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exemplary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in the face of the lethal metaphors of fear’ Michael Ignatieff, New Republic ‘Whatever Sontag writes is passionate…hers is the satirist’s pity for our ignorance and folly’ Jonathan Keates, Observer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素质教育是逻辑不通的昏话 高校扩招是通吃社会各阶层的障眼法 独子政策是高考热无法降温的根源 令全社会马首是瞻的官员高学历 过度复习是摧毁创造力的利器 情商对常人重于智商 意志力的缺乏是当代社会的精神癌变 科技史是打通文理的金桥 行政化与单一化是孪生兄弟 《吾国教育病理》一反时下不涉病灶、不究病理，治标不治本的教育论述，从诸多视角，说出惊世骇俗的道理，直指中国教育的病因，直陈其解决之道，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穷根问底，论据详实。既呈现了对教育病理的追问，也体现了对当下国情的关怀。 其姊妹篇《科场现形记》则从教育领域中你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作者用独具见识，富于想象且细致的考辩和大胆的推论，从◆外婚制◆农业◆文字◆纸张◆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些人类早期的最伟大发明，来思考人类文明的产生。 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 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 易中天 郑也夫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学者，因为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尽管我已经不再推荐他人作品，也尽管并不完全认同郑先生的结论，仍然郑重建议诸位阅读本书。我相信，这部力作将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甚至改变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诸君一定会受益良多。 梁治平 也夫教授的研究，有许多涉及人类生活的基，如信任，如人类行为的“基因”。这一次，他带给读者的是对文明起源的思考：婚姻制度、农业、文字、造纸术和印刷术。而且，像以往一样，他在我们习焉不察的地方提出问题，独具识见，富于想象，而辅之以细致的考辨和大胆的推论，在满足读者知识欲的同时，给我们以智力上的刺激。 陈嘉映 “文明是副产品”是个大论题，其中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也夫通过婚姻制度、农业起源、文字起源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来论证这个论题，这些研究既立足于扎实的学问，又处处兴发独到的见解。一向以来，我读也夫，既长了学问，又启发了思想。这本新书，虽然还只读了一部分，已感到收获格外丰厚。

本书详细阐述了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和“空间模型”，深入地探讨了“空间”当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利/反抗”模式，对“空间关系”这一晚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了全面考察。

“这是一个关于探 险 玩 耍、为 非 作 歹、吸 毒 勒 戒、艾 滋 茫 然、世 代 差 异、文 化 冲 击 和兄 弟 情 谊的故事。”人类学者刘绍华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口述历史，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缘群体的遭遇、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作者更深层的关注，在于透过表面的社会问题，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并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形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正是医疗民族志的精髓。

《匠人》要探讨的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纯粹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尽管匠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一种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消失的生活方式，桑内特却认为，匠人的领域远远大于熟练手工劳动的范围；今天的程序员、医生、父母和公民都需要了解匠人精神的价值所在。 本书堪称作者的巅峰巨著，这位当代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书中探讨了过去和现在的匠人的工作；他把身体劳动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他质疑当今公认的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跨越了时空，从古罗马的制砖工人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从巴黎的印刷社到伦敦的工厂，都是他笔下探讨的对象。历史在实践和理论、技艺和表达、匠人与艺术家、制造者与使用者之间划下了一道错误的界线；现代社会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历史遗存的折磨。但从前那些匠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匠艺也揭示了一些使用工具、安排工作和思考材料的方法，进而为我们如何利用技能来指导生活提供了各种可行的方案。

这是一本观察和思维角度皆与众不同的作品；一本对关心中国前途，关心美国国家本质，关心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学、宗教学以及关心人文精神的各界人士读后均会有所斩获得作品；一本立足于美国社会实际，从美国发展史的角度阐述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客观影响，对美国国家本质做出精湛分析，进而对美国立国和外交精神做出全面而深刻剖析，最终得出与时论相左观点的作品；一本批露部分国外学者从宗教影响角度对中美关系和发展做出的预测，及所提出的中国与美国打交道应采取外交思路的作品。 作者于2006年6月署名“于哥”将本书的部分篇章在互联网上发布。后由修正文库策划，并经作者修订，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完整版。

商场、处世、领导克敌制胜的不败之秘！ 《厚黑学》从商场、处世、领导方式三个方面告诉读者以“硬”保身，以“软 ”克敌的商界成功者的不败之秘；厚结人缘、广积人气、常养人情等处世的方法及胆大心黑、脸皮厚的为官之道已成为过去。仁爱与宽容变成了领导之根本的道理。厚黑学是当今社会上每个人所必须知道的学问，无论你是领导、普通人或商人。 《厚黑学》是一本综合的世事书，它不仅教你如何做一位出然的领导者，让你利用“处世经”威力，你会发现自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而不是做别人的梦，去实现他人的理想；《厚黑学》还告诉了你如何让你成为一位更有魅力的管理者。你要想在多变的社会中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做人的方法，《厚黑学》一是本不得不看的经典佳作。

