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理论》全面分析了现代性的主要动力。作者结合得自其本人生活经验的智慧，以独特方式探究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尼采、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经典著作，从而使读者能掌握现代性的本质。作者的遭遇有一些是个人独有的，而另一些则是与所有那些经历大屠杀而幸存下来的人们，或所有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共有的。

《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是皮亚杰在1970年出版的一本理论性著作，较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认识论的观点。他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见本书引言），而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并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跨专业性质”（见本书引言）。本书共包括三章。第一章根据对心理的发生发展的分析，讨论认识的发展和形成。皮亚杰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见本书引言），看不到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他自己则是从其心理的发生发展来分析认识。在第二章，分析了获得认识的生物学前提，也就是认识在机体方面的起源和机制问题。最后，在第三章则对一些古典认识论问题作了考查，他认为各门科学都应有自己的认识论，但认识总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建构。

本书作者诺奇克1938年11月16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他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963年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短暂任教，然后于1969年来到哈佛大学。1974年，他发表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以回应罗尔斯的政治学名著《正义论》，讨论了热门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政治学问题。该书于1975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知识分子的鸦片》编辑推荐：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如书名所言，这是一本混沌理论和整体性科学的科普书籍。从混沌理论的产生，到吸引子，迭带和分形几何，熵和非线形物理现象，作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将读者引入了奇特的混沌世界。

《法哲学》主要内容：对所有的作者来说，都有这么一个时刻——因为他自己会感到这个必要性——用来整理、了结自己的工作，并且把有生之年的剩余时间腾出来给其他任务。《法哲学》就是笔者对法哲学方面工作的一个总结。《法哲学》是《法哲学大纲》的第三版。第二版仅仅是1922年对第一版的重印，所以第二版上的出版年份写的还是第一版的年份，1914年。当时需要一个新版本，而要彻底改写又是不可能的，但在战争和革命这样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做全面修改的必要性。在新版上仍然标注原版的年份也可以说明，这种形式下的新版并不要求把笔者出版此书时的思想状态体现出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新版是以对全书重新阅读的记录为基础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版本，不如说它是本新书，比如总论11章一15章)和个论(16章一29章)的一些章节就是新收录进来的。在个论中，笔者并没有把对个论的每一方面的对象加以详尽论述当作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开始研究总论所强调过的观点所指向的对象，并且用一个总论中的实例来检验其正确性。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哲学(Staatsphilosophie)被剔除了出来，就此而言他也与法哲学分开了。即使是在老版中讨论过的部分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改动，有些改动是对以前错误的更正，比如，在法律中体现正义的合目的性(Zweckm igkeit)被赋予了独立的含义；另外一些改动，比如关于意志自由(Willensfreiheit)问题的论述被删除了，这么做，不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段是不正确的，而是因为它在前后文关系中是多余的；还有，许多以前详细的阐述也被缩减了。一些措辞，以及整《法哲学》的论调可能都有所改变，因为当年从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听着很自然的东西，在近二十年之后再从这已然老去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不真实了。当然也有可能，一些人会觉得老版(VII)比新版更好，然而，老版离我们并不遥远，新版也并没有替代它，而只是站在了它的旁边。但是笔者自始至终都信奉一种思考方法：“愿意停留在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之前的漫漫长夜中”(拉伦茨，Larenz)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和“将自己当作完全非科学理论结果”(绍尔，Sauer)*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us)，而相对主义没有追赶非理性主义的时尚。当然，《法哲学》中所主张的理 性主义并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被理性(Vemunft)整除而不余一物；它在对终极矛盾的理性揭示中，而不是在非理性的迷雾中，看到了自己的任务。作者还赋予了当代相对主义比《法哲学》第一次出现时更大的意义。因为，相对主义是民主在思想上的前提：民主拒绝把自己和确定的政治观点视为等同，而是准备将对国家的领导委托给任何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的政治观点，因为它没有找出一个衡量政治观之正确性的明确标准，也不认为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党 派的立场。相对主义及其学说认为，没有一个政治观点是可以被证明或者是反驳的。这非常适合抵制在我们周围的政治斗争中及其常见的自以为是，它自称在政敌那里只能看到愚蠢和敌意：如果没有一个政党的观点能够被证明，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而斗争；如果没有一个观点可以被反驳，那么与每一个立场相对立的观点都应该被关注。这样，相对主义同时给我们传授了对自己观点的坚决性和对相反观点的正义性。 这里的法哲学，1914年作为一个微小的贡献，被归入了当时研究论文的一个系列丛书中，这个丛书是在法哲学研究停顿了几十年之后——这期问只有鲁道夫•施塔姆勒维护着法哲学的旗帜——使其重新开展起来的。从那以后，文献的数量得到了难以估算的增长，因此，笔者也无此能力在此书中把所有文献都深入研究一遍。鉴于在其他教科书(施塔姆勒，绍尔)中有充足的文献说明，我认为也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认为，与其让学习者知道法哲学是什么，不如让他们知道法哲学是怎么样的，我想要让他们少囿于结果，而多引导他们进行法哲学的思考。我要让那些一同的追求者，特别是那些朋友——我最喜欢把他们当作是我的读者——回想起那句贺拉斯(Horaz)的诗： 再会吧，一路平安!你有比我知道的多得多的智慧， 于是诚实地告诉我：不智之处，与我一起体味。

