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被认为是威尔·杜兰特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之一，他倾注了六十余年来研究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历史与文化，并以唯有他这样的大师级思想家和作家方能给出的答案回应读者。这些含有深刻见解的信息，是给予那些寻找生活意义或是寻找有学问的朋友充作人生向导的人的。《落叶》手稿虽然在杜兰特创作过程中就备受媒体和读者关注，但是在杜兰特逝世后，书稿竟然遗失了，失踪达三十二年之久，直到2013年才被孙女无意中找到。 在杜兰特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有读者写信让他谈谈对人类生命和命运还有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他用《落叶》一书作为答案，表达出了对这些宽泛主题的见解，包括性、战争、人生各个阶段、思想、灵魂以及战争、社会福利、一书和科学及荣耀扥重大社会问题。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写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作者洛维特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这一时期是他对德国现代哲学进行深入反思的时期，海德格尔思想是他在此期间的重要思想背景、资源和反思的对象。在书中，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尤其是将这些问题置入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之中，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哲学中对主体哲学的拒斥既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又是这一危机自我克服的自发性表现。洛维特认为，在德国哲学的伟大时代，每个人都能与他的前辈产生关联并把他当作旗鼓相当的伙伴，一个康德和一个黑格尔不会觉得自己出色得不用回应同时代次要者的异议，而海德格尔固执己见的独白发生于一个缺乏讨论的空间，着迷者、复述者和违心者们一方面站在它边上，另一方面把海德格尔所挣得的东西当作硬通货转手。但当海德格尔提出“倘若沉思者终于在运思之际着手探讨这个二十年来一直等待着的……实事，情形又会怎样呢？”这个苦涩问题的时候，就容易和另一个问题一起去回答了。这问题就是，人们怎么能指望别人会作为同行者去跟随这样一位思想家，他的本质特征包括拒绝各种共性和合作以及作为独行者走上一条突然止于不可行走之处的道路？海德格尔至今的全部著作在根本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巨大挑衅和对“变老的世界”的攻击，在这攻击之后并无反驳和辩护。本书是洛维特哲学史写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经典文献。 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情感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海氏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海氏是他的精神导师，影响了他一生；另一方面，他又极度恼恨这个人，因为这位精神导师参加了纳粹，成了制造他人生苦难的帮凶。 在弗莱堡，洛维特虽然师从胡塞尔，但他真正的导师却是海德格尔。因为同相对沉闷乏味的胡塞尔相比，海德格尔的哲思和授课更具魅力，对青年学生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依照阿伦特的说法，海德格尔是“秘密哲学王国的国王”，那时，很多弗莱堡的学生都是海氏的忠实粉丝，洛维特也拜倒在海德格尔的脚下，成了他的拜门弟子，洛维特后来回忆说，“比起他的老师，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他成了我实质意义上的老师，我的精神得以发展，要归功于他。” 洛维特把自己精神的发展归功于海德格尔，足见海德格尔对他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又追随海德格尔去了马堡，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教职论文，成了海氏真正的学生。但是，虽然学生洛维特对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却又发现老师总是无法接近的，他像一个多疑的狐狸，生活在自己的洞穴里，警惕着洞外的一切，除了课堂之外。 