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现代性的概念作了多个层面的内容解释．

本书作者曾以《现代化的陷阱》红遍大江南北，在戊戌变法百年祭时，她写下了《一个世纪的漂泊》，记录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终结。当然，作者生活在当代，她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对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大潮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变化，人们的生态和心理所承受的不同冲击，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和研究。她立足经济领域，但视角朝向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色彩，她在不断地考问：“我的精神故乡在哪里？”由于有了“人文关怀”这一与广大读者跨学科的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在性质上，这是一部阐发政治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仅次于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的绪论。当卢梭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却已发现人类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进步与落后）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贫困和奴役，亦即人类不平等的产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权威的秘密语大辞典之一。本书所收词条为古今全国各地书面文字记载以及大量口头流传的秘密语。包括：（1）帮会、秘密社团和犯罪集团内部通行的黑话；（2）诸工百业（包括江湖杂业）内部使用的带有隐秘性的行话；（3）某些社会附层中使用的特殊用语（书中标注为“市井”）。共31000条。它辑录了从唐代至当代一千多间、全国范围之内数百种行当及群体。释义兼具语言的溯源与民俗的文化意象，有较高的权威性。是研究者可贵的参考工具书，亦可为公安人员加深对犯罪集团的了解提供帮助，还可供普通读者查阅。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誉为“新左派哲学家”。本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声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西方今天文明已发展到极点，然而文明进步的加速也伴随着不自由的加剧。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核武器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对人最有效的统治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到仿佛能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可见，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对自我升华了的性欲--爱欲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

諾斯特拉達姆士精於手相、數學、醫學和占星學，他給很多人講解過去未來，甚至能道出別人所思。 《諸世紀》雖然寫得極晦澀，含意難明，但字面相當清楚，有不少法國或歐洲地名，也有很多災難的詞語，人人都知道大難當頭，就是不知道何時、何地、何事！ 這種神秘感令《諸世紀》更具吸引力。諾氏如何寫作預言的文章並沒有人知道，人們只能從他留下文字中找尋答案。 在《諸世紀》一開頭有提及他的預言是天主有意把天機泄露給他，而近期的紐約世貿慘劇，《諸世紀》也有預言。

Now in paperback, Fredric Jameson's most wide-ranging work seeks to crystalize a definition of "postmodernism." Jameson's inquiry looks at the postmodern across a wide landscape, from "high" art to "low," from market ideology to architecture, from painting to "punk" film, from video art to literature.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由格尔兹编著，《尼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不仅具有自身的风格，也代表了具有同类特征的人类学认识论文化批评，格尔兹的关注点在于批评政治和国家的理念……它以一种繁美的手法，分析巴厘人的生活，描述了传统政治的戏剧性象征形式，通过描述分析，格尔兹试图阐明的一种为西方人所忽略和政治关系，为此他特别强调了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在西方，政治象征符号庆典，国徽以及宗教通常被当作意识形态来处理。

本书对任何就人类潜能感兴趣的人士都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它连续不断而且火花四溅的种种思想和远见卓识已经滥到了书本之外，对于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马斯洛思想的读者来说，对马斯洛生平进行了概括并对马斯洛思想进行了扩展的前言部分将极其有帮助的，同样它适用于深入了解人类学的读者。在书末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名词术语表。 　　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亚伯拉罕·马斯洛用毕生的精力发展出了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塑造的学科不仅仅有心理学，同样还有咨询、教育学、社会工作、神学、市场营销学和管理学，就他的影响力来说，有证据表明，马斯洛关于人类行为和激烈的思想已经成为人们共意识的一部分，25年前马期洛逝世之际，他遗留了大量等发表的论文，随笔和信件，现在，知名马斯洛传记作者和获奖作家爱德华·霍夫曼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汇编成了一卷，在一系列信件、论文、演讲和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中，马斯洛讨论的主题涉及用的名词术语表，霍夫曼都给出即易于理解又实用的指导。