《康德哲学讲演录》是一本系统介绍康德三大批判的读物，是作者根据2004年10月应邀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所作的有关康德三大批判的系列讲座的录音稿审定修改而成。作者从自然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生动形象的事例出发，通俗地解读了《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并在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中展示了康德宗教思想的特点，在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提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现代意义。《康德哲学讲演录》内容精妙，可读性强，对康德哲学研究具有现实性。

《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主要内容：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是公元一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在整个罗马时代的所有著作中，只有昆体良的12卷巨著《雄辩术原理》系统地论述了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其他著作中的教育言论都是零星的。昆体良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之集大成者，是夸美纽斯以前西方最杰出的教学法学者。文艺复兴时期，久已失传的昆体良的著作一旦被从积尘中重新发现，立即异彩夺目，使厌倦了经院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为之倾倒。昆体良的许多教育见解和经验，直到今天仍然富有教益。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1987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圆善论》、《名家与荀子》等主要著作，并有康德三大批判之译注，均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共32册。

本书以一个数学家的睿智，探讨了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自伽利略以来数学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演化中的作用。 首章利用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错觉实验说明了感官知觉之不可靠。其实古希腊人早已领悟了这一点，因而求助于数学来研究自然现象成了古希腊的传统，这也是古希腊天文学兴起的原因(第2、3章)。无论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还是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日心说，追求数学上的简单性和完美成了探求自然知识的动力(第4章)。笛卡儿为科学建立了基于数学的严密方法论，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其科学研究纲领的前提则是： 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这门语言撰写的(第5章)。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的牛顿，其科学巨著就冠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6章)。麦克斯韦方程组能够揭示人的感官所不能及的电磁世界，则充分显示了数学的穿透力(第7章)。二十世纪的两项重大科学发现——相对论和量子论——，其基本物理思想和数学工具之间有着奇妙的对应(第8～10章)。这就引发了这样的问题，数学知识本身又从何而来?数学与物理实在的关系是什么(第11、12章)? 书中没有铺陈数学知识，数学只是像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一样若隐若现。因此，想了解古今自然观或科学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习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而自然科学研习者读此书则可以引发对于其专业领域的反思。而这正是作者所孜孜以求的：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机关报校订译文，编写资料。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讯者均可从这大庆文库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 本书证明，1914年-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分为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作为易学家，朱伯崑先生必然要论及“象数”；作为哲学史家，朱先生又必然重视“义理”。朱先生的代表作《易学哲学史》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历代易学家的象数义理，尤其对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哲学研究用力颇深。 　　象数与义理，是构成《周易》的两大要素，也是研究《周易》的两大学派。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的研究态度和注释方法上各有特色，总的来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当代学术界对义理学派的研究比较深入，也比较公允；对象数学派的研究则不够深入，也有失公允。 本书的主题是叙述对周易原典的诠释及由此形成的易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从先秦到清朝乾嘉时期。其中以阐明中国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为主要脉络。本书从经学史的视野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一新的领域。

