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深密经》的核心思想在论证一切外境外法与识的关系，认为一切诸法乃识之变现，阿赖子耶识是生死轮回的主体，是万物生起的种子。经中还提出了著名的“三性”、“三无性”问题，并深入地论述了一切虚妄分别相与真如实性的关系。

本书是“佛教十三经”之一，在中国佛教大乘戒律中，《梵网经》（鸠摩罗什译）影响最大。其上卷主要阐述菩萨修行阶位（发趣十心、长养十心、金刚十心和体性十地），也对佛教基本义理作了简要的阐述。下卷阐明菩萨戒法（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是修习大乘菩萨行所依持的主要戒律。《梵网经》宣示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和根本精神，促进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流行及大乘菩萨戒运动。经中把孝与戒相融通、“孝名为戒”的思想颇富中国特色。

《艺术宇宙》主要内容简介：“每当看见天上的彩虹，我的心儿摇动。”这是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名句，一句简单的话，因为七彩的虹，就洋溢着诗情画意；当然，我们也能从虹想起光的折射和反射，想起最速降线，想起变分法，然后想起最小作用量原理。不仅彩虹，一天地间的万千景象。都能引起诗情画意，引起科学的联想。不论是否愿意，我们的眼睛总是戴着双重眼镜，一重艺术的，一重科学的，两重影象在我们的头脑里交融在一起。

《古犹太教》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研究古犹太教都是从宗教学的角度，以文献考证来看待古犹太民族与现代基督教的关系，而韦伯则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史料，把古犹太教放在西方和近东整个文化发展交汇点上审视这一宗教历史的内在理路，从而揭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对立宗教文明盘根错节的难解因由。

In the tradition of Bertrand Russell's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and Sam Harris's recent bestseller, The End of Faith, Christopher Hitchens makes the ultimate case against religion. With a close and erudite reading of the major religious texts, he documents the ways in which religion is a man-made wish, a cause of dangerous sexual repression, and a distortion of our origins in the cosmos. With eloquent clarity, Hitchens frames the argument for a more secular life based on science and reason, in which hell is replaced by the Hubble Telescope's awesome view of the universe, and 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 give way to the beauty and symmetry of the double helix.

简介： 雷蒙·阿隆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后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因此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前 言 1962年,当我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的时候,我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些课事实上是于1955至1956年间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曾由大学文献中心把授课内容用速印机油印出来。直到今天我仍拒绝把讲稿原封不动地出示给更广泛的读者。我把我迟疑的理由立即告诉读者。这些课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研究的机会,是学习的工具,它们启发一种研究方法,勾画出一些概念,提供一些现象和见解。讲义中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讲课和即席发挥的痕迹。这些课程事先没有撰写成文,因而是口语形式的,难免有缺陷,事后尽管做了修改,以减少其不足之处,但不可能彻底消除。” 《十八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国外多家出版社表示要将它翻译出版,这促使我决定发表这第二册书,然而我仍然要重申关于前面那本书所做的提醒。本书的十九讲是于1956至1957年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虽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本身是自成体系的,但是读者只有把两册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才能充分抓住分析的依据和意义。我对工业社会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曾使一些评论家感到意外的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进行对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将因研究的展开而得到证实。对于工业社会的研究本身不是终结,它应该作为先导,引入另一项研究,即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的内容。 同时,我很愿意用几句话来回答某些评论家对我的一个指责,应当说他们是出于好意,如米歇尔·科利内和罗贝尔·康泰。为什么我没有把本属于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东西,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用语,归于他们的名下?如果我意欲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显而易见,我必然会去参照圣西门主义者或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如同我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做的那样。然而这不是我在《十八讲》中前四讲所要表述的意图,在那里我仅仅想粗线条地勾勒我打算遵循的方法,同时我也想提出把托克维尔预见的逐渐资产阶级化和马克思预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两者进行比照。关于托克维尔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工业社会(在他所访问的美国当时尚不存在工业社会)的目击者这一点我很难不知晓,尽管米歇尔·科利内煞费苦心让我明白。但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见解比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看法要更加正确,本书要证实的正是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坐井观天地看待西方社会,所确认的也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决定了我选择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并展现他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为的是将它们与本世纪的现实进行比较。 把圣西门主义者阐述的题材与现实加以对照也并非没有好处和教益。我在论述有关战争的主题时正是这样做的,我引证了奥古斯特·孔德。