本书作者是国内社会学领域内的权威，书中探讨了随着城市扩建、农村的消失而在广州出现的“城中村”现象；并对这些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及建筑风格并没有同步融入城市的“城中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仇恨作为最黑暗邪恶的一种情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摧毁了我们的社会，葬送了不可胜数的生命，吞噬了我们的健康。本书是第一部专门而系统地探讨“仇恨”的著作。作者对仇恨如何在个人、社会或国家产生，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以及如何决定历史进程这些问题有独到见解。本书结合人类学、进化心理学、文化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神经学等一系列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战争、种族灭绝、恐怖主义、种族歧视、爱恨关系、自憎以及其他肆行当今世界的各种仇恨形式。随着世界范围内暴力杀伤的升级，“仇恨”的确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本书更重要的是教育人们在现代社会如何合理解决、控制和消除仇恨。

时下，全球范围内，生物学家的作品正以浩大之势冲击着思想界、读书界，与此伴随，国外社会科学家已从对生物学思想的学习、消化、迈向融合、创新。近年来，这两类作品都被大批量地引入汉语读书界，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对此却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沉默，本书终于打破了这种沉默。

《走出囚徒困境》这是一个著名的话题，说明的是两个罪犯被当作嫌疑抓获隔离囚禁，等待审问，因无法沟通，他们很难作出共同的最合算的选择，这一例题不胫而走，几乎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伟大的寓言，在于类似的困境，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

《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是一本关于生命伦理学主题的小册子，由他的一些回忆录、演讲录、专著片段集合而成，内容有个人生活历程、思想与道德流脉的追忆，也有伦理与文化关系的论述，还有道德真谛的阐释，字里行间同时流淌着哲学洞见与宗教悲悯。写作的基调是温宁的、谦恭的，但他并没有扔掉思想的“弹弓”，而是把它高高举起，瞄准战争狂热与技术崇拜。作为个人生活是大不幸，而作为伦理学家却是一种幸运：他亲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厮杀于战壕，却因为其当时的交战国德国公民的身份蹲过法国的战俘营，结交了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监狱长，体验了太多的痛苦、颠沛、苦役、冷酷，目睹了人类间各色的杀戮、折磨和压迫，也感受了苦难环境中烛火般细微脆弱的人间温情，由此唤起他于心灵深处对战争与和平、掠夺与谦守、贪婪与节制、文明与野蛮、征服与敬畏进行全面而深入地反思。 人道主义就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思考与批判的重要精神成果。从本质意义上说，它是对野蛮的反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提升，是文明战胜野蛮的产物，它不仅强调人的价值第一，同时在多数人掌控的社会机器里维护少数人（如少数民族、黑人）的权益，在强权政治、经济格局中捍卫弱势群体（如妇孺、战俘、拘押者，绿色运动者还推及动物）的利益与尊严，在小康、富裕、健康、幸运、和平的社会生活秩序中眷顾并关怀贫困者、病患者、残障者与苦难者的身心。这些都是需要道德勇气的社会改良方向，要充分实践并实现这些文明社会的远景，我们既需要史怀哲式的终极升华，抵达敬畏生命（一种内心的生命意志）的境界，同时也需要亲历史怀哲的精神爬涉历程，以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姿态举起反思与批判的“弹弓”。这算是我此次重读史怀哲的一点新体会吧。

从这本书里，读者可以了解作者如何通过“人人可以看到的事”，表达自己对厚重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可以感受作者对亲友、师长一往情深的思念；可以领会一个社会学家眼里观察到的，对域外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描述。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是通过文化表象对社会深层问题进行透彻分析的一部耐人寻味、颇有教益的书，它不仅对一般读者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能起到启蒙作用，而且对较高层次的人文学者和对日本有兴趣的各类科学工作者也会有所裨益。这是一部韩国人撰写的关于日本的著作。20年前，当人们为日本成长为经济巨人赞叹不已、甚至“倾倒”之时，作者用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透过日本社会中许多文化现象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并得出结论：“缩小”见长、以“缩小”意识为本性的日本人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生为”具备的这种才能，最终达到了“以小取胜”、“以优制胜”的目的。可以说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系列之一。 本书以洗炼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基本主张、浓缩了作者对科学文化理论探索的精华，代表了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最高成就。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数字化生存》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信息技术及理念发展的圣经，此书的流行和传播对上个世纪信息时代的启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信息技术的基本概念、趋势和应用、巨大的价值和数字时代的宏伟蓝图，阐明了信息技术、互联网对时代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和价值。作者尼葛洛庞帝成为了信息技术投资和趋势分析领域的教父，他的知名度和因此带来的无形价值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