，若想让国家走向繁荣和昌盛，都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

即使是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经想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如果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五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他的时候，在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这按说是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 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本书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所以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续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决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识到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从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的时候，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都站在他一边来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经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抗议太阳竞争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最新版上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要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

本书包括作者发表于法国革命前的四篇文章,即《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其中后三篇均是就美洲问题而发，因此定此书名。

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翻译家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社会契约论》是目前卢梭著作的最好译本。该书不但是世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古典文献之一，也曾对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产生过较大影响。本书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认为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

这本文选着眼于社会学本体知识，试图通过严谨的论述和明确而有根据的限定，构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全书从微观社会到宏观社会，多角度展开社会学的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作者注重知识的理论性、权威性、时代性和应用性，使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实际结合起来。

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年)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是西美尔的社会学代表作。从篇幅看，前者在德国的社会学界也往往称为他的《大社会学》，后者为他的《小社会学》。从写作风格和论述内容看，前者属于纯粹社会学或形式社会学，后者属于哲学社会学。西美尔是生存哲学或“人生哲学”的追随者。他在这两部著作里都深刻地分析生存的基木特征，阐述超出人生自身范围的生存的基本特点。在《大社会学》这部著作里，他深刻地论述和研究社会化的形式和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集中地表现在这部著作里。

《管理新现实》是管理大师德鲁克于1989年出版的作品，探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事实上，我们现在以及更远的未来的事情，在此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基本被定下基调。德鲁克以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身份洞悉社会的脉动，掌握经济的趋势，对政治进行深入观察，同时又以冷静且近乎孤僻、开明又保守、创新又务实、中庸又前卫的旁观者立场洞察已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我们清晰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社会蓝图。跨国经济的主流、全球化下的扁平社会格局、管理的新功能、知识社会中知识公民的角色和定位，以及对政治及经济领袖的新要求，这些我们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早在20年前，德鲁克就已一一点明。

《论自由(套装全2册)》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曾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中国西学第一译者严复翻译，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标志作品，最著名的西方政治学经典。

《人口原理》讲述人口问题与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粮食的匮乏和人们希望减少人口以至最后能消除人口同资源不相适应的各种措施有关的问题。虽然生存斗争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但对人口问题深入的理论探讨，则是因资产阶级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相对人口过剩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大量涌现而开始的。自从有了第一位人口理论家的名字，“萨尔萨斯的窘境”就成了人口问题的代名词。在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及70年代的人口爆炸之后，以限制人口增长为建立社会和谐之根本的理论，一度被世界各国视为不可动摇的公理。而随着中、印两个超级人口大国在21世纪的飞速崛起，巨大的人口和同样巨大的市场成就了经济起飞的新模式，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无疑遭受了当头一击。人口增长将成为财富增长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著名论断，是否仍将如马氏的预言，如期成为这两个新兴大国发展中遭遇的瓶颈？人们将拭目以待。

本书不是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所著畅销全球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姊妹篇，是他在1999年写就的另一本关于全球化的论著,原名《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和“橄榄树”》。出版者认为，引进这本关于全球化的论著，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的理解托马斯曼的观点。 本书曾被翻译成30种语言，全球畅销数百万册以上。弗里德曼在书里用生动的故事、已有的术语和概念，描绘了全球化这种体系。他突出了“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冲突——全球化体系和文化、地理、传统以及社会的古老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他还详尽地叙说了全球化在那些感觉到全球化残酷性的人群中所产生的强烈反作用。他清楚地说明了应该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体系的平衡。 本书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用了4年时间写成的一本重点论述“全球化”的专著。此书的论点是：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现象，也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趋势。它是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村。 弗里德曼在书里用生动的故事、已有的术语和概念，描绘了全球化这种体系。他突出了“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冲突——全球化体系和文化、地理、传统以及社会的古老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他还详尽地叙说了全球化在那些感觉到全球化残酷性的人群中所产生的强烈反作用。他清楚地说明了应该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体系的平衡。 他在书中把冷战与全球化作了对比。他认为： 如果冷战是一项体育运动，那么它就是相扑；如果全球化是一项体育运动，那么它就是100米冲刺——一次，又一次，不断冲刺。 冷战的标志是，它隔开了每一个人；全球化的标志是因特网，它将每一个人连接在一起。 冷战体系的界定是根据条约，全球化体系是界定根据交易。 如果冷战时期最明显的不安是在固定和稳定的世界里，被你十分了解的敌人所击败，那么在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不安，就是害怕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且感觉不到的敌人所带来的迅速变化——你的生活会在任何时候被无形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所改变。 在冷战时期，我们有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热线——它是一种标志，表明我们被分开了，但至少两个超级大国还负责任。在全球化时期，我们有因特网——它是一种标志，表明我们都连为一体，但没有负责。 在冷战时期，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导弹有多大？”在全球化时期，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调制解调器有多快？”

《生育制度》根据作者抗战期间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的讲义整理而成。作者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不局限于探讨生育问题本身，凡属因种族繁衍的需要而引伸或派生的一切足以满足这种基本需要、维护此项重要功能的事物、制度，都在《生育制度》的关注之列，如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