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本书是吉登斯著作中最具有历史社会学特色的一部作品。其理论思路源于《社会的构成》中有关社会转型的论点，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力图通过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作者本人则宣称，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以系统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线条。本书内容极为丰富，充满复杂性和说服力。

这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终结的标志，将“西方现代哲学”不仅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而且作为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描述了黑格尔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众多的思想、观点、理论、流派，通过哲学史料的排比，重新建构富于思辨性的哲学论证过程。

简介： 在本书中，利奥·施特劳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精细入微的考察，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作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传授雅恶的第一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拯救祖国与拯救自身灵魂之间的矛盾抉择，构成了有着明显价值判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 前 言 我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53年秋季那个学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四个讲座，本书就是那四个讲座经过充实的稿本。 我感激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主席杰罗姆·G.克尔文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陈述我对马基雅维里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也感谢沃尔格林基金会在文书誊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协助。 本书第二章曾经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57年3月号）发表过。 利奥·施特劳斯 伊利诺斯，芝加哥 1957年12月 引 言 假如我们承认，我们倾向于同意关于马基雅维里传授邪恶这个老派的简朴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是在危言耸听；我们只会使得我们自己暴露在敦厚质朴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嘲讽面前。确实，还有什么别的描述，能够适用于一个鼓吹如下信条的人：希冀牢固占有他国领土的君主们，应该对这些领土原来的统治者，满门抄斩；君主们应该杀掉他们的敌手，而不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蒙受掠夺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已被铲除的人，则不可能这样做了；人们对于谋杀他们的父亲，与丧失他们的祖传财产相比，忘却得更快；真正的慷慨宽宏在于，对于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于他人的所有物，慷慨大方；导致福祉的不是德行，而是对于德行与邪恶加以审慎的运用；加害于人的时候，应该坏事做尽，这样，对伤害的品味瞬息即逝，伤害所带来的痛苦也就较轻，而施惠于人的时候，则应该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地赐予，这样，恩惠就会被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得胜凯旋的将军，如果惧怕他的君主可能会鸟尽弓藏，恩将仇报，那就可以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发起叛乱，以惩罚君主的背恩忘义；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对人施加严重的伤害与对人施加轻微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定夺的话，他就应该选择施加严重的伤害；一个人对于他所图谋杀害的人，不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我要用它杀死你”，而只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这是因为，一旦有枪在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假如千真万确，只有一个邪恶的人，才会如此堕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交往中提倡明火执仗的强横行径的话，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邪恶的人。 马基雅维里确实并不是表达类似上述观点的第一人。这种观点属于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它们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但是，马基雅维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家，不惜将自己的名字，同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公然联系起来，以至于他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作为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代名词。他恶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背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卡利克勒斯和特拉西马库斯，秘室晤对，阐发邪恶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古代雅典的战争使节，在米洛斯岛普通民众不在场的情势下，宣扬同样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古典思想家隐秘地、而且怀着明显的厌恶态度所揭示的那个腐化堕落的信条，马基雅维里明目张胆地、欣然自得地加以宣扬。古典思想家假口他们笔下的人物所讲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话，他无所忌惮，以他自己的名义公然道出。只有马基雅维里一个人，敢于用他自己的名字，在一本书里，阐发这个邪恶的信条。 尽管如此，无论这个老派的简朴判决，可以是多么真实，然而它却都不是囊括一切、详尽无遗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瑕疵与不足，为我们时代的饱学之士们所提出的那些更为精致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我们被告知，马基雅维里远非居心叵测，刻意传授邪恶，他其实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或者是社会生活的一位讲求科学方法的研究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可以考虑，趋求时尚的学者们，究竟是否没有比老派的简朴立场，远为可悲地步入了歧途；或者说，被趋求时尚的学者们所忽略的问题，究竟是否不比被老派的简朴立场所忽略的问题，远为重要，尽管被那些精致的看法所无视的某个重要问题，高尚质朴的人们确实可能并未给予充分恰当的说明，因而作出了错误的阐释。这不会是如下那种情况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即“一点肤浅的哲学”所铸成的大错，在不谙哲理的大众那里，却不会发生。 将马基雅维里这个思想家描述成一位爱国者，是混淆视听的一个误解。他其实属于一种类型独特的爱国者：他对于拯救他的祖国，比对于拯救他自己的灵魂，更为牵肠挂肚。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前提是在祖国的位置分量与灵魂的位置分量之间，作出全面的权衡。正是这种全面的权衡，而不是爱国主义，才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个全面的权衡，而不是他的爱国主义，为他造成了显赫声誉，使他桃李满天下。他的思想的实体内涵，不是佛罗伦萨，甚至也不是意大利，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着的人们，而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科学家，至少跟将他视为爱国者同样混淆视听。讲求科学方法的社会生活研究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作出“价值判断”，可是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中，则充斥着“价值判断”。他对于社会所作的研究，属于规范性的。 但是，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的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所以对于自身的爱，往往倾向于变得关注自身的为善，或者关注对于善的要求的遵循。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在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诉诸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无法使我们妥当地处理一个只是貌似邪恶的事物；这样做只会使我们混淆是非，看不清真正的邪恶。 至于研究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它的很多倡导者，将它的源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那里；这种方法随着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人所赖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现。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分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在于道德上的麻木愚钝。这种麻木愚钝，与腐败堕落不能等量齐观，然而它必然要强化腐败堕落的力量。