《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由十三篇文章和两组圆桌讨论合集而成，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既有全球闻名的思想大家，也有年轻的学术新锐。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在地”经验，将触角深入到文学、博物馆、房地产广告、影视、酒店空间、城市、工人、街道、音乐、小报等等层面，既有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现实的思考，也有对当代都市历史想象的探讨，更有对上海几十年间空间变化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挖掘。可以说，《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集中展现了世界当代学者对东亚城市文化的关注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末，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留守儿童的人数激增为两千多万，而一些有关留守儿童的极端案例的集中出现，更是以一种令人惊悚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我们有可能漏算了一代农村儿童的代价。 本书共分三篇：“缺位篇”从家庭、学校、社会——这儿童赖以生存的三大环境，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缺失，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了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频发的根源。“悲情篇”则以饱蘸伤痛的泪水，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意外伤害问题、少年犯罪问题等诸侧面，以活生生的事例，给所有人以警醒——解决留守儿童生存环境问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救赎篇”则从多侧面反映了党和政府针对留守儿童问题所做的努力，和各界人士的建言献策及作者的思考。 作者自1979年以来，多年从事农村问题、学生问题调查研究。这次为了全面调查留守儿童问题，掌握第一手材料，更是历时三年，跨越五大打工省份。书中通过了大量数据和事例，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深刻的探讨，既有对纷繁复杂现状的激情陈述，也有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的理性分析，作者对千万农民之子的纯朴真情亦充溢字里行间。不失为当下一部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可以预想，这本书的出现，一定会引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如果能由此而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影响他们的人生轨迹，则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什么是满足？是钱，是性，还是地位？ ——不，真正的满足，来自挑战与新奇感！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鲜有时间体验满足的感觉，虽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满足感却日益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心理健康，渴望提升生活质量。“金钱不能带来幸福”，心理学家一直这么忠告梦想彩票中大奖的人。科学家更证实，未经辛苦付出换得的收获，确实比不上工作得来的金钱让人快乐。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人真正满足，性爱、财富还是地位？满足感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获得更多？作者希望找出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一种可以创造出喜悦、痛苦与快乐的驱策力，进而可以提供你我开启满足经验的一把钥匙。答案就在我们的大脑，满足的来源是挑战性与新鲜感。 满足与快乐（或幸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涵盖了行动层面——特别是针对具有“新鲜感”与“挑战性”的种种行动。快乐可能在偶然间获得，满足却只有在有意识地决定做某事之后才可能产生。这本书强调的是：为活动赋予意义是人类特有的需求，而满足感恰巧掌握到了这项需求。当你感到满足，便是找到了意义，这比快乐或甚至幸福都更持久。满足感不是来自目标的达成，而是来自为达目的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本书既有大量的科学性实验作为证据，又以生动活泼的故事形式叙述，让人在享受阅读的过程中慢慢懂得有关满足感的科学知识，进而在实际生活中使个人的满足感得到提升。

愛里亞斯在《臨終者的孤寂》一書中討論生死，回顧過去與當代的人們對待臨終者的差異，生者與死者（或「生與死」、或「生者的生活空間與死者的墓地」）的距離由近而遠。愛里亞斯認為，臨終者之所以孤單，非但是一種心理狀態，也有不同的歷史文化作為背景。 社會的隔離機構，例如養老院，將老人與他原本熟悉的生活環境隔離開來，於是更加深孤寂的感覺。書末，作者提醒我們，生理治療在今日或許已是一個重要環節－－主要在於挽救臨終者的性命，但臨終者所需的心理上的關愛，或許能使瀕死的過程更溫暖一些。

在线阅读本书 Mary Douglas is a central figure with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tudying under Evans-Pritchard at Oxford immediately after the war, she formed part of th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who established social anthropology's 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er works, span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been widely read and her theories applied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经是欧洲人言谈与写作中的惯用语，用来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而崩溃。 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然而，无论是在对股市的预期，还是政府的决策中，黑天鹅都是无法预测的。“9•11”事件、美国的次级贷危机、我国的雪灾，都是如此。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在资本市场也是一样。人们总是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不堪一击的信念来解释不可预测的事件；即便是精于算计的专业人士，也难保不被随机性愚弄，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顺应这种不可知的未来。本书会教你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把握黑天鹅带来的机会，采取应对策略，从中受益。这本书将改变我们对世界、人性和金钱的看法。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原版在美国是专门论述高科技犯罪与刑侦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聚焦于高科技犯罪与打击犯罪的最新领域，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变化和变化中涌现出来的诸多标志性人物和事件。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穷便利，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手段。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高科技犯罪自从诞生那一刻起，执法机构运用高科技手段打击犯罪也越来越高明。《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涵盖面甚广，包括了从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等诸多领域的最新进展，对美国国内司法制度也涉及甚多。

为什么日本人常给世人留下好色的印象？ 日本“皇军”在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侵略战争中的种种奸淫暴行，其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的？ 为什么强调“耻”文化的日本人其许多性行为却无“耻”的自我意识？ 为什么日本会有如此发达的性文化产业？ 现实社会和历史上各色各样的日本人，如“皇军”士兵与慰安妇、武士与艺伎、“游女”与嫖客、和尚与尼姑、“上班族”与“专业主妇”、“大叔”与女中学生，等等，他们具有怎榉的“性”格和“色”相？ 以上的种种现象，体现了日本人怎样的性心理和性伦理？与日本文化和妇本民族性又有怎样的关系？ 日本文化研究专家郝祥满博士将在本书中为您一一解读……

一位妇女丢掉了手机，但征召了一群志愿者将其从盗窃者手中夺回。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啸中，公民们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摄影记者更完备的记录。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由管理甚少的参与者们撰写的…… 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一部集众人之力的百科全书、一个丢失手机的传奇，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们乃至更多事情的影响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 如同印刷机放大了个人的头脑，电话加强了双向沟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也强化了群体交流。因为人类天生就擅长群体工作，所有能够强化群体努力的东西终会改变社会。商业模式以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被改变，更大的社会影响达到极为深刻的程度，以致我们无法认识。现在一个拥有笔记本电脑的人可以掀起一场颠覆10亿美元产业的运动。 在本书中，克雷·舍基，一个新文化的最敏锐的观察者，对此种社会革命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给予了明晰而富有穿透力的解析，并思考了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