海德格尔的魅力来自他的课堂，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具有着巨大的精神能量，能施展魔法，让进入他课堂的人惊叹地目瞪口呆，虽然充满忧虑和惶恐，却再也难以离开，洛维特这样描述海德格尔的讲课，“他是一个矮小又黝黑的人，懂得施展魔法——就是说，先把某某东西指出来，随即在听众面前让这东西消失不见。他讲课的技术主要是先盖起一座思想建筑，然后又亲手把它拆掉搬走，以便将全神贯注的听者置于一个谜团之前，让他留在一片空虚里。”很显然，这是多么高超的授课技巧，将学生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是他们却总是痴心不改。 半隐半露，时藏时显，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唯他的讲课如此，海德格尔的为人也是这样，在海德格尔的表情和思想中，一种无法剔除的怀疑和忧虑，一种深入骨髓的虚无，总是如影随形，阅读海德格尔作品的人，会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一点，同他直接接触的人更是感同身受，让我们来看看洛维特的描绘吧，关于海德格尔的外貌，洛维特写道，“对他的相貌神情，可以有这样的自然描述：费劲紧绷的额头，低垂的脸，半闭的眼睛，但偶尔抬起头张望一下，以确定四周的状况。如果对话中有人一定要他正面地四目相接，那他的表情就会退缩而不确定——因为要与人坦然往来，是他办不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他自然流露的表情则是谨慎、狡狯且猜疑的。”关于海德格尔的生活，洛维特写道，“这个矮小的巨人具有一种充满力量的专注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好几年的时间里，我试着跟他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来往关系，却没有什么成果。他在生活中将自己封闭起来，把一切与他人的牵系都屏挡在外，只喜欢在他的演说里，用堆砌了诸多概念的语言，‘对所有人，也不对任何人’，说着他与人单独谈话时说不出来的，或者不愿意说的东西。”或许我们还记得，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海德格尔用了一句非常简洁的话，“他出身，他工作，他死去”，不知道他对这样的生活是充满无奈还是心向往之，在洛维特看来，这是一种无奈，一种无法摆脱的无奈，因为他对现存的一切都极不信任，充满怀疑，极力批判，“他的认知所及之处，都伴随着他的猜疑——事实上，这认知正是从猜疑而来的，这猜疑所产生的结果是对于既有传统的第一流批评……他对一切文化活动与教育事业毫不节制的批评，让我们又爱又恨，而他则带着狐疑，监看着他狐狸洞的入口和出口——这个狐狸洞是连他自己待在里面也一点都不自在的。他在自己选择的疏离里感到痛苦，也常常试着拓展他的人际交往范围，但结果总是离开又退回自己的世界里，逃遁到工作之中——而工作使他根本上柔软而有感受你的本性，变得刚硬与僵冷。”其或然否？对照海德格尔的为人为学，或是很对的。当然，海德格尔为何会有这样的性格和如何形成这样的人格，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最好还是留待专门的研究者去探讨和争论。我们的兴趣是通过洛维特这扇窗户，去窥视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些亲历者的亲身感受。 除了对海德格尔生活和人格的描述之外，在《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一书中，洛维特更多是对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间关联的揭示，及其对他的深入批判，当然，这都是专业人士感兴趣而一般人感觉乏味的东西，在此不值得多谈。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建造大厦然后有亲自拆毁的游戏，似乎也被应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他曾深深地影响了洛维特、阿伦特等人，可是纳粹之后，这些人又反过来尽其所能地批判他，剥脱他施加给他们的影响，拆毁他建立在他们心中的大厦。这的确很吊诡，是否真的存在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谶语，这或许值得我们深思。 然而，无论如何评价他，海德格尔却是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一个充满诱惑又充满危险的深渊，一直会有很多人迷恋他，陷入他思想和词语的迷宫，甚至不能自拔，受到深深地伤害。之所以如此，总在于海德格尔既聪明又狡猾，他的聪明引诱你，他的狡猾迷惑你，最后让你困死在他一手设计的迷宫之中。当然，海德格尔之所以会如此，也和他自己的矛盾存在分不开，诚如洛维特所分析和揭露的，“论出身，他是一个单纯的教会雇员之子，但由于职业，他成了一整个阶层的激昂代言人，而这个阶层却又被他所否定。