在芸芸众生的小人物那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这种道德愚钝，归因于某些才智禀赋的不存在。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这个宽厚慈悲的解释却无法成立，他太深思熟虑了，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太慷慨大度了，不可能不把自己做的事，向他的理智的朋友们加以承认。 我们如同很多前人那样毫不踌躇地宣称，而且我们随后将要试图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不道德的，也是无视宗教原则的。我们并熟知学者们赖以支持与此相反的论断所引证的论据；但是我们质疑他们对这个证据所作的阐释。撇开某些其它考虑不谈，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太容易心满意足了。他们满足于关于马基雅维里是宗教的朋友的说法，原因是他强调了宗教的实用性和不可缺少的属性。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完全不加注意，即他对于宗教所作的褒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暂且称为他对宗教真理的全然漠视的另外一面而已。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自己，即使不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吸引人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民俗传说，也往往是把宗教仅仅理解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部类而已，更不要说那些对宗教笃信的人们了，他们满足于宗教所被赋予的任何表面上的裨益。对于马基雅维里关于宗教的判断，以及他关于道德的判断，这些学者之所以作出错误的阐释，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他们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所作的表面上客观超然、虚怀若谷的研究，其基础在于他们对他的原则采取固执教条、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们之所以看不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邪恶性质，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传统的继承者，是因为他们，或者他们导师的已被遗忘的导师们，已经被马基雅维里所腐蚀。 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从所有的实践意义上来说，这都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复活西方世界的前现代遗产，既复活《圣经》的遗产，同时又复活古典遗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对马基雅维里作出恰如其分的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面向未来，去观察一个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的、新异陌生的马基雅维里，而不是从今天的视角面向过去，观察一个业已古老的、业已成为我们中一员的、从而几乎是道德上善的马基雅维里。这个过程，即使只为了掌握一种纯粹的历史定位起见，也是必需的。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是前现代思想：前现代思想发生在他之前。他不可能熟悉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在他身后才出现的。 这样我们就认为，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尽管依然不够充实，但是确实决定性地优越于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精致观点。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而且恰恰如果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他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是一个魔鬼，我们也依然不能不铭记这样一条深刻的神学真理，即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认识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恶魔性质，意味着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认识到一种品第极高的、扭曲堕落了的高贵。当克里斯托弗·马洛将如下这个说法追溯到马基雅维里身上时，他其实是看到了这种高贵：“我认为除了愚昧无知以外，不存在任何罪孽。”马洛的判断，可以在马基雅维里本人于他的两部伟大著作的献辞中谈到他最可珍贵的财富时所作的表示那里得到印证。我们对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抱同情态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简朴观点是健康有益的，而且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予以认真重视，我们就不可能对于马基雅维里身上真正令人钦羡的品格素质，作出恰如其分的应有认识：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能够帮助我们窥见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的，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鄙夷轻怠，也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漠然不顾，而是从那个简朴观点出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升华。阻碍着我们理解任何事物的，莫过于对彰明较著的事物，对事物的表面，采取想当然的态度，或者采取看不起的蔑视态度。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而且只有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所赞助的一系列讲座中，来讨论马基雅维里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国家，奠基于明显与马基雅维里主义相对应的原则之上。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世界上最为闻名遐迩的国度的缔造者，其实是一个同室操戈的弑弟罪犯：政治上的伟大，其基础必然在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托马斯·潘恩的说法，那么旧世界所有政体的源头，都来自这个描述；它们的源头，都在于扩张征服与僭主暴政。但是，“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的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理论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着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的蔓延。”这个判断，远远没有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经不再为美国所专有，然而美国仍然是自由的堡垒。而当代的专制暴政，其源概出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概出于关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原则。美国的现实与美国的理想密不可分，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懂得与之截然对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就不会懂得美国的体制。 但是，我们对于一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问题其实比它在潘恩及其后继者的表述中所显现的，更为错综复杂。马基雅维里可以争辩说，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度，不仅归功于它习以为常地坚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而且同时也归功于它偶尔为之地背离这些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际，应该作出蹊跷的重新阐释。他可以得出结论说，诸如此类的事实为他的如下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就是，如果没有诸如雷慕斯被他的兄弟罗慕洛斯所谋杀那样的事件，就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公民社会。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更应该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恰当的理解。 我们可能已经假定，马基雅维里是政治思想脉络两大根本抉择其中之一的倡导者。我们确曾假定，根本意义上的抉择确实存在，它们是永恒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与之俱存的。这一假设，今天经常被人否认。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抉择。他们会争辩说，恰恰是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为他们否认永恒问题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一个新异的问题；它跟此前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根本不相同。这个论点，如果经过恰当阐发，就可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分量。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它只不过证明：永恒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确信的那样容易接近，那样容易触及，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对这些永恒的问题予以面对和正视。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作的批判研究，其终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重新发现这些永恒的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