然而当涉及圣西门主义者时,会出现两类困难:如同亨利·古耶在一些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亨利·德·圣西门本人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难以将奥古斯丹·蒂埃里、奥古斯特·孔德、昂方坦和巴扎尔的贡献与圣西门主义割裂,虽然某些人对此故作不知,但任何人都未予以否认。圣西门主义者表达和传播了时兴的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思潮缺乏严谨和系统的形式。托克维尔或马克思分别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我们也许不能对圣西门主义者作出同样的评价。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能够称得上是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社会的预言者,如今,在电子机器尚未管理我们这个社会之时,经理阶层管理着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在预示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时,却无视我们时代经历大分裂的可能性,这两册书(继而第三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客观地来讨论这个主题。托克维尔设想民主社会可能具有两种体制,一种是自由社会,另一种是专制社会。卡尔·马克思则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分别以这两个阶级所统治的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更缺乏判断力。或者至少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对事物的管理应该取代对人的统治,那么为使圣西门主义者和崇拜奥古斯特·孔德的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只能说他们的预言还是大大地超前于今天的社会。 讲课距今已有六年多。最近十五年西欧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震惊,使我今天不可能完全像昨天那样来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成果已为世事的演变所证实。但是在某些要点上还需加以补充,在这个前言中,我将只是扼要地予以指出来。 一,工人阶级是越来越走向趋同,还是正相反,即越来越走向分化?分化的原因是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有些是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非技术工人,有些是持有专业培训文凭的工人或管理着一架机器的低级技术人员。我认为我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充分的。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价值,因为多种多样和互相矛盾的演变是纵横交错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工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重要地位,此外,众多工业部门中的熟练工人似乎销声匿迹而成为毫无特色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被迫从事一项“分割得极细的劳动”。但是这种景象仅代表所有工业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在某些尖端工业部门(石油、电子、电气)中,工业组织类型好像完全不同。从新型工人阶级的情况看,一方面是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这种作用将逐渐窒息上世纪可能存在的工人团体的原始文化和自主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两种简单说法——日益增长的趋同,日益增长的分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现实的复杂性。 二,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使阶级斗争具有政治色彩,换言之,无产阶级要把自身定位于一个旨在全面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些都不再时兴,甚至在共产党保有稳固的常设机构和几百万选民的法国或意大利都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寻求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并拒绝全盘谴责共同市场。经验甚至使最狂热的思想家都几乎不再坚持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合适地把工会和政党旨在进行即时的改革(列宁依据英国的范例称之为工联主义)称做实用主义的活动,而把共产党反对现存制度和以革命为目标称做意识形态活动的话,那么,十五年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处处都加强了实用主义趋势,而削弱了意识形态趋势。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冲突从此没有其他目的,仅仅是“利益分享”,那就错了,因为增加工资或抵制技术改造会引起痛苦的转化过程。尽管眼下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似乎对共同管理的种种方式还有点漠不关心,但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某些国家,以组建企业为目标的请愿将发展起来。在实用主义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人们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论战或斗争,其最终目的可能是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生活,或者加强管理人员或劳动者代表参与某方面的领导。 三,最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居民——有人说占20%到25%,另一些人说占15%到20%——的贫困状况没有消失,相对地说,也许绝对地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西欧国家更为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缓慢进程(老年人的贫困)、多种族的并存(黑人、波多黎各人)、悬殊的地区差异(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青年的失业现象等。富足社会中“失败者”的分量不均衡地落到各类社会集团的身上。最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最可能找不到职业。 尽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不那么突出,目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阶段,但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里显露出来。现代企业技术复杂,要求为数更多的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最缺乏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即使被雇用,他们从工业社会感受到的也只是受奴役而非得益。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贫困问题甚至赤贫问题正显现出来。