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同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对这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存在的教育、就业、生存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 农民工群体，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创新上。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

农民工进城自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潮流，到90年代已经替代乡镇企业成为农民职业流动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工以他们自身的实践,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流动的潜规则.农民民工进城自然也带来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如何面对、重视和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为农民工平稳地融入城市转变为新市民创造条件，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而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本文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 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主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我放弃”，那么，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基本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对于主流价值观否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关键词：身份生产 政治社会化 建制化的政治学习 事件化的政治学习 运作性认同

在急促發展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大工地，城市的工地有如中國社會的縮影，揭示了三十年來改革開會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被城市的消費文明吸引的農民，從鄉村到城市的工地上打工，在分包勞動制和城鄉戶籍制度下成了「農民工」，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沒有任何受國家法律保障的身份，得不到作為工人的基本權利。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作為主要勞動力的農民工卻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結構夾縫中掙扎求存。 本書以扎實的田野調查，深度的理論分析，結合故事的敘述方式記錄了建築農民工的種種苦難，使本書成為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閱讀作品！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讲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农民工从农村向全国各地城市的流动。农民工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也成为力图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安定人口的城市政府的累赘。流动现象对城市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影响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非常关切的领域。在《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作者对农民工返乡——这已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作了领先的深入的研究。 墨菲在中国农村的深度田野调查为她探索农民流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基础。她的分析集中在促成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发生转变的农民工的经历和生存策略上，同时也考察了流动者、留守者和官员对变化的环境、障碍和机会所做出的反应。 这个前沿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用的比较案例。

建筑工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最难要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然而为了争取一点血汗钱，他们甚至需要爬上高楼寻求自杀以引起关注。房地产建筑行业作为拉动内需的龙头而备受瞩目，但这种经济增长背后疯狂的资本积累、对建筑从业人员的各种社会伤害却常常被忽视。建筑工，这个民工中规模最大、命运最惨的群体，吸引了本书作者潘毅教授及其团队的目光。两年来，他们深入工地、访谈工人并随工人返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获得了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书内，潘毅博士将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透视建筑业农民工阶层形成背后的故事。

本书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文献，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20世纪末，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对任何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在中国，这种棘手的情形变得尤为复杂。 在这部以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中，作者揭示了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的。

本书凝集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省市同志和有关专家的心血和智慧.去年4月8日，按照温家宝总经理的重要批示，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开展了农民工问题调查研究工作，基本掌握了我国农民工的历史、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摸清了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总结了近几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做法和经验，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原则思路和政策建议，形成了《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和一批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这是近年来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权威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为起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工现象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还有很多需要思考、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将这些调研成果编辑出版，是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农民工问题，为各界人士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提供参考。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间最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至少有三个“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数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www.ftchinese.com）资深记者魏城为此前往中国，与许多农民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和接触，并采访了中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诸多专家和学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也通过接受采访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参与了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讨论。如今，法律出版社使之成书，以飨读者。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洪流》以社会底层的视角，真实再现了30年间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并从中探究中国社会巨大改变的底层原动力，很好地诠释了“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的媒体使命。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就没有中国农民工的历史性流动。30多年前，中国农民开始怀抱梦想，舍弃土地，离开家园。到城市去，到工厂去，在那里，血汗可以换来希望……这超过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迁徙的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流动了30多年，创造一段伟大的历史；他们用血肉之躯撞开层层壁垒，开辟了一个时代；他们以其几代人的劳碌奔波、廉价劳动力、零福利待遇，带来了一个积贫多时、封闭僵化的国家经济腾飞的奇迹。他们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其负重坚韧的肩膀，是中国崛起的基石。

难得因而珍贵。两亿六千万农民工，极少在出版领域自己发声，这本日记聊补一二。 ——著名作家、《血酬定律》《潜规则》作者 吴思 作者以原生态的创作手法，再现了小人物对现实的无奈与对梦想的渴望，作品充满了浓浓的生活质感，闪耀着人性的光泽。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三农研究学者 于建嵘 作为河南籍的农家子弟，我重新感受到了多年前阅读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和刘震云《塔铺》的悲哀与无奈。而且这种日记体白描具有更加真实的田野文献的标本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知名文史学者 张耀杰 再现当代农民工鲜活而又残酷的生活场景，挖掘我们司空见惯的“风景”里被忽略的人的生活，折射中国当代工厂伦理的匮乏，农民工、普通工人尊严和权利的被忽略的现实。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作者 梁鸿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作者自述：当年的知青，其实还是享有城市人的某些特权，但现代的这些打工者,辛辛苦苦，换来的仅仅是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就是这点血汗钱，还要将大部分寄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支撑家庭，给幼小的弟妹读书学习；他们整天与机器为伴，在流水线上忍辱负重，被动地、默默地忍受着诸多生存的艰辛与磨难。更可悲的是，虽然他们谦卑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囿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被人忽略和漠视。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亲历并目睹了无数打工者的痛苦、无奈，甚至是悲惨的遭遇，个中滋味实在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我的这篇自述，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原生态打工者的生活写照！它是这个群体为当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真实见证：若干年后，当人们赞美珠三角、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腾飞时，不要将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2006年曾被称为“天涯第一帖”的长篇网络纪实连载《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原名《东莞打工妹生存现状》，《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几经波折最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