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

《哲学的故事》并非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它是一种尝试，通过集中描写某些主要人物的思辨哲学的故事的方式赋于知识以人情味。

本书里着重强调了中世纪哲学在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知识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方面的特殊贡献。比如，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存在”概念意义的辨析演化为关于实体、本质和实在的不同学说，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论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共相的不同理解发展为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关于质料与形式关系的研究导致了物质实体观，对理智抽象作用的讨论触及感性与理性、思想与现实、个人意识与类意识关系这样一些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按照基督教义对希腊哲学灵魂学说进行的改造不但导致了精神实体观，而且包含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现象的具体研究。至于中世纪对意志自由、善与恶、自然律等伦理问题的研究，它们与希腊哲学中有关的零星论述相比，更显出中世纪哲学的独创性。就中世纪哲学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形而上学的上帝、灵魂和世界三大主题、物质与精神二元论的实体观、认识论中天赋观念呛、经验论和先验论观点、义务论、幸福论和意志论的伦理观等重要理论在中世纪哲学家的思想中已经相当成熟。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在当时不被重视，直到近代才发生影响。

本书被评价为当今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中有关时间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颠倒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的路径，而是反过来，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将“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等概念作为历史总体化的范畴和历史时间化的独特形式来理解，并进而提出了历史时间自身的本质问题。

1952年全国施行院系调整，这一独特的历史机遇，造成了北大哲学系最辉煌而奇异的景观。解放前散存在全国各大学——清华、燕京、辅仁、中法、中央、中山、武汉大学——的著名哲学家，都被调集到北大哲学系，由此形成前所未有哲学家的灿烂星河。 不仅如此，院系调整后，北大哲学系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的精华凝聚，由此建构起的哲学诸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也成了20世纪后半叶哲学学科发展的典范。由大师们培养的哲学系毕业生们，将先生们的治学精神和学术规范带到全国各大学，促成了许许多多的哲学系的新生。

《禅宗是什么》收录了胡适先生禅宗是什么、禅宗史草稿、禅宗的印度二十八祖考等几篇论述禅宗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对禅学的历史作了简要勾勒，对印度二十八祖说作了深入的探究，对一些有待商榷的观点进行了质疑或驳正，对中国禅宗的产生与发展则作了详尽考察与论述。胡适先生善于以生动形象的文笔，将复杂、抽象的问题说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禅宗是什么》充分展现了胡适先生在禅宗问题上的通彻见解。