这里所指的贫困不是在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概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贫困问题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它恰好提醒那些素来易忘记它的人,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不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建立真正人道主义关系的灵丹妙药。劳动能够创造数量日益增加的财富,使得造成上世纪被人们称为社会问题的依据发生变化。现在更重要蹬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改变对现有财富的分配方法。然而,一味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都不能担保会带来公正的秩序,更谈不上保证出现符合人类所向往的生活条件,人类为此而改造世界,甚于对自身的改造。 许多读者从《十八讲》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按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讲,这个结论或者由于它极平凡而被认为是明摆的事实,或者被看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一本苏联杂志竭力对我进行的辱骂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力求明确指出苏联式经济和西方式经济间对立的真实本质。在双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两种经济模式或增长模式之间,在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之间作比较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得出这个推断,无需成为像莫斯科的批评家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说这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苏联《文学报》上反驳我的人可以放心——能够贬低两者的区别。即使比政治制度差异更小的经济制度,其区别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行斗争”。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和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都不允许我们要捍卫的政治自由存在。 但愿有一天,这些差异会缩小,两个世界将不仅像今天一样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不互相摧毁,而且意识到它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和平共处即理智地拒绝热核战争,尚未变成思想意识共处,也就是说,尚未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尚未停止宣称自己掌握着惟一和绝对的真理,只要论战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使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以清除所有不赞同越来越过时思想的人,那么,对于制度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将依然是学院式的习作,而不是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学院式习作有时已为历史性对话做了准备,也许正在热闹的宣传声中悄悄地成为历史性对话的真正组成部分。 1963年8月于布拉奈 附 录 一些批评家责备我没有整理出《十八讲》中的统计数字。由于课程的本身特点,我对这些责难并不在乎。从任何方面看,课程不是对俄国或美国社会、苏联式或西方式社会的描绘。课程的意向是得出一些基本概念、检验一种分析方法、消除幻想或成见。当前五年计划完成的确切程度、苏联和美国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我们研究最需要的内容,尽管这些事实或这样的比较值得关注。 然而为了满足某些读者的好奇心,另外也是因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在课程中几乎没有指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附录中提供一些补充信息和最近统计材料是有益的。 1950年到1960年期间,西欧的增长率不仅远远高于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而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曾经计算出的增长率。法国在1950年到1960年间,生产力人均年增长率在农业中为4.7%,在工业中为4.5%,在服务业中为3.3%。德国和意大利在1949年到1959年间的增长率更高一些:德国的农业和工业都为5.6%,意大利的农业和工业各为5.4%和7.1%。美国相应部门的增长率为3.8%和3.7%,英国为3.9%和2.1%。 1960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3%,如果加权参照法国价格,该比例则为47%。假定国民总产量的增长率是4.7%,到1985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将相当于当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2%,如果参照欧洲价格加权,该比例为115%。如果五十年代的法国增长率持续不变,而且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稍低于2%的增长率,人们显然可从中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以后的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于美国。所有这些计算都建立在一种传统的方法上。人们首先确定劳动力总数,人们接受某个生产增长率,接受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一定分配,同时接受按不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最终需求的一定分配。最先进的国家把劳动力的分配及其最终需求量作为参照。这些数值尽管投射出巨大的不确定范围,但意味着从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消费增加2.5倍。因而1985年的年人均消费量以1959年的价格衡量将在9100法郎上下,相当于三口的中等家庭每月2300法郎。工业产量将始终在全部产量中占主要部分,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45%的人口将在服务业工作。 即使西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于美国,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而言,美国继续比旧大陆发展得快,因为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8%,比法国或德国高得多(两者都低于1%)。此外,美国幅员辽阔——这是英国和德国都无可比拟的。 这些数字提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否由于不可能保持或不可能再现的增长原因,五十年代的增长率是例外情况?或者是否这个增长率预示了西方经济真正的质的变化?由于统计和方法的不确定性,不同作者计算出的比率有差距(尤其是人们应该取哪种价格作参照,是最初年份、最终年份还是中间年份的价格?),但无论差距大小,所有作者在大约的数字上意见都一致。从1839年开始算起,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年增长率为1.58%,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没有出现人均增长率增加或减少的明显倾向,因为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根据人口增长率必然有增长或减少的倾向。 