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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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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反叛的年代
1968年，激进的抗议浪潮席卷全球。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巴黎到西贡，从柏林到布拉格，从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受压迫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解放和自由。 1968年，是反抗的一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 “春节攻势”，打垮了美国的军事自信，改变了历史进程。美国黑人青年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催生了全美的黑人权利运动；受压迫者的普遍抗争，鼓舞了西方现代妇女运动向全球的蔓延。 1968年，是革命的一年：在法国，学生以街垒路障与警察对峙，工人罢工并占领工厂；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春潮涌动；在巴基斯坦，由流血事件引发的全国性起义推倒了军人独裁政权。 -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中世纪的知识分子》这本书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之功，1950年代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热潮。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士。全书考察了这一特殊类型的“手工劳动者”的产生、演变、分化及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有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大学的发展情况，叙述脉络清晰，文笔要而不繁，被公认为西方当代优秀的史学著作。 -
古典时代疯狂史
通常说来，中文世界在学术翻译方面是比英语世界落后的，但偶尔有一两本书的译介，中文世界要比英语世界强一些，《古典时代疯狂史》的译介就属于这种情况。 《古典时代疯狂史》有一个英文缩写本叫《疯癫与文明》，1999年就有了中文译本。但《疯癫与文明》是很有问题的，将法文原著的许多精微之处都删去了，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普及读物。目前，英语世界还在使用着这个有问题的缩写本，而中文世界则很幸运地有了林志明先生比较可靠的全译本。 当然，林译本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对福柯思想感兴趣的内地学术书读者恐怕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现在，中文简体字版终于推出，好歹算是对他们有个交代了。 -
全球冷战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内容简介：发生于21世纪的冷战如何为当前世界的种种冲突——包括反恐战争——奠定了基础?如何塑造了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前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如何激起了后者的牴触、最终将苏联拖垮并对美国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压力？在研究干涉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反抗干涉的革命运动的演进过程当中，《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在衔接历史和当下这个方面比任何其他冷战相关著作都做得更好。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驾驭多边档案史料的功底。作者不但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博士论文，而且触及了大量为世人所不了解的多边档案，这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史料梳理技艺。作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美苏两国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全景史画，并着重展现了二者彼此相异的意识形态诉求和策略手段。而且，他将笔触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将冷战干涉史的影响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紧密、妥当地联结，显现出其炽热的现实关怀热情。 -
第三帝国的语言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犹太人、语文学者克莱普勒在可怖的生存环境中、在德累斯顿的犹太人居所里记下了他的观察——第三帝国时期，语言是如何走向堕落的。作为一部诞生于恐怖年代的经历之书，本书以骇人而真实的方式呈现出纳粹统治残忍的日常性。 这本“世纪之作”既是历史书写的杰作，也是一流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一位语言和文学家在无望的纳粹时代实施的自我拯救，令所有的历史书籍在它面前相形见绌。 “在我的日记本里，LTI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 ——维克多﹒克莱普勒 -
被误解的中国
在近三十年中国再次崛起的同时，新一代史学家对明清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出现很多新发展。这些史学家提出不少崭新的见解，反驳许多关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传统观点——像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都被他们质疑或否定，然后对明清历史作出了新的评价。 这些新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有很大帮助。 …… 可惜的是，中国新经济社会史的观点，仅于大学学术界中流传，或者应该说是部分大学学术界中流传。再加上很多中国新经济社会史的著作，都是英文写，只有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一般人对中国新经济社会史都不大认识，而中小学的中史教科书，也没有提及这些新观点。 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国史学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硕果，综合起来介绍给大众读者，也即是所有关心中国的过去和将来的读者们，包括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够用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来看中国。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本书是卡尔·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名著。全书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作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
中国青铜时代
本书目录简介：中国青铜时代；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等。 -
欧洲同性恋史
本书除了揭示英、法、德三国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还告诉大家同性恋问题并非只是性爱史的一个次要部分，它在社会形态和表现的历史上自有其地位，它作为一种吸引或反感的作用揭示一个社会的幻想和恐惧。当然，作者并不企图仅仅借助性爱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纳粹问题和二战的发生。显然，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本书也不同于心理学史，尽管有时借助心理分析的假设也能说明问题。作者认为同性恋史研究应该把舆论的恐惧和政府的恐惧区别对待，也许应重新估量性幻想在社会想象中的分量。 -
