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从两个不变法则出发：①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②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论证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人口自然法则要求二者保持平衡，因此，必然发生强大的妨碍，阻止人口的增加，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初版中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三个命题，即“人口增加，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必然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均衡”。

《太阳城》是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重要代表作。他抨击了由私有制产生的各种弊病和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同时，他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人必须劳动，而且一切生产和分配活动都由社会来组织。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提出的空想共产主义的体系，是嗣后很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雏形，因此，这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目录 太阳城 附录 附录（一） Ⅰ 论最好的国家 Ⅱ 康帕内拉十四行诗集选 附录（二） 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Ⅰ 康帕内拉传略 Ⅱ 《太阳城》的版本和译本 Ⅲ 注释

本书是对文化转变中的语言的一种精彩的考察与探究。它不是一部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是一种对词汇进行质疑探询纪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与制度广为探讨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与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之归类为文化与社会

近20年来，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体化分析模式成为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转向。在本书中，赵汀阳以他的“综合文本”和“无立场分析”作为方法论，深入分析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问题，推出“天下制度分析模型”，力图说明当代世界的理念困境，并且以中国哲学为基本资源，重塑关于“中国”的概念和关于“世界”的世界观。 赵汀阳的“综合文本”研究法同时也是对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探索，其中引进了博弃论、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分析。这种新的方法论加强了哲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可能形成有争议的理

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在中国境外各地让刚刚起步，山中国女性的作品汇聚而成的宝库也还在等待着各国学者的开掘。本书仅仅粗浅地叙述了在一段短暂的历史时期中，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实际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习见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料：纪传碑铭、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献。这些涉及到妇女及社会性别关系的文字既出现在男性的经世致用文章——官员们为管理地方事务拟就的一些有关政策的建议——之中，也见于男性以礼仪、艺术和文学为对象撰成的学术文章之中。将这些习见的、由男性书写的史料与妇女自身的作品相参照，便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传记表文为最丰富。有关中国女性的传记，已经被刊刻的就不下数千种。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学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碑传铭殊、或是短篇打述中发现它们——文集的作者总会写到他热爱和钦佩的女性。在这些作品中备受推崇的女性大多数是作者本人的或者亲朋好友的祖母、母亲、诸姨姑婶和继母，还包括那些在西方或可以称之为圣徒的有德之人（女道土或女尼），还有一些以勇敢著称的女英雄（为父申冤、虎口救母等等）。到了帝国晚期，亦即…以宽泛地定义为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的这个时期，所谓的列女传，事实上记述的已经全都是（因力拒强暴而死或自杀以拒辱的）烈女或拒不再婚守节终生的寡妇的事迹。

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学界的许纪霖，将近年来最新的思考奉献给有着共同精神关怀的读者们。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专业化和学院化的时代。后现代的大潮，颠覆了知识元语话的合法性。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夹攻下，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否还有可能，又如何可能？

我们被各种文化制品——商品区步行街，流行音乐，以及各种形式的电视节目——包围着，这一现象下面隐藏着多种意义以及多种运用方式，而这些是文化制品的设计者们事前没有意料到的。在《解读大众文化》这本书中，约翰·菲斯克通过分析这些大众“文本”，揭示了它们外在与内含的（两者常常是对立的）意义与益处，以及大众文化表现出的政治与社会动力。 菲斯克对这些文化现象的解读使其内部诸多矛盾冲突越发鲜明：麦当娜也许被宣传为男孩玩具，但年轻女孩感到受她影响，有能力玩弄男孩；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也许极大地表达了资本主义者的统治，但它也能使人翱翔于城市之上。每一个例子中，正是后一种情况让菲期克感兴趣，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探寻大众文化的；那也是民众获取工业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消费品之处，并将这些消费品变成他们自己的有创造性的，甚至带有颠覆性的价值。 《解读大众文化》的定位是《理解大众文化》的姊妹篇，它揭穿了大众无意识地消费一切产品的谬论。菲斯克的才智与其敏锐的洞察力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真正民主的大众文化的图景，它尊重大众的力量和意识，是他们创造了大众文化。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角度对全球化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论述了不断增长的全球依赖性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的。书中相继考察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风险、传统、家庭以及民主这些人人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告诉人们应当如何适应正在被全球化完全改变着的新的现实生活。