另一篇由D.C.佩奇、F.T.布莱卡比、S.弗罗因德写的论文(也发表在《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学会学报》上,第804期,1961年12月1日)按每人每年创造的实际价值(换个说法是一年期间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计算出国民生产的增长率。对长期增长率的计算,日本自1880年起,意大利自1863年起,德国自1853年起,法国自1855年起,美国自1871年起,英国自1857年起,结果如下:日本最高,约为2.9%;英国和意大利最低,约为1.2%;美国以2%的比率位居西方国家之首;德国和法国为1.5%。如果我们想一想计划总署预计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7%,我们就会估计出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指望的真正革命。 为什么今天可以设想大大超出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呢?在我看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依据如下:意识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曾有利于改变企业主甚至人民群众对劳动和生产力的态度。昨天,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一系列个人行为直接瞄准的目标,有时候几乎对此察觉不到,今天,要达到什么结果,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的,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来说都如此。 西欧大陆国家传播现代生产模式,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如农业过去曾经抵制科技革命。在这些国家面前有较先进国家的例子,至少能够大概预测几年期限内主要产品的总量。为保证技术进步,人们耗费巨额资金进行研究,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切地说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总之,十五年以来,西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大大减少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只是表现为加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交替,而非扩展和收缩的交替。这些论点丝毫不打算证明大陆欧洲的经济,特别是法国的经济能够指望4.5%到5%的人均年生产增长率。这样的比率是例外情况,虽然过去已经出现过(1922年到1929年间的法国,1872年到1880年间甚至1871年到1889年间的美国)。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增长率在几十年期间保持不变,还是属于例外。再说它们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保持在4%或5%。5%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11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130倍以上。4%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7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50倍以上。 另外,不仅目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而且目前能源和原料消耗量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我们计算了世界能源需求目前相当于50亿吨煤,到1975年将是90亿吨。按年增长5%算,石油的消耗到2000年将达到75亿吨。 从长远前景看,不存在能源和原料匮乏的问题,或者相反情况,不存在由于科学进步出现能源和原料富足的问题。我们要指出的仅是,生产的发展如同国家财政部门所估计,从此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今天欧洲的增长率高于过去按长时期计算的增长率,美国因其长时期增长率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总之,2%的增长率在一个世纪之后可使产值增加7倍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苏联的数字和斯大林去世以来十年的情况。苏联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在1953年到1958年间继续加速,自1958年以来速度明显慢下来。 在1953年到1958年间,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进行了多种改革,规模最大的是取消“拖拉机站”,所有改革都旨在使集体农庄庄员有更多的可能发展生产和上交产品。自1950—1952年至1957—1959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6%。从那时开始,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这迫使政府于1962年1月1日宣布提高食品价格)。最近这些年农业的失败看来首先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开垦亚洲的处女地和其他一些决定从技术上说都不令人满意)。 最近几年的失败没有抹去斯大林刚去世后那些年获得的发展。与1958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相比,1953年初至1962年初期间,牛的存栏数增加45%,羊的存栏数增加31%,增长速度是巨大的。人均肉类产品41.5公斤,相当于美国的40%左右。相反,两个国家的人均黄油数量应该说可以比拟,苏联1962年人均牛奶291公斤,比美国稍低(约低15%)。相反,如果我们把当前苏联农业的人均收入同1928年进行比较,我们会感到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只是刚刚在消除。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收益是在全部劳动力缩减比例近一半的条件下获得的。 至于生活水平,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年期间发展得很迅速。在1952年到1960年间,生活水平大概提高了将近50%(但起点很低)。1962年由于农业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生产的停滞状态,生活水平下降了。根据西方的所有统计,苏联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水平,更不必说美国的水平了。 工业发展的速度在最近几年明显减慢,但还是属于快速的。1956年的计划于1957年9月被放弃。代之以七年计划(1959—1965)的出台。但事实上,这最后一个计划也处于半放弃状态,或者至少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在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它将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重工业都比预计的稍稍落后。 不管怎样,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仍然很高。虽然估算各不一样,但最近十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概在6%—7%。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这个结果的取得是由于非农职位的大量增加(每年4%—5%),以及净投资的百分比非常高(根据A.伯格森教授的估计,在30%上下)。继承者们肯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力求使制度“合理化”。