全书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三个部分，概述西方美术史。

没有人是坏的。这似乎和常识相背离，但罗伊·F·鲍迈斯特尔会告诉你，这是真的。 青春期失调的荷尔蒙和长久以来文化的教化让我们习惯固有的对恶的认识，难以洞悉到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恶的真正的含义。 在看前言的时候你会感到这本书蕴藏的思想是多么地和现实经验抵触，有时竟会激起对自己的保护机制，愤怒或畏缩无力地把书扔到一边，而一旦坚持读下去才会发现，这本书正把自己从不成熟的认知中拯救出来。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菱，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佤发展作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本书集中探讨了在西方英美国家——特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术圈内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书中指出支配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是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辩。个人权利、机会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为哲学论辩提供了依据。哲学家们就这些术语的意义、意味和合理性进行论辩。本书深入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活力、复杂与广阔，同时又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结合的趋向。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在他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人论》一书正是他晚年到美国后，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但其中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观点。。《人论》上篇着力于人的特点的研究，指出人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并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下篇从这一定义出发，对各种文化现象，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进行全面的探索。书中探幽析微，旁征博引，充分体现了一位哲学大师的睿智与精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它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发表的。1871年3月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马克思立即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活动的资料，先后写成初稿、二稿（本卷作了摘录），最后形成这部著作。在这里，马克思叙述了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72天中的实际活动，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经济政策以及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

怀特海的《思维方式》这部书稿的翻译我早在1964年就已完成了。记得拙译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一书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曾想过是否能继续译点什么；编辑部的先生也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兴趣，并寄来了怀特海的“Modes of Thought”一书让我试译。那时我正在全增嘏教授的指导下，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尝试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全先生早年在哈佛求学时是怀特海的学生，对怀特海哲学知之甚详。他认为研究一下怀特海哲学对理解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很是有益，而通过翻译怀特海本人的论著来理解怀特海不失为一种较为踏实的方式。于是我就同商务印书馆约定翻译此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一直得到全先生的指点，全书译成后还请他审校过。我根据当时自己对怀特海一知半解的认识写过一篇译序(《中译本序言：怀特海哲学评介》)，记得1964年我就将其与译稿一道寄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四清运动”开始，正常的出版秩序被打乱，本书未能及时出版。接着就是十年动乱，被归属于反动哲学家之列的怀特海的书更难出版。我也很少再想到它。 十年动乱结束后，大致是在70年代末，我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先生见面时谈起过这部书稿，他们表示要安排出版。因感到60年代写的那篇译序基本上固守旧的简单否定的批判框架，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我取了回来，准备重写。以后的近20年，我既忙于教学，更忙于编写和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以及完成几项必须限期完成的国家和教育部的科研课题，还忙于一些社会工作，无暇顾及翻译。对怀特海也没有另作专门研究。上述的那篇《中译本序言》不仅未能重写，连原来的稿本也丢失了。商务印书馆也一直没有催问我。据我所知，他们有大量“文革”前的积稿待处理，我对自己的译稿未出并不奇怪，更不在乎。因此我同样没有主动与商务印书馆再谈及此事，甚至几乎没有再去想它。 一直到1997年，我意外地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张伯幼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们在清理库存旧稿时发现了我的这部译稿，希望由我自己审读一遍，然后交他们安排出版。我对此当然感到高兴。但当时我正忙于《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因此我回信说如果近期出，我无法校订，如不是近期出，我当然要将其重校一遍，我估计商务印书馆方面同我自己一样并不急于出，事情再次拖下了。2000年，我又收到商务印书馆译作室朱泱先生的信，说他正在看我那部译稿。他除了就个别译名的译法提出意见外，还谈到译稿中有几页未找到，另外是要我寄回那篇《译序》。前几件具体事都容易解决。但原来的《译序》已丢失，即便在，也不能用。如何写一篇对怀特海哲学有较公正的介绍的《译序》，一时还难住了我。因为近些年来我一直未把怀特海哲学作为重点来研究，对之仍然是一知半解。写一篇关于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总得对之作些研究。更重要的是：这部译稿毕竟是我在近40年前完成的，必然存在种种不足。应当尽可能由我自己重校一遍。这些都需要较多时间。而这两年我又忙于一些不可耽搁的事。这样，我只好再度延期了。 然而不管怎么忙，只要我还有心出版这部译稿，总得对它作出一些必要的处理，不能再拖下去了。故此我在2002年暑期抽空将旧译稿重校了一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这次校订，从技巧上说就显得生疏。对原译稿改动不大。很可能还存在不少不当之处。前几个月，朱泱先生告诉我，怀特海的这部书1998年华夏出版社已出了一个译本，建议我找来参考。但我自己未买到此书，在复旦哲学系资料室也未找到。这种参考当然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我想就免了吧! 至于对怀特海哲学的介绍，我几次动笔试图写，都是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有画虎不成之感，将其作为本书的译序可能误导读者。因此觉得不如不写。好在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怀特海已有一些介绍。这方面的专著、译著都有出版。还有几位研究美国哲学的专家在其论著中也有关于怀特海的介绍。建议想了解和研究怀特海的读者去参考这些论著。 刘 放 桐 2003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