日本对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民族，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东方孤悬岛国，却能在19世纪通过体制转型跻身列强行列，二战惨败之后，又能在不长的时期内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作者李培林用异国文化视角，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努力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揭示那些影响日本社会的深层因素。

本书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之死”题名：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合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情，“女界革命”倡导者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廷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的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源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也与晚清妇女论独特的现实关怀相指涉。探究其中复杂的多意旨，揭示历史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理念，是为该章的着力之处。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简介： 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导读： 本书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社会形式的特殊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相当吸引人的视角。吉登斯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吸收了自古典社会学家以来的社会思想传统，并且让不同的理论家们作为对手相互竞争，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不仅建立在整个传统之上，而且建立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之上。 ——赫伯特·林登伯格 结　语 最后，让我对这本书的论题作一个简要概述。首先，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显得如此固定的（对于“内部”和外部的人均是如此的）“优越地位”：西方的统治。尽管现代性的组织者在寻找某种确定性去取代从前确立的教条，现代性还是有效地融入了制度化了的怀疑精神。在现代性条件下，所有的知识，自身都是循环性的，尽管“循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前者，它考虑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科学是纯粹的方法，所以“业已接受的知识”的所有基本形式原则上都是可以被抛弃的。社会科学假定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循环，它们对现代制度来说是极其关键的。社会科学创造的所有知识，原则上都是可修正的；并且，当它们循环性地往来于它们所描述的环境时，实际上它已经是“修正”过的知识了。 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而且这种现象的不确定后果与它的反思特性彼此循环，构成了一种由事件组成的领域，在其中风险和伤害有着独特的品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许多经常贴着后现代性标签的现象，实际上关系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验，在那里在场和缺场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交融在一起。进步变得空洞无物，而现代性的循环却生了根。而且，从侧面来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每天摄入的信息量有的时候简直就势不可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碎化及其消解于无中心的“符号世界”。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这同时既是主体转变也是全球社会组织转变的过程。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本书以此开篇的时间问题上。就最初提到的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基础的三个基本部分而论，一个后现代世界可能会像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现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那么它们也就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作为结论，只须对此略加评论就够了。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想，与现代性的反思性与短暂性二者，都是对立的。乌托邦的预期对事务的未来状态划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阻断了现代性的无穷无尽的开放特性。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用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像，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这种稳定性反过来提供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由于意识到社会的普遍性是受制于人类对它的控制力，这种安全感再度加强了。这将不会是一个“向外崩溃”并变成分散的组织的社会，但毫无疑问，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地方和全球交织在一起。这样一个世界将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吗？似乎有这样的可能。然而，考虑到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切断乌托邦的沉思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本书这种类型的研究相比，它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等级是什么？它不仅是你的职业，不仅是你居住的地方，不仅是你的餐桌举止，也不仅是你有多少钱或者你能挣多少钱。等级是一系列细微事物的组合，你很难说清楚，正是这些细微的品质确立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作者通过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视角，鞭辟入里的分析，机智幽默的文笔，把美国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现象和三六九等人的生活品味了细致入微的对比。

这本书主要翻译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重要作品《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重要的部分，以及研究《新约》空间基础结构的《福音书中圣的传奇地形学》的结论部分。

《中国七问》主要内容包括有：关于向西方学习、关于公平与效率、关于民族主义、关于人权、关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关于人生意义、关于宗教等。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改变了以往统计学教科书单纯讲解统计原理与方法的缺陷，将各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与相应的计算机统计软件结合起来介绍，从原理的讨论到具体案例的分析示范和统计软件使用说明，成为一体化的内容，并特别介绍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广为流行的SPSS软件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