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回归到越来越集中的倾向取代了原来的分散倾向。虽然苏联的经济学家和领导人承认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和投资中的必要选择所提出的新问题,专断而精细的计划经济特点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没有被消除,甚至没有明显减弱。在总产量,也许在技术质量方面(至少在某些领域),显露出与西方经济的靠拢。今天两种经济制度——诸如收入分配、价格作用、增长因素方面——几乎还是和十年前一样相去甚远。 越来越需要经理或技术专家的苏联仍然由党内人士在统治。官方思想体系继续证明党和国家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泛滥的反常现象已经消失。极端的恐怖形式已成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化是不容置疑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被人们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真理,并且不承认其他学说的存在权利。赫鲁晓夫先生接受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是不接受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当然,形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凝固不变。苏联领导人谴责个人崇拜,并不断重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有权拥有某些创作自由,但条件是忠实地遵循党的方针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天平的指针时而倾斜到自由主义一边——关于集中营的报道被发表——,时而倾斜到另一边,赫鲁晓夫先生提醒人们抽象画和十二音体系音乐是西方腐朽艺术,意识形态排斥和平共处。 换个说法,苏联式制度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知识分子有完全的辩论自由,他们将会对根本信条、党和无产阶级的混同、国家正统性、党内人士的至高无上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拒绝给知识分子自由不再可能也不再应该被推进到斯大林式的荒唐地步。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思想统治的稳定性究竟可相容到什么程度?苏联领导人在摸索中寻找答案,与西方和解以及与中国争吵使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一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皆可谓思想的精萃、智慧的集锦。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德国古典哲学与精神生活、自由与保守之间――保守主义答问、法团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对话、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寡民背后的大国：底层与体验、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三网复合与中国电信业的一场争论、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知识经济与大学教育、对书法艺术垢理解、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在北大百年样庆典上的讲话、访华期间在北大的演讲、在北大的演讲、晋京述职期间与北大学生的座谈等。

书里说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人物特征是局外人和流浪者，他们的心态和状态，就是“在路上”。当旧的世界不能再负荷重载，新的大厦还没有定稿的时候，大家都在寻找，都在摸索，都是孤独而游离的。

伟大的”西方民主正在经历着代表性、合法性和效率的危机，而这其中是否有什么深刻原因呢？这些危机是通过我们的思维方式突然从相对主义中突现的吗？如果说相对主义能够促进自由，那么我们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得到什么结果呢？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上述问题，并指出，因为相对主义不包含任何普遍的概念（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所以相对主义为一种愤世嫉俗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观创造了一片沃土，从而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原教旨主义的出现。相对主义造成了情感的混乱，使道德与政治、信仰与理性、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的模糊合法化。这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民主成为了受利益冲突支配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权利被平均分配了，西方社会精英们任由自己被激进的少数群体和公众意见左右。 如何才能终结这种已经牢牢控制着西方思想界的相对主义所带来的模糊呢？在布东看来，尤其是像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这样的思想家，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常识”——这本书意在重新发现民主的价值，更着重阐述了“常识”的价值。

自欧风东渐，现代性以疾风暴雨之势在中国登场，古老的东方社会发生了大变化。若自其变化而观之，古代与现代之间诚然存在断裂；而若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盈虚如彼，而卒莫消长”。或许，这就是现代悖论所在。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到底层社会的万家优乐，宏观如须弥山，微观如芥子尘，现代性的悖论，也引发了思想界的一连串悖论……本书选编了《读书》杂志1995年到2009年是思想评论经典文章，包括葛剑雄的《乱世的两难选择》、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吴敬琏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冯象的《正义的蒙眼布》、李泽厚的《课虚无以责有》、江平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王跃生的《全球化时代的“山寨现象”》等等，均为思想评论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文章。

本书的第一部分《萨特自述》是同名电影的声迹的完整文本，是较为难得的资料。导演是亚历山大·阿斯特拉克和米歇尔·孔达，参加拍摄的有西蒙娜·德·波伏瓦，雅克-劳伦特·博斯特，安德烈·戈兹，让·普隆。 目录 萨特自述/1 哲学访谈录/97 写作的目的/163 思想纪游/193 保尔·尼赞/229 活着的梅洛-庞蒂/283

本书通过梳理和分析卡莱尔、爱默生、威廉？詹姆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美国人民党党员等的思想，指出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即怀疑物质进步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之说。作者表明，世界资源的减少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小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进步的理念。同时，作者还批判了自由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文化的积极特征的忽视：它的道德现实主义、对每一事物有价值的理解、对限制的尊重以及对进步的怀疑。