蘇格蘭人如何發明現代世界
十七世紀末，蘇格蘭還是歐洲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卻奇蹟似地在十八世紀中葉迸發驚人的能量，出現了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自由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影響歐洲浪漫主義深遠的史考特爵士、改良蒸汽機的瓦特等近代文明史中巨大的身影。今日觀之，舉凡政治、法律、教育、科學、醫學、建築各領域，當時的蘇格蘭都是人才輩出，不僅使蘇格蘭人成為大不列顛帝國的中流砥柱，更隨著「大西洋時代」的腳步，將其文明成就遠颺歐洲之外，啟動世界朝現代文明轉向。 為何天才成群且同時降臨地處偏遠的蘇格蘭，使蕞爾小國成為推動現代世界運轉的巨輪？《蘇格蘭人如何發明現代世界》，解開這道連大部分蘇格蘭人也無法回答的問題。 -
梦醒子
本书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的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从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 -
古罗马一日游
《古罗马一日游:日常生活、秘密和奇闻》属于历史类书籍，2007年出版，从它的问世到现在，它始终高居畅销榜之首（08年再版的书面上添印了BEST sellers字样）。作者以一种新颖、独特、生动的方式把两千年前的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栩栩如生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他俨然一位热心的导游，带着读者从凌晨到夜半，一个 时间游览一处地方，边逛边细细地讲解：古罗马人的言行举止、穿衣打扮、饮食习惯，当时的帝国首都的建筑特色、环境、文化等等。这书给读者的感觉似乎不是捧 书在读，而是跟着一架摄像机在观察那一幕幕真实的画面。 -
20世纪的美国
20世纪以来，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向何处去？ 《冷眼向洋》书系从19世纪留给人类社会的问题谈起，讲述百年间美国、欧洲、俄罗斯走过的不同道路，这三块地区的经验，都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时期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书系没有拘泥于历史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单纯叙述，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入手，透过沉浮兴衰的现象，深入探讨对20世纪历史走向起重大影响的精神、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增补修订版添加了许多重要内容，既有对历史的进一步追溯，又有当代新的发展，但初版的基本取向不变。 “全球化”在20世纪浮出了水面，但它绝不是一片芳草蓝天；在这看不到尽头的进程中，到处都是荆棘丛生——人类还远没有达到有能力“自治”的境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眼看世界，心想中国，作者没有须臾离开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让历史告诉当代，让世界映照中国，作为参照，引人深思。 -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
战争改变历史
《战争改变历史:1500年以来的军事技术、战争及历史进程》从技术革命角度入手，将1500年以来的军事技术、战争与历史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战争改变历史》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
国富国穷
《国富国穷》内容简介：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五六百年前，地球上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二者之间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在欧洲，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能先后称霸全球，尔后又逐一衰落？为什么美国、日本能后来居上？ 20世纪后期，为什么又有一批国家能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而另一些却陷于穷者愈穷的境地？ 《国富国穷》批判和发展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将地理、历史、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合在一起，多层次地分析了财富创造、国家兴衰更替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人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 《国富国穷》因其主旨宏大，思想精深，而被誉为《新国富论》。 点击链接进入英文版： Dynasties: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World's Great Family Businesses (MP3 CD)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
隐权力
（《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联袂推荐） -
第三种黑猩猩
人不同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亦毋庸置疑。 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若有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又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 对于人类的兴亡史，我会分成五个部分讨论。第一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第二部则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和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聚焦于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之后，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语言、艺术、农业这些引以为豪的文明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 除了吸毒，我们的阴暗特征中，还有两个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第四部讨论其中的一个：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另一个人类的阴暗特征是：对环境日渐加速地破坏。这个行为其实也有不折不扣的动物原型，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在第五部，我会细说人类经营环境失当的历史，以戳穿那个幻象。 人类从动物界兴起，同时，我们自毁的能力也加速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起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 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追溯人类的物种史，就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 -
非常与正常
作者选取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为承担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整体研究搭建了一个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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