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一段被埋藏的历史——“二战”时期欧洲同性恋者遭受纳粹迫害的事实。他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本书拣选春秋战国的历史，注目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本书为修订版，增添了一篇关于历史社会学学术脉络的解读。

1988年，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在法国文化电台接待了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同他进行了五次对话。本书全文收录了这五次对话，并将其再现于当时的知识和政治背景中。这些对话既表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也反映出他们对相互差异的清醒认识。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就他们各自的学科及其社会作用展开了较量。 2002年初，布尔迪厄突然去世。法国文化电台重播了这五期节目，以示缅怀。

《后望书(全新修订版)》内容简介：几十年来，我们并未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和谬误进行过反思和总结，从未有人对此检讨、承担责任一一对一些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决策和工程，都没有进行梳理、剖析和总结，以致变得含混洇漶，是非莫辨，最后成了湮灭消散的逝事一一仿佛我们的城市从来就是高楼林立，千城一面；仿佛中国的河流，从来都是断流干涸，或污黑发臭。 深入思考或许并不是个好习惯，使心有重负，自己也不能轻松快乐地生活。写作《后望书(全新修订版)》最后一章的时候，我正在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住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宾馆里，报纸天天送来，满是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和爆破清库、千年古城古镇行将淹没的消息，一派欢欣鼓舞……我们个人无足轻重，在重大决策上也无参与和投票表决的机会，但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终究不能冷漠和袖手旁观。

德国人会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两德统一并没有驱散希特勒的阴影，统一后的德国，纳粹时代依然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除了1933和1945年，目前德国回避的话题中又多了一项内容：1989/1990。为什么会这样？“德国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本书中某些文章思考的主题，所收录的文章，从18世纪开始，探讨当时对德国后世影响深远的自由和专制体制。作者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还有作为德国历史参照体系的欧洲的历史和整个西方史。只有放在这一体系中，衡量德国历史的标准才会清晰起来：那是西方世界的标准，历史中的德国曾经是西方的一分子，德国参与构建了西方世界，却不止一次地游离西方之外，最后一次游离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文明的度量》是《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续篇。就其书中提到的“社会发展指数”，作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并使用突破性的社会发展研究数据进一步对比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状况。 这次，作者对东西方发展状况的研究跨度1.5万年。深入总结西方什么时候主导了世界、为什么主导世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思考21世纪。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风俗论》虽是伏尔泰为夏莱夫人学习历史而这写的,但重要的是有所为而发，当时法国不少史书,特别是博絮埃的《世界史讲话》按教会和国王的利益编造历史,把一切历史事件归为神的意志的结果，伏尔泰把这种历史著作视为“撒谎的作品”。但他不屑于以笔战来驳斥这种著作，而是以撰写《风俗论》这部纪念碑式的鸿篇巨著来取而代之。果然，它初版便印刷了6000部，这在当时是空前的。《风俗论》用大量事实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斗争，并以犀利的文笔、磅礴的气势，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大洲，向人们展示世界各重要民族的精神和风俗的宏伟画卷。尽管其中某些史料不尽翔实，论点或有偏颇，但伏尔泰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风俗论》叙述纷繁的历史事件，撮其要，取其精；描绘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善于以简洁的笔触勾勒世态人情，展现历史风貌。可以说，这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想了解世界历史的一般读者值得一读的一部学术名著。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一：历史的漫长终结”。 随着“冷战”结束，狂乱的二十世纪终于趔趔趄趄走到终点，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来伟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处身在哪儿？ 在本书中，福山提出，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个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内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福山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当代思考，既是引人入胜的历史哲学教育，又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命运这些最深刻问题的发人深思的探寻。

《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是对古希腊人民及其历史遗产的致敬之作，将古希腊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经济史融为一炉。四位作者讲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的古代文明故事。《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内容广泛，既包括标准化的政治和军事史，也不乏对农村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妇女待遇、同性恋和奴隶制等问题的探究。第二版增加了考古学、比较人类学、社会史等领域的最新理论和发现。还在初版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社会文化材料，包括妇女与家庭生活、宗教、同性恋和田径等多个方面内容。

在这部关于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经典著作中，卡尔·波兰尼分析了工业革命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的分析不仅阐述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缺陷，而且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可怕的社会后果。新的序言和导言揭示了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波兰尼的精辟分析所具有的新的价值。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成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自由市场革命的推动性力量。另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它值得人们好好阅读，它是这个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著作，就扩展和加深对市场社会的批评而言，这个时代没有其他书比《大转型》做得更多了。