本书是对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所做的“反求诸己”式的推进，是研究和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引导工业文明在全球迅速扩展的西方文化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维方式和政治格局等做批判性的考察，并且讨论如何超越这些“内在限度”以避免发生灾变，保证人类的生存和进化能继续下去。 本书是一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的著作。 目前危及全人类的安全、粮食、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普遍性问题，根本在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正在逼近地球自然系统的某些外部极限，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灾变，过错不在地球，而在人类自己，具体而言，就是当今引导人类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 推 荐 辞 奥莱利奥·佩切依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意大利工业家) 本书有用且及时。希望大家都读一读。世事多变，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对现在和将来的疑惑、期待和争论。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当前的潮流对今后有什么影响以及数十年之后的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会是怎样，他们想要知道罗马俱乐部讨论的人类困境是否无法逾越，抑或技术乐观派们所预言的黄金时代是否指日可待。在本书中，他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可供思考的观点和话题。 最近关于我们这颗星球的外部极限说法颇多，但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外部和环境的极限，而是内部和人类的限度。欧文·拉兹洛总说是我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然而概念和语义上的混乱遮掩了这些内在限度的真面目，我也束手无策。现在，我要澄清这些混乱，倒不是想给读者一把钥匙，启迪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理解这本书，实在是拉兹洛的警告鼓舞了我。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个有限的星球无疑有外部极限。地球为人类生命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但它本身的性质和空间也对这种发展提出了条件甚至限制。所有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必须与其栖息之地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进化。有些物种，尤其是人类，确实能够改变自然环境使之符合他们的需要，然而可以肯定，这种改变不可能没有限制。 人类现阶段人口和经济前所未有地增长着，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世界人口每隔几十年就翻一番，而人类的胃口长得更快，搜刮资源的能力也同样迅速地增长着，惟有智慧和谨慎长进不大。结果，人类的居所正以骇人的速度变得贫乏恶劣，现在我们必须对地球的有形资产和供养生命的能力精打细算。 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资源可供人开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也没有充分认识生态系统有多少复原力、承受力和再生力应付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说白了，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估算地球的外部极限，也不知道人类不断的挺进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它们产生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不过，现在凭经验和推理就能确定的是，这些外部极限并非一成不变，不可消除，因为它们决定于人与自然的互利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决定于人有多少能力理解其归属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决定于直接和间接的人类行为。 内在限度的问题比外部极限重要，原因有二，这是其一。很显然，现在要靠人来保持人与自然系统的平衡关系，或者更理想一些，在可能的时候在全球——我们必须不断树立全球范围的意识——稳固地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如果说环境恶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人类因此陷入穷途末路，这当然不是什么外因造成的，而是思想狭隘、自律不严的恶果。从现在起，人类既可以继续愚蠢地为难自然，也可以与自然和睦相处。总之，我们这类生命在这个星球上遇到的极限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立场这些内在限度息息相关。如果后者无力迎接新的挑战，它们终将使人类的外部极限缩得更小。 人类的内在限度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是吞噬现代社会活力的压力与危机的根源，而现代社会——其系统的里里外外——迫切需要达到稳定的动态平衡。如果说社会现在亟须而又达不到更高的组织层次和表现，那是因为其成员的进化，不论个体还是集体的进化，都落后于他们在其他各方面业已造成的——毫不夸张地说是把全球生活革命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只是“半成品”，迟迟没有达到更完美的成熟。这是铁的事实，我们必须接受它。人口、粮食、教育、资源、能源、拥挤、通货膨胀、贫困、异化、好战、混乱、生态恶化、非正义等，新伤旧痕在目前的全球危机中增长，交织得面目全非，这都是由于人类在变化着的世界中，没有产生应有的感悟和责任心。他们——地球上的所有人、所有阶层和民族——囿于陈旧的文化界限，这种界限曾经对他们有利，可如今已成为危险的绊脚石，使他们无法与时代的现实共存，无法驾驭变化的机制。 因此，生活质量和生存问题以及全人类的命运，显然系于人类自身，而不在身外；它们就是人类当前的局限和缺点。但局限可以弥补，缺点可以改正。内在限度当然可以推得更远，因为人类还有尚未开发的潜力。 这种潜力是人类最宝贵、最普遍、最持久的资源，可是人们却对它视而不见，从不善待它，也不充分利用它。然而，万象——包括外部极限之起点——所系的内在限度可以通过开发调动人类本身的能力而推向远处：这是艰难之举，但并非不可实现，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 话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我们也许应换一种参照。我们不该大谈限度，内部的也好，外部的也好，这是一个近乎屈服的消极概念，而应该关注能力——地球环境的能力，如果妥善管理，能够哺育众多人口，还有人类自身的能力，人应该逐渐懂得善用智慧的好处——这是创造和挑战。这是一个新领域。 读过本书，我们就能够领略这个新天地，并找到一条出路，使人类跨越门槛，进入前面一定有的更新的天地。 序 言 亚历山大·金 (罗马俱乐部主席) 本书向我们揭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说明人类迫切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对其星球的所作所为，以转变态度，改正行为，继续生存下去。罗马俱乐部扬名于世，主要因为它坚持物质发展有其极限，而且我们不久就将达到这个星球的外部极限。