人类思想史：平行真理，ISBN：9787511711380，作者：（英）沃森 著，韩同春，苗永姝，南宫梅芳，姜倩，高录泉，刘织 译

本书分析了形成民族主义的各种力量，考察各个东南亚国家具体的民族主义表现并加以比较，最后提出为在冷战后遭受冷遇的民族主义正名，对东南亚、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深刻的洞见。 “人文与社会译丛”秉承“激活思想，传承学术”之宗旨，以精良的选目，可靠的译文，赢得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被认为是当今“最好的社科丛书之一”。

关于权利、意志和理性的思考，贯穿了整部欧洲思想史，规范了欧洲的价值体系。作为欧洲文明的原本，美狄亚情结承载了整体与个体、情感与道德、真理与不确定性、经典与边缘的矛盾冲突，触及了欧洲文明自我认同的基本前提。在权利、意志和理性面前，个体的情感往往只是英雄手中的工具和征服命运的插曲。收入本书的文字，是作者对欧洲哲学、政治、社会与艺术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断片拼贴出对欧洲文明全景的理解和印象。

《尼采到底说了什么》内容简介：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谈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不被人们所理解的哲学家之一。流言蜚语在他的身后绵延不绝，涉及他的性生活，他的政治立场，他的精神健康。他的学说也往往受到误读和曲解，其中最不幸的便是德国纳粹分子将他的学说曲解为法西斯理论的支柱。希特勒甚至参观尼采故居，拜谒尼采之墓，与尼采雕像合影。尼采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起起落落。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独秀等人都曾翻译推介尼采的著作，但在50年代，尼采被定为反动哲学家，研究和介绍尼采成了禁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又掀起了一阵一阵的尼采热，其著作相继被翻译出版，且不断有新译本问世，尼采成为当代中国拥有最多读者的西方哲学家。 尼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他的思想为什么会受到误读与曲解？《尼采到底说了什么》深入尼采的生活与著作中，力图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首先破解了缠绕在尼采生活与思想上的30个流言，诸如说“尼采是个疯子”“尼采仇恨女人”“尼采是纳粹分子”“尼采仇恨基督教”等等，接着带领读者直面尼采的著作，解析隐藏在他汪洋恣肆、激情洋溢的文字下的思想，又具体从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对道德的批判、对历史上或与他同时代著名人物的攻击等几个方面分析引起误读与曲解的原因。 《尼采到底说了什么》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尼采入门读本，是喜欢尼采、希望了解尼采其人与思想的读者的优秀参考书。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ISBN：9787208102118，作者：冯契 著

