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三书》是李泽厚先生全面、系统地论述自己美学思想的专著三种。作者成名于五 十年代的美学论战中，被认为是三派之一(另二为朱光潜、蔡仪)。此三本则为作者美学思想 在文革后的伸延，其特色是现代哲学观念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美的历程》是对中国数 千年的文学艺术所作的鸟瞰式的宏观美学把握，提出了诸如“龙飞凤舞”“狞厉的美”“儒 道互补”楚汉浪漫主义、“人(文)的觉醒”、佛像雕塑、山水绘画三品类等等重要观念，发 前人之所未发。《华夏美学》则从传统理论出发，比前书更为深入地谈论了华夏文化强调理 欲交融的非酒神型特征。此两书构成作者中国美学史的内外(艺术史)篇。《美学四讲》是作 者美学思想的系统论者，通过“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话语，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然的 人化”观，构建起作者作人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回应了国外各派哲学美学思想。“三书” 旁征博引，见解独到，引导读者步入金碧辉煌的美学殿堂。��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法哲学》一书充分表现了黑格尔的“資产阶級与貴族阶級联合”专政的根本政治立場，也就表現他在德国当时“半封建半官僚的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多少吸收了一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来“贊助中等阶級”，亦郎贊助当时德国新兴的、比較軟弱的資产阶級的傾向。这书的保守之处主要表現在黑格尔是以君主、貴族为这个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导方面。《法哲学》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部门。

荣格毕生致力于分析心理及性格学的研究，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赢得无数人的崇拜，中国的读者对他并不陌生。《荣格性格哲学》对荣格的哲学理论，做了较全面的评述和介绍，并着重解说了各种性格（心理）类型及其形成的过程和完善措施；力求使读者在面对自己面对人生时，从荣格的性格哲学中获得一个经典而科学的理性观照。

乐天知命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下来这一个小段说，《易经》这个法则与天地相似。天地就是宇宙、太阳、月亮的运行，有一个固定的法则，不能变。春、夏、秋、冬、白昼、夜晚、南极、北极，一切变化的法则都是固定的。而《易经》学问的原则也相似，真理的准确同宇宙的法则一样的固定，所以人类提出来的任何学问，都不能违反《易经》所提出来的法则，超不出《易经》的范围，不管人类任何学问，人类如何伟大。比如人类今日到达了月球，也只到达了月球，并没有超出宇宙，月球、太阳，都在宇宙的范围之内，而《易经》的学问，就有宇宙这样伟大，所以，没有办法违背。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这里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懂得《易经》这个学问？因为懂了以后，才能“知周万物”。知即智――智慧充满了，对万事万物的大原理无有不懂，然后“道济天下”，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做官也好，随便做哪一行职业，都可以达到救世救人的目的，因此不会有错误了。在《论语》上看到孔子的感叹，他在四十九、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读《易经》，而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假如上天多给我活长久一点去学《易经》，可能达到没有错误。故以他的立场来说，人生的修养必须要学《易经》，才能智慧周乎万物，不致发生错误，也和无违的道理一样。如果欲济世救人，就要很大的学问，大学问的原则，就在《易经》，懂了《易经》才能济世救人，因为任何学问，没有超过《易经》的。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旁行是什么？研究易数时说过，就是旁通，也是错综复杂的“错卦”，如乾卦的三交动了，就会成天泽履卦，等于大家坐在这里，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动了，都会影响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旁通，也是旁行。宇宙万事万物，不能永恒不变的，有纵的关系，还有横的关系，但旁行不流，流是散的意思。它是有规律的，不会散开，能旁行不流，对人生的生命非常清楚。乐天知命，知道自己，也知道天命，永远是乐观的人生。我曾告诉佛教界的人，一切宗教都是悲观的，尤其佛家的大慈大悲是讲悲的，只有中国儒家讲乐。像《论语》上几乎没有悲字，都是乐。有一本明朝的笔记，曾经统计过《论语》上都是乐字，而不谈悲，这也是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谈生命只谈生的这一头，不谈死的那一头。人多半是悲观的，本来生命是很可怜的，以另一个角度看是很令人悲观，但以《易经》的角度看生命，是乐天知命，很乐观的，没有忧愁。所以人欲达到真正的乐观，只有从观念中懂了《易经》的法则。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是康德的一部主要法学理论著作，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上册，作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康德的法学思想也突出了他的人情味，人的问题对于康德是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和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自由。但人为了自身的自由，就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自由，因为他认为，法律就是依照这一最高原则，由立法机关制定出一整套明文规定，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公民，也就是人的自由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利。当然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所以《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供借鉴参考，并需批判分析。 康德法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是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上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在此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学思想。他的法学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罗马法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和孟德斯鸠。康德的法学理论有鲜明的代表性，代表了传统的西方法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西方的法学，自柏拉图起到康德乃至今天，若用粗线条来描述其主流的话，可以说就是从人出发，从人性出发，探讨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从而论述法律的实质、作用以及其他属性。康德也是沿着这根轴线来展开他的法学思想的。

编辑推荐：本书是维柯的代表作，全书分五卷：1、原则的奠定，2、诗性的智慧，3、发现真正的荷马，4、世界各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5、各民族复兴时人类各种典章制度的复现。作者从共同人性论的基本点出发，探索人类如何从野蛮的动物状态逐渐发展成为过着社会生活的文明人。本书详尽论述了这种发展的规律。