然而，1972年我们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引出许多争论时，我和奥莱利奥·佩切依(Aurelio Peccei)就指出，极限是真，但我们有可能永远走不到极限，因为“在它们前面有一系列的屏障——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最后，还有人性的”。那时，人们正围绕着那份报告争吵不休，我们的话自然是没人注意到的。 拉兹洛这本书道出了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这些内在限度——如何不断挤压着外部极限，这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假如这些压力因我们对大灾难的恐惧或是因人类智慧意外的大飞跃而有所减轻，我们便不会越过这些外部极限，日子也便能过得蒸蒸日上——如果我们学会利用那种无穷无尽、从外面不断输向地球的能源，即太阳能，那就更好了。拉兹洛谈到地球的种种限度，能源确是其中最根本的，有了大量廉价的能源，就能转化物质替代那些可能匮乏的材料。 地球的情况比欧文·拉兹洛刚提出“异端的反思”时更加恶化了。当代越来越多的主要问题，经济的也罢，政治的也罢，社会的或环境的也罢，已是全球性问题，不可能由某些国家单枪匹马地解决。然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160多个国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称自己有完全的独立主权——至今没有建立有效机制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大气中不断积累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酸雨连绵，这些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很能说明以上局势。人类活动第一次严重威胁了自然，将要导致灾难。 各国政府容易掉以轻心，不去认真抵制这些危险倾向，因为我们对其中的复杂系统不甚了解，没有把握。“温室效应”可能导致地球表面不均匀升温，改变降水分布，以致改变现有农业分布，并且使海平面升高，果真如此，那我们很可能需要停止烧油烧煤。当然，现在看起来还不一定，所以目前没有哪个政府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我们至少该有些起码的防范，那就是高度重视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和研究。大家倾向于在问题发展成危机时，靠“技术性补救”找条出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从科学发现到应用性研究和技术性开发，再到大规模生产，这个周期相当长。在世界上建起一个新的能源系统，也许至少要花40年。 我们基于技术的物质化文明有极脆弱之处，这只是一个例子，在《现代主义的悄然逝去》一章中有详尽的描述。社会现在着了魔，被物质利益、消费主义和毫无节制的技术迷住了，不顾后果，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社会和经济在经历着又一次激烈变革，其深度不亚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基础科学的新发现带来了先进技术，使我们得以进入“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这种进化使人类可以摆脱现有的沉重、肮脏、浪费和破坏自然的技术，使人人过上高质量、有尊严、有闲暇并且适度富裕的日子。然而，通往新社会的道路定有千难万险甚至大灾难。如果我们带着现在的结构和态度随波逐流，不动脑子地接受每一项新的技术手段，没有明智的社会准备，未来将是一片黑暗。要顺利走过这段路，政府和全体人民都必须了解可能出现的危险、希望和选择。本书正是为这个目的所尽的一份微薄之力；这很重要，大家都应该来读一读。 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一位有识之士，在1969年离职之前曾说：“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我的结论是，联合国成员也许只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年里，我们要停止旷日持久的争吵，建立全球范围的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消除人口爆炸，为发展的努力提供所需要的推动力。如果十年内不能形成这样的合作，我说的那些问题恐怕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今，不止十年，近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全球性的合作依然遥遥无期。当年吴丹在时间上也许过于悲观了，但是那些原则依然有效。我们现在还有能力控制局面吗? 外部极限即使还很遥远，人们已经真切地看到了。欧文·拉兹洛又揭示了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内在限度。我们或许该看看最内部的限度了——个人的动机和抱负的限度，上升到国家，这些就是导致社会明显缺乏理性有时甚至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的原因。也许欧文·拉兹洛将来会研究人性本身的限度和局限。 古代哲学家基本上是凭直观或推断对事物的本性做出评论，而后人的科研探索往往是对他们模糊表述过的观念提供实质性的证明。证实原子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而随后搞清楚的原子微观结构又立即使我们想到它同宇宙的宏观世界是相似的。 现在，社会系统学基础研究和考察的发现表明，另外两则古老观念似乎又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则是“天上如同人间”，另一则是“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无知才使我们看不清世界在本质上的完整性”。 在这本重要的抱负不凡的书中，欧文·拉兹洛试图不单单是在类比的基础上，而且在非平衡态热力学及其分叉(bifurcation)概念的最新发现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变化动力学的其他成就的基础上，统一知识，并把宇宙中的存在和行星上的存在真正统一起来。他把自己的论题集中在进化过程的广义概念上，因为除其他方面之外，这种进化过程在宇宙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系统中已是明白不过的了。他强有力地论证了广义进化综合理论(grandevolutionary synthesis)，提供了完成这一博大精深理论的方式。这种综合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判断：不管进化过程可能显得多么杂乱无章，但是它服从在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都同样有效的一些普遍规律。拉兹洛强调，一种新范式正在从许多科学领域中涌现出来，从而导致以变化、非决定论和非平衡的新模式取代较早出现的基于机械决定论和静态平衡引力的那些陈旧观念。我们最近在I．普里高津及其合作者的著作中看到，这些新观念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生物系统，远远超出了这些观念所导出的非平衡态热力学系统。欧文·拉兹洛把这种应用及有关方式概括为一种广义进化综合理论。他坚信，新方式实质上是乐观主义的。他认为，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我们不可能预见进化的途径，但是可以掌握进化的进程。 这些观念在间断性社会变化方面的应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人类事务带有大间断性的情势下，拉兹洛命名为“突变分叉”(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我称之为大转变(Grand Transition)。它已然由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紊乱结合在一起的革命性技术的蓬勃发展所产生。它具体表现为世界人口爆炸、传统价值沦丧、全世界社会不稳定、遍布各地的失业和就业性质的改变、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和现有建制、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的逐渐陈腐以及其他一系列现象。