《中国天机》系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诠释的最新力作，全书以回忆录的写法，通过对旧中国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辉煌与曲折的分析，展示了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对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国天机》系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诠释的最新力作，《中国天机》以回忆录的写法，通过对旧中国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辉煌与曲折的分析，展示了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对 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国天机》全书共分5辑28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有理有据，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卓见比比，忧患沉沉，慧眼灼灼。说的都是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最关心最敏感的大问题，是“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的王蒙先生对我们党过往执政经验的独具特色的回顾和为政治文明未来之路的绝对建设性的立论建言！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者、作证者。我喜欢追怀、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是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王蒙，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 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1948年10月10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第十二届、 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人民文学》主编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2002年4月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五岁到十一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十一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十四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青年工作干部了。十九岁我开始了我对于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二十三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 如此这般，我与政治难分难解。是我的幸运还是不那么幸 运呢？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我很高兴，终于，我有机会在近耄耊之年，写出了《中国天机》一书，痛痛快快地写写自己的政治见闻、政治发见与政治见解。 童心未泯的人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儿童的过家家游戏。痞子则认定政治是无赖的老千赌博。野心家认为政治是风险虽大利益惊人的冒险，是权力按照丛林法则进行的残酷争夺。人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眼界与高度，以自己的波长与频谱来接受与解释政治的种种信息。当他们叙述中国的时候，各执一词的歪曲与诚恳的叙述是一样多。 我至少希望我的见闻与见解宽一点深一点真一点也能与读者共享一点天机的端倪。 天机能不能泄露？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现象与实质的距离，有策略与理念的错位，有说什么、做什么、记住什么、故意忽略什么的讲究，有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指桑骂槐、投石问路、虚张声势、韬光养晦……的手段。 但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有仁人的爱心，有志士的奉献，有智慧的奇葩，有哲学的辉煌、诗学的激情、战略家的神机妙算。有千奇百怪的命运与偶然，有历史的沉重，更有祖国与世界的人民的愿望与利益在平凡的与不平凡的政治人物的生涯中威严做主。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而假大空套（话）更是使政治的信誉丧失殆尽。 不要认为只有中国的政治才有若干不宜一味泄露的天机。我在境外听到看到过例如老布什总统在竞选演说中说不增税，一上台就增税的两次巧言令色的演说的视频与音频。他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请注意我的口型，我说的是不不不，不增加税收……”再如奥巴马在竞选中宣传：“一个声音可以改变一家房屋，如果它能改变一家房屋，它就能改变一个城市。能改变城市，就能改变一个州。能改变一个州，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如果它能改变一个国家，它就能改变世界。你的声音就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逻辑与费正清博士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合逻辑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模一样的。在美国的三一学院我听过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的讲演，前一个小时就挤满了人，希拉里则迟到二十多分钟，这才叫VIP。 再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2年他以社会党领导人身份来华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他还签名给我送了书《此时此地》，我后来将我的书的法文版寄给他，他也签名回了信。但他当选了总统再来华访问时，他是里三层外三层，想与之握个手也决非易事了。 但总体来说，政治在走向更加透明、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守法、更加进步的方向。 不容易闹政治。法国的一位总统，我想应该是德斯坦，他来华时对中国的领导人说：“法国有数千万人，这数千万人搞得法国政府狼狈不堪。当我一想到中国人口有十几亿的时候，我实在非常同情中国政府。”类似的话我也听美国的政治家说过。 还有德国的总理说过，政治家好像养在鱼缸里的热带鱼，一举一动都被观察着放大着。 但我还是写下了我认为应该公开也可以公开的天机。我相信它有建设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不写，不会有别人写了。 我写下了我认为可以参考也可以议论的某些见解。也许一时半会儿它们没有可操作性，但同样它们是一个有兴味的，而且是重要的话题。 见解就是见解而已。我“服过役”，在北京的城区里、国营大厂里、生产大队里、政府的部门里，我都上过班，我知道主持工作与参政议政之间有多少距离。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构建一个更健康的关系：在执政者与平头百姓之间，在官员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互补与互相支持吧。为此，我也就不怕说出自己的一点见闻，一点见解，并泄露某些天机喽。 我还完全理解人们的政治肝火。一谈到政治问题，一想到权力的掌控与使用，一想到位置到底属于谁，想到政策的倾斜与调整，资源的分配与得失，一想到某种政治际遇下的机遇与风险，一看到政治人物的浮沉升降荣辱进退，一想到政治斗争或政治博彩的生动与诱人，你或而羡慕佩服，你或而跃跃欲试，你或而妒火中烧，你或而庆幸嘲笑，你或而愤懑无奈，你或而一肚子恶气，你或而牢骚满腹。政治是不可能像数学力学哲学语言学一样地冷静地言说的。 但是我力求不要像某些志大才疏之辈一样地牛皮轰轰，空话连篇，大言欺世。不像某些鼠肚鸡肠的人那样唧唧咕咕、事事非非，却听不得一点不同角度的说法。不像某些青涩之辈那样动辄谩骂泼脏水歇斯底里，而从来于事无补。当然也不像某些小人庸人，只会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投其所好、一派奸佞。 我不会哗众取宠。但是我一定会语出肺腑，不无独出心裁。我的独出心裁希望不致使朋友们受不了。 我入党已经六十四年。我当过文化部长与政协文史委主任，中央委员与全国政协常委。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打入另册达二十余年。我参加农村体力劳动前后共十一年。至今，极左与极右的人动辄对我进行两个方向的炮轰。我和最上层的人最下层的人包括劳改释放犯都有交往。我访问过境外的六十几个国家与地区。我见过我国的最高级别的政要领导人物。我见过外国高端政要：中曾根、诗琳通公主、日夫科夫、撒切尔夫人、金日成、金大中……同时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文学追求。这样，我第一，非常政治，想否认也不可能；第二，我非常文学，我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仕途”。但我有真正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理解担当，我有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灵动与清醒。 我想努力做得最好，我要努力把我见识过体会过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国政治的天机娓娓道来。我不指望读者会非常足够非常深刻地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指望人们会思考、参考、长考我提出的话题。行了。 目前的中国，立论建言，谈何容易？但仍然不能只扮演一个旁观与说风凉话与瞎起哄的角色。天日昭昭，人史共鉴。我愿接受读者与时间的考验。