《叔本华人生哲学》是叔本华原著代表作的精选译本，基本反映了叔本华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和理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编辑中对部分内容做了删节，并适当加了小村题。在叔本华看来，每一个人作为意志的一种表现，又是整个意志世界一部分，但作为主体又都有一个依赖于他自己的对象世界，这就是存在于其表象中的世界，即现象世界。生存环境只不过是对我们产生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至于所处的世界如何，主要在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待。这是一次走近大师的心灵之旅，或许会改变你的一生。哲学是人生观的学问，哲学是心灵的完善，哲学是生命的诗。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本书不是系统的专门论著，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G .Thibon，1903一）在薇依身后从她大量的手稿、言谈记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内容包括：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释气韵生动、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及其画论、宋代的文人画论、环绕南北宗的诸问题等。

《白虎通》即《白虎通义》，汉班固等撰集，系汉章帝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的记录。清代陈立的《疏证》，是《白虎通》校释中水平最高的。此次整理，还收录了卢文绍的《今本44篇阙文》、庄述祖的《白虎通义考》和刘师培的《白虎通义斠补》等8种资料，对研究《白虎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四大因素，孟、荀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部精神。本书并以此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正确书号7-5426-0082-6 世界贤哲名著选择.猫头鹰文库 第二辑

先秦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它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永恒研究焦点。作者史华兹教授为欧美中国研究界的一代大师。他既渊博、敏锐又灵动，从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部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中，作者从中西比较的研究视角，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分析性重建。作者坚信人类思想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沟通，并以此项研究挑战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倾向及其相关预设。本书曾荣获Phi Beta Kappa的Ralph WaldoEmerson Award和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

本书是8卷本《西方哲学史》的“总论”，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由叶秀山先生撰述，作者从分析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入手，对西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各种概念的形成、发展、相互关系和理论形态等，作了精要的阐述，凸现了西方哲学的深刻内涵，阐明了它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下篇为“中西哲学、文化在西学东渐中的融合”，由王树人先生撰述，作者从佛典翻译切入，系统阐述了中西哲学融合的历史及其基本问题与特点，并从中探求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两篇相辅相成，体现了我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及中西哲学关系的总体把握。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雅典民主传统是西方文明的骄傲。然而它也不是永远宽容的。苏格拉底的杀身成仁使得他扮演了西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而且使信封倍多女神和阿戈拉奥斯神的雅典违反了自己的传统精神和原则：以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竟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给雅典的民主烙上了永远洗不清的污点。

《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是舍斯托夫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两位大师的评述。舍斯托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即“天然视力”和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天然视力看到的是必然存在，是自明，而超天然视力则看到了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因则当人把生当作生，死当作死来看时，并不排除另一种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看法。舍斯托夫认为，托尔斯泰在面对最后审判时刻时，不得不抛弃自己伟大过去的一切，因为他已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地活着。 第二部分是舍斯托夫关于敢想敢为和俯首听命的片段集。其中论述到启示、哲学标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最后审判、存在的假象、存在的秘密、什么是美、认识你自己、哲学的当前任务、形而上学真理、通向真理之路、死的讽刺等问题，每节都主题鲜明、语言精炼、寓意深刻。 第三部分是舍斯托夫评述斯宾诺莎、帕斯卡尔、普罗提诺等著名哲学家的文集。舍斯托夫认为，正是斯宾诺莎继承了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与“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以为只有实体、数学方法是惟一的探索方法，其实质就是否定圣经，也就杀死了上帝。帕斯卡尔则与大多数哲学家相反，他不是去为理性大唱颂歌，而是在呻吟中去探索，到圣经中去寻找真理。普罗提诺虽然不否认理性，但他对理性失去信心，成了理性的憎恨者。最后一篇是舍斯托夫答复赫林教授评论的文章，论述什么是真理的问题，此文与胡塞尔有关，请把它与舍斯托夫论述胡塞尔的文章一起阅读。 本书撰写于1920-1924年间。1920年舍斯托夫离开俄国，定居巴黎。他写的“最后审判时刻”，发表于《现代人札记》（第1-2期）。1921年，他又写完“战胜自明”一文，这两篇文章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1922年，他写完“时代之子和继子”一文，1924年写完论述普罗提诺的“发狂的演说”一文，1926年写完“什么是真理”，它们共同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1924年他写了“科学和自由研究”一文，发表于1925年3月19、20日《新闻报》，后收入本书作为序。

《美学三书》是李泽厚先生全面、系统地论述自己美学思想的专著三种。作者成名于五十年代的美学论战中，被认为是三派之一（另二为朱光潜、蔡仪）。此三本则为作者美学思想在文革后的伸延，其特色是现代哲学观念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美的历程》是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所作的鸟瞰式的宏观美学把握，提出了诸如“龙飞凤舞”“狞厉的美”“儒道互补”楚汉浪漫主义、“人（文）的觉醒”、佛像雕塑、山水绘画三品类等等重要观念，发前人之所未发。《华夏美学》则从传统理论出发，比前书更为深入地谈论了华夏文化强调理 欲交融的非酒神型特征。此两书构成作者中国美学史的内外（艺术史）篇。《美学四讲》是作者美学思想的系统论者，通过“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话语，阐释了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观，构建起作者作人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回应了国外各派哲学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