◆继福柯和德勒兹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雅克·朗西埃重新思考民主的颠覆性力量 ◆一部深刻、尖锐的民主观念简史 ◆特邀同济大学哲学系陆兴华教授撰写导读 【内容简介】 从柏拉图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再到20世纪的诸多理论家，雅克·朗西埃在《对民主之恨》中简述了民主观念史。在此 基础上，朗西埃为我们指出了民主的实质：民主不同于政治，它不是一种制度类型，也不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那些既无权统治也无权服从的人们所特有的权力，其目的在于支持善的统治。他进而指出，民主通过全面打击一切建立在精英特权之上的权力形式来进行治理，由此对民主的恐惧乃至憎恨就植根于新的统治阶级之中。 【编辑推荐】 1、本书属于“左翼前沿思想译丛”，该译丛收录了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等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2、作者雅克·朗西埃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欧陆思想家之一。有评论将之誉为继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之后最引人瞩目的思想家之一。 3、在本书中，朗西埃以精炼的语言阐述了民主的观念史，不乏深刻、尖锐的观点以及对当下热门政治事件和政治生活的观照。本书从柏拉图时代谈起，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诸多理论家关于民主的思想和理念。 【学者及媒体推荐】 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与作者之一。 ——汤姆·康尼（Tom Conley），哈佛大学 朗西埃在本书中批评了一种对人民做决定、为人民做决定，而非让人民做决定的政治形态；批评了一种为了维持自身的某种政治秩序而存在的政治，群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安排在了“恰当”的位置上。 ——卢卡·阿尔森加克（Luka Arsenjuk），马里兰大学 政治理论家们期待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雅克·朗西埃的著作这儿索求/提取关于政治的更为直接的理论；而现在，轮到西方的电影理论家、文学理论家、艺术史学家和美学家们了。 ——奥利弗·戴维斯（Oliver Davis），华威大学 在这个左派失去了方向的时代，朗西埃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少见的持续不断的关于如何继续抗争的概念。 ——斯拉沃热·齐泽克 雅克·朗西埃将是我们当代中国理论知识分子们的一味苦药。朗老师是我们时代里一面活着的传统，对我们中国大陆师生，他是一面巨大的回音壁，还没怎么用过，用处可能就都留在今后了。如果有“毛泽东主义”者，有一个从1968年来不弯腰、不折的思想家，一个真正的不让步的选择派，他就是朗老师。理解他的困难，不在他的写作上的史诗式的横贯和修辞及辩证之精致稠密，而在于他的这种哲学、政治上的犟劲儿。 ——陆兴华 这本机智而具讽刺性的论著有几分像是一场贯穿了政治哲学史的学术冲刺，又有几分像是对其思想上的竞争对手挥出的一连串极精彩的组合拳。 ——《卫报》 朗西埃批评了西方国家对国内大众抗议与流行文化的蔑视姿态，以及用武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的做法。……但朗西埃为了显示我们政治话语中的含混性而避开了争论。他挑战了在他看来是普遍持有的观点，即民主生活与“冷漠消费者的非政治生活”是一对同义词。 ——《新政治家》 一篇关于“民主”概念的定义与重定义的激动人心的文章……正在伊拉克发生的大灾难为朗西埃大胆的假设提供了十分明晰的证据，他认为在以“自由”的名义进行更多战争之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古代埃及最为重要的宗教文献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古埃及<亡灵书>》是古代埃及最为重要的宗教文献集《亡灵书》的译注本，收录经文190篇，题材包括死者的亲属和祭司为死者守夜时哼唱的铭文，木乃伊制作师处理死者尸体时使用的咒文，葬礼时由祭司念诵的祷文，旨在促使死者复活的各种供品的名单，为死者应对冥界鬼神而提供的密码和暗号，呼吁众神引导和接纳死者进入来世的祈祷，赞扬诸神大恩大德的颂歌，死者申辩自己无任何过错的自我陈述，等等。

作为18世纪欧洲顶尖哲学家的代表，沃尔夫面对的问题是：启示宗教对于人的德性生活是否必须？为什么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人能凭人性的力量就如此文质彬彬？ 与其他欧洲学者对待儒家经典的诸种态度不同，沃尔夫一方面强调任何在儒家经典上强加欧洲哲学概念的做法都是在自说自话；而另一方面，他也敢于去解释儒家经典。他认为《大学》和《小学》两部书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教育模式。因此他将启示宗教设计成一种建基于理性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之上的公民宗教，也即一种可以将人引向自然德性的教育方式。今日再读此篇演讲及其详尽注释，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质，也能为我们当下反思儒家传统提供镜鉴。

《伏羲之道》是作者所创“伏羲学”的首部专著。 作者研究中华道术三十余年，“由庄溯老，由老溯易”，继《庄学三书》、《老庄之道》以后，追溯老庄之道的上古源头，系统抉发、还原、梳理、论证了上古华夏区域的“华夏古道”——伏羲－神农族的天文历法之道，简称“天道”。 全书分为绪论和三编。 绪论“伏羲学发凡”，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法”，论证了华夏智人的两支四族：西支伏羲－神农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一支三族，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均为玉器族。 上编“陶器之道，开天辟地”，抉发了上古四千年（前6000－前2000）伏羲－神农族的两大历法：伏羲连山历（太阳历），神农归藏历（阴阳合历）。 中编“伏羲布卦，分卦值日”，复原了伏羲六十四卦的初始卦序，还原了伏羲连山历升级为神农归藏历的详尽过程，论证了伏羲太极图是伏羲六十四卦的卦象集合，证实了伏羲六十四卦配伏羲太极图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合历，证明其为夏商周阴阳合历的源头。 下编“伏羲卦序探索史”，梳理了春秋孔子以降，历代先贤通过“伏羲象数易”探索伏羲初始卦序及其历法初义的详尽过程，辨析了《周易》以外七种卦序的功过得失。证明只有上古实物的大量出土，才有可能揭开上古“伏羲之道”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