这样转变将导致在全世界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是更好还是更糟，则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掌握这种转变的能力。 因此，发展掌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手段显然是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因为在未来的年代里这种手段将在管理工作中起支配作用。本书并不自命把所有问题都解答清楚了，但它确实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将大大增进要指导我们渡过这一转变的那些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讨论掌握社会变化的那部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向全球社会的转变不会在简单的联邦主义的词汇中出现，而应被看做一个会聚的过程。这种会聚过程基于共同的切身利益和集体的自力更生。在这种会聚体当中，各国为了得到实在的益处同意实际上放弃国家主权的一些成分，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否定国家的主权，即依然保留着国家的名义。 罗马俱乐部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这个概念上。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及相应的人类的活动构成了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头绪混乱的一团。因而，若要试图对一个实际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预期并确认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对这个困难问题所有其他相关部分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个观念同时也是本书的思想。我们热烈欢迎这本书，并把它看成是罗马俱乐部“贡献于理解具有世界意义的困难问题”的系列报告增加的一种。

该书系陆建德先生关于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评论集。作者不但分析了18世纪三位著名英法哲人的普世思想，并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溯源，此外还重点探讨了西方“自由”观以及以伯林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在现实世界中‘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以及“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的驱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本书对马克思在20世纪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全景式的考察。作者认为，20世纪存在着两种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是资本主义之外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指苏联），二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议会社会主义，但它们在全球化中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在于苏联革命没有实践马克思的思想，只是借用了马克思的名义。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另外，从20世纪的历史发展看，虽然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一个根本要素，但全球化在抵制着这种下降趋势。市场与政府的较量，成为推动全球化运动的根本力量。它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

米爾頓．傅利曼，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認為經濟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運作得最好。他長期任教於芝加哥大學，領導「芝加哥學派」的壯大，1976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選擇的自由》是傅利曼最具影響力、也最平易近人的著作，曾製播為同名的電視節目「選擇的自由」，1980年時在美國公共電視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連續播出十個星期，造成廣大的迴響。 在現代社會，自由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視，人們自以為是生活在自由社會。然而實際上，在台灣，大陸投資上限40%是不自由，政府管制油價也是一種不自由。結果，人們承受了經濟倒退的苦果。自由和人性有關，也和經濟學密切相關。 在本書裡，傅利曼夫婦要談的是經濟與人性自由的關係、市場的力量，還有政府權力擴大將會侵吞人們的自由和財富。出於一片好意的計畫，一旦有政府介入成為中間人，往往會帶來悲慘的結果。作者也提出這些經濟弊病的矯正方法──應該怎麼做，才能擴大我們的自由和促進經濟繁榮。書中的重要主題有： ※ 貿易關稅、物價管制會阻礙經濟成長。（第二章） ※ 社會福利應該怎麼做，才不會破壞人們為自己負責的誘因。（第四章） ※ 人生而平等，但必須釐清「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不同。（第五章） ※ 政府過度補助公立學校的害處，並提出「教育券」的構想。（第六章） ※ 為保護「消費者」和「勞工」而設的機構，其效果往往與心存善念的原始支持者的本意相反。（第七、八章） ※ 通貨膨脹是什麼？它如何發生？又該如何解決？（第九章） 相關資料： 1. 「選擇的自由」節目片段，可參考www.ideachannel.tv/ 2. 張五常追思傅利曼： 弗里德曼追思?：?五常演? qzone.blog.qq.com/622006057/blog/1194865297.htm blog.ce.cn/html/72/105972-54924.html 3. 林行止談弗利民(傅利曼)? linxingzhi.blog.sohu.com/63157610.html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政治、经济、价值体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与“民主”观念的引入，儒家思想和传统曾经遭到严重的冲击和摧毁。 到20世纪，随着政治、经济的强大，中国社会强烈需要强大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来支撑，近年来，读经大讨论，孔子学院、国学院的建立，全国逐渐掀起一股“国学热”。学术界也纷纷投入儒家思想的探讨与研究之中，他们在传统的学术层面的研究之外，还致力于儒学的制度、政治、社会功能的探索。在这一情况下，儒家复兴不断被提出，并成为探讨的主要议题。 那么，儒家能否复兴？又该如何复兴？本书当置于儒家复兴的现代处境，立论于中国的经学传统，讨论中国的“王道政治”问题，提出了“王道政治”与世界秩序的通约，在此基础上探索儒家（政治传统）复兴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复兴，复兴什么。作者以独到的见解，丰富的材料，严谨的论述，尖锐的语言回答：中国回归王道政治的若干选择。

清华园，这片水木清华的土地，当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圣地，曾几何时，它却荒了，野草掩埋着灵地。故当本书依次函谒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王瑶等有涉清华背景的三代巨子，这无异于“盗墓暨招魂”，即在发掘百年先哲葬于其间的睿智、傲骨、苦泪、悔悟的同时，又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学界喋血呼唤“魂兮归来”，魂即“学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