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子这样曰过》是一本最通俗易懂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历数各朝各代思想的精华：这是一部最生动独特的当代价值观指南，教你如何思考，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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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马克·里拉始终强调理智的清澄，他一贯坚持的反知性暴政态度在本书中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而明线则是通过剖析西方持续了四百年的政教论战来研究政治神学的逻辑。这段历史讲述的是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基督教政治神学悠久传统的违抗，以及随后的现代思想家对那些早期现代思想家的违抗，后者促发了政治神学的复兴。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自己参与了一场更大的思想斗争——关于政治的要求、神的主张，直至人的本性。 在这里重构的故事将会提醒我们，现今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选择并非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或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而是介于两种丰要思想传统之间，即，两种面对人类状况的方式。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那些选项，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并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类的状况。 ——马克·里拉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首次聚焦于“比较概念史”。通过对以昆廷•斯金纳为核心的“剑桥范式”和以瑞因哈特•考斯莱克为核心的“海德堡范式”进行系统比较，《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不仅拓展了“概念史”的空间范围，而且确立了“比较概念史”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是一部“西方哲学史”通识课程的教材，在课堂录音的基础上整理成稿。《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一直讲到黑格尔哲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脉络。全书思路清晰、内容丰富、文字清新简洁，深入浅出地展示了西方哲学史的精神内涵和演进历程。《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作者赵林教授是国家教学名师，主讲“西方哲学史”课程达20年之久，该课程于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充分展现了赵林教授的深邃思想和雄辩口才，堪称一部“西部哲学史”的上乘入门教材。

1930年代以来，哲学分裂为两大阵营：在英语世界盛行的分析传统和在欧洲大陆流行的欧陆传统。本书通过一个关键性事件考察了这一分裂的起源：1929年在瑞士达沃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争论。参加这一分水岭事件的还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 作者解释了哲学分歧是如何与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海德格尔和卡尔纳普都将他们的哲学努力与个子的激进社会观相联系。卡尔纳普属于左派，海德格尔属于右派，而卡西尔则属于自由派的共和主义者。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本书从经学、制度、生活三个层面对这则对话所体现的“父子相隐”这一观念进行分析。直躬证父的故事在诸子学说中经过数百年的嬗变，到了汉代，“父子相隐”思想进入《春秋公羊传》与《白虎通》之中，成为帝国政制的大经大法。同时，在制度儒学化过程中，“父子相隐”思想不断用于政治建构，到了唐代，这一思想制度化为刑律中的“同居相为容隐”，并延续至清末。在生活层面，制度化的“父子相隐”影响了传统华夏的社会生活，并塑造了人们的思想方式。总之，本书以“父子相隐”为例，描述了一个传统观念从生活世界中发生，走向制度化，最后随着制度的迁变而消失的过程。其视角独特，从文本出发，立论有据，是新时代对经学义理的重新阐释。

《动物志》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生物学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也是古代第一部按学术体系记录的人类关于生物学的广泛知识，对近代生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在科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主要内容简介：托马斯·潘恩的命运、正派人、新的一代、我们的性道德、自由与学院、上帝的存在——伯特兰·罗素与耶稣会F.C.科普尔斯顿神甫的辩论、宗教能医治我们的毛病吗？、宗教与道德等。

本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揭示宋明理学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作者曾在北京大学开“宋明理学”课程，即以此为教材，本书内容全面、叙述简明，适于教学和自学之用。虽为教材，书中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知识点，比如对于唐宋变革之际的庆历时代知识群体，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专辟出一章（书中第二章）着重拈出。

佩里•安德森在这本书里全面考察了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从极右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到马克思主义左派，从保守思想、自由思想到激进思想，其独特的视角至今罕见。 20世纪的主要思想家和他们的贡献一一进入安德森的视野，包括著名右翼思想家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自由派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以及左翼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如历史学家汤普森、布伦纳和霍布斯鲍姆，古典学者廷帕纳罗、社会学家瑟伯恩和小说家马尔克斯等。 本书以英美两大主要知识分子刊物《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比较及作者本人的家族史片段作为结尾，为我们了解两大期刊和作者打开了又一扇窗户。

《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王阳明》的主要内容是：少年才俊，但仕途受挫，便一心向往成圣成贤。曾在佛道之间徘徊，终在儒学中顿悟。虽蒙受陷害，被贬龙场，但意志不消沉，仓协书院，收徒讲学。得朝廷委任，平定叛乱，显示了军事与组织才能。王阳明，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实践者。他的心性之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聪明伶俐的少年、满怀抱负的青年、坎坷不平的中年、老当益壮的晚年，他的一生凝聚了一个大儒的风范。

《哲学是个什么玩意儿》侧采用故事和寓言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读深奥的哲学道理。不仅引人思索，还能给人带来思想上的碰撞。它既是一本针对普通读者的哲学启蒙书，也兼有时尚读物的属性。适合任何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群体。《哲学是个什么玩意儿》采用图文结合的编排方式，语言精练、睿智幽默，版式设计简洁大方，美观时尚。