Why does the West rule? In this magnum opus, eminent Stanford polymath Ian Morris answers this provocative question, drawing on 50,000 years of history, archeology, and the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to make sense of when, how, and why the paths of development differed in the East and West — and what this porte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two broad schools of thought on why the West rules. Proponents of "Long-Term Lock-In" theories such as Jared Diamond suggest that from time immemorial, some critical factor— geography, climate, or culture perhaps — made East and West unalterably different,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uld happen in the West and push it further ahead of the East. But the East led the West between 500 and 1600, so this development can't have been inevitable; and so proponents of "Short-Term Accident" theories argue that Western rule was a temporary aberration that is now coming to an end, with Japan, China, and India resuming their rightful places on the world stage. However, as the West led for 9,000 of the previous 10,000 years, it wasn't just a temporary aberration. So, if we want to know why the West rules, we need a whole new theory. Ian Morris, boldly entering the turf of Jared Diamond and Niall Ferguson, provides the broader approach that is necessary, combining the textual historian's focus on context, the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ist's awareness of the deep past,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s comparative methods to make sens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a way no one has ever done before.

《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主要内容：人世间从未有任何一个姿势比它带来更大的灾难，人世间也从未有任何一个政权像纳粹政权一般，将一个问候形式以如此极端的方式作为社会改造的手段。这是因为通过一声声“德意志”问候，无论是行走在街上，坐在办公室，聚在朋友圈内，还是独自在家，每个人对法西斯的态度都昭然如揭。

《中国问题》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然而，罗素却是立足于中国的立场谈中国的现实政治：关注中国军阀纷争的政治格局，剖析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指出中国经济、铁路交通、工业（尤其是矿业）的发展前景．呼吁中国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罗素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有其独到的见解。

While social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have been exchanging ideas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never developed a proper dialogue about social theory. William H. Sewell Jr. observes that on questions of theory th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mostly one way: from social science to history. Logics of History argues that both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something crucial to offer each other. While historians do no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theorists, they know something social scientists do not: how to think about the temporalities of soci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social scientists’ treatments of temporality are usually clumsy, their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nchant for structural accounts of social life could offer much to historians. Renowned for his work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Sewell argues that only by combining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ime with a concern for larger theoretical questions can a satisfying social theory emerge. In Logics of History, he reveals the shape such an engagement could take, some of the topics it could illuminate, and how it might affect both sides of the disciplinary divide.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五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他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法学文献、外国的史料，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在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以幅员和气候的差异性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中国社会史》分十一章分别论述了从上古时代、军人帝国时代，一直到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漫长的历史。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作者30多年来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它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华帝国的遗产及其式微。作者谈到孔子和儒家思想、清朝的衰落、共和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特殊发展道路。书中谈及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邓小平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变革：1949年以后的中国管理机构设置和结构.如中央政府、县、乡等不同层级的管理体制.以及“条”、“块”管理体系等；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如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等问题。《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水平。《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无论从方法论、资料运用，还是分析角度上看，都对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