《思想的盛宴:一口气读完100部西方思想经典》作者汉默顿（J.A.Harmmerton，1871年？1949年）为英国著名学者，早年做过记者，后专职写作，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人类百科全书》、《世界史纲》、《插图本世界史百科全书》、《世上之国家》、《昔日的奇迹》以及《名著导读》（Outlineofgreatbooks）等著作，还主编过规模庞大的Doubledy百科全书。 Outlineofgreatbooks是作者最为重要、也是流传最广的西方思想史普及著作，全书分为历史、哲学、宗教、科学、文学等五大类，介绍了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近200部著作。考虑到书的篇幅及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特从这部巨作中选取100篇以飨读者。概而言之，《思想的盛宴:一口气读完100部西方思想经典》有如下特点： 一、选目考究。《思想的盛宴:一口气读完100部西方思想经典》选取了80多位学者的100篇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范围涉及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能大致反映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二、忠实地反映了原作者的思想乃至行文风格。作者在充分理解原著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精髓，故而能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将原本或博大、或晦涩、或庞杂的思想流畅自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作者行文风格力求与原著保持一致，读来毫无隔靴搔痒之感。 三、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写作《思想的盛宴:一口气读完100部西方思想经典》的目的是让读者“只要用心地花上一二十分钟时间，就能基本了解原书的主要思想”。由于篇幅所限，作者不可能对原著面面俱到，但是每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思想点，在书中都有准确反映。对于那些没有足够时间去阅读原著的读者，提供了一个迅速把握其思想精髓的文本。 四、读者面广。该书既可以作为希望了解人类思想史上最辉煌时刻的青年学生的入门读物；也适合那些没有足够时间沉下心来去一本本品读原文的上班族；同时，对于那些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这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辅助性资料。他们虽然读过大部分原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观点可能变得模糊了，又没有从头至尾再去读一遍的必要和时间，那么这本提纲挈领的著作无疑就是他们最好的帮手。 五、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思想的盛宴:一口气读完100部西方思想经典》的编辑过程中，出版者有选择性地增加了若干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和注解，意在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关每位作者及每部作品的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了解其思想。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4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从哲学的起源一直叙述到了其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状况。《牛津西方哲学史(第4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的第一卷在2004年问世，讲述的是古代哲学的历史，第二卷发表于2005年，内容涵盖自圣奥古斯丁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世纪哲学。第三卷题为《近代哲学的兴起》，主要讨论16、17和18世纪的大哲学家，结束于黑格尔在19世纪初的离世。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1卷):古代哲学》主要内容：倾注英国哲学史泰斗一生学术研究之经验撰写而成的著作！是一套能让哲学本身说话的著作，是对西方哲学历史上各个领域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导论性著作。 《牛津西方哲学史》是由英国学术院院长、牛津大学前校长安东尼•肯尼撰写的四卷本有关西方哲学史的新著。《牛津西方哲学史(第1卷):古代哲学》是《古代哲学》(第一卷)。

《思想的力量:哲学导论(第6版)》是迄今为止覆盖面最全的哲学史读本，包罗万象，纵览了西方所有的哲学理论流派。写作风格生动迷人，让哲学变得通俗易懂，而又没有过分简化材料。《思想的力量:哲学导论(第6版)》展现了强大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真正生活的。第六版包括新的教辅工具，篇幅也有所增加。哲学经典著作 美国大学教材 重印6版畅销不衰

古希腊盲先知忒瑞西阿斯形象不仅是古希腊叙事诗(荷马、赫西俄德)、肃剧(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重大主题，还穿越了古罗马哲人和诗人(西塞罗、奥维德、塞涅卡、路吉阿诺斯)以及中世纪诗人(但丁)的著述，进入了西方近现代诗人(弥尔顿、丁尼生、艾略特)的伟大诗篇。 《盲目的洞见--忒瑞西阿斯先知考》作为忒瑞西阿斯先知形象研究的第一部分，尝试逐字逐句疏解了十多篇述及忒瑞西阿斯先知形象的古希腊经典文本，《盲目的洞见--忒瑞西阿斯先知考》深究了其中所蕴涵的“先知与僭主”关系主题。

本卷从三方面进行论述，以理清先秦儒学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反映先秦时期的儒学面貌。第一是思想观念，阐述了儒家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冲动，以为政和修身为中心的礼的重建。第二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介绍孔子与儒家的成立，强调了儒家是以孔子核心，以共同观念和生活方式如仁义价值、礼乐秩序、教化传统及经典信仰联系，形成扩大并延续的特征。第三是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对上古经典的整理，主要是《易》《书》《诗》等“六经”，通过对这些经典的传述体现继承三代文化的自觉，并发明己说。本卷以“《易传》与易学”和“《诗》学与经典诠释”两章予以描述。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本身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荀子》，直接记录孔、孟、荀的言行以及孔门儒者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