由于养成教育，他本是耶稣会信徒，但却由于愤恨，而成为了新教教徒。训练上，他是经院哲学的教义论者，在经验中，他却成为实存的实用主义者；论传统，他算是个神学家，作为一名研究者，他却是无神论者；他事实上是个否定传统的人，却又穿着研究此传统的历史学家袍服。他存在主义的味道一如克尔凯廓尔，又具有黑格尔一样的系统哲学的意志，在方法上极其辩证，在内涵上却十足地层次单一；有断言肯定的姿态，却源自否定的精神；在他人面前保持缄默，但对他人的好奇却又少有人及，在终极的立场上激进而不容转圜，但在这之前的每一步却都乐于妥协。”洛维特的这段分析实在是精彩之至，通过他的这段分析，作为一个精灵和一个怪物的海德格尔同时获得了解释。 同尼采一样，海德格尔是德国式的，要理解德国，就需要理解尼采，理解海德格尔，但他们既滑如泥鳅，难以捕捉，又魅如精灵，充满诱惑，而这就是洛维特所生活的德国，既让人爱之不舍，又让人怨之难解，而对于这一点，或许只有像洛维特这样的犹太人，这些原居地上的异乡者才能体会得到，才能既不愿去说，又不得不去说。

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哲人们一直在回答的问题。 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勒诺瓦先生， 捕捉到人类思想长河中关于幸福的耀眼火花，独辟蹊径地将东西方哲学融为一炉：当西方遇见东方，当佛祖与埃彼克泰特会心微笑，蒙田与庄子隔空神交。 这位欧洲最受欢迎的心灵作家，真的可以使我们学会幸福。 ★我们总是欲求更多的占有 ★我们总是认为，为大家服务也无济于事 ★我们将自己投射到外部的物质世界中，以此来寻求满足 ★我们总是沉浸于对短暂的快乐不懈而永不知足的追求中 ★我们总是在听到幸福离开的声音时，才发现它曾经来过 ★法国三位总统 密特朗 希拉克 萨科齐 推荐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出色、强大、明快、原创的（著作）”。——雅克•德里达 “一部雄辩滔滔、创建非凡、胆识过人的著作；其成就连坊间大多数的导读都不能企及：它们想也不敢想呢！”。——黛安•埃兰（Diane Elam），卡迪夫大学 “读者实在不可能找到（比本书作者）更具权威且经验更丰富的导师。作者虽然没有淡化德里达著作的重要性和分量，但他直截了当、风趣无比的论说风格，必定会令初次接触德里达、并通常会因此而受惊过度的读者倍感亲切”。——德里克•阿德利治（Derek Attridge），约克大学 德里达一般被视为一位创造性超群、想象力澎湃且幽默诙谐的作家。坊间的导读往往侧重德里达作品的哲学性质以及谱系。罗伊尔的这本书则另辟蹊径，重点指出文学在德氏作品里，那种奇奇怪怪的重要性。为了让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欣赏德里达的作品，他对德里达的著作作出了详细的参照，字里行间更交织着对其他文学作品的仔细解读，从而探讨德里达一贯的主张：解构就是“与文学和解”。作者罗伊尔一再强调，在德里达眼中，“文学”势必与其他问题（例如哲学、心理分析、政治与道德、责任与正义、法治与民主）息息相关，彼此不可分割。 ·内容简介 在这本富于热情且充满挑衅性的导读里，作者罗伊尔会为读者清楚介绍不少德里达的“关键思想”，包括解构（deconstruction）、延异（difference）和将临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同时也兼顾了一系列也许不那么显眼的题目，例如地震、动物和动物性、鬼魂、畸怪、诗性（poematic）、毒药、礼物、秘密、战争和哀悼等。

从亚当•斯密到萨义德，看哲人如何把思想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武器。 面对纷繁的立场、观点，我们该如何避开思想的陷阱，构建“心智的堡垒”。 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最有利。 亚当•斯密被忽视的《道德情操论》，“经济人”足以揭示人性本质吗？ 美国自由制度的建立何以与迫害、灭绝印第安人同步进行？ 以赛亚•伯林普适于全人类的自由理论，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个群体的私利？ 晚清革命者谴责清政府卖国，为何却又托庇于帝国主义？ 本书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先生对其旧作《思想背后的利益》进行增补后的修订版。围绕“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主题，作者不仅分析了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三位18世纪著名英法哲人的普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溯源，而且重点剖析了西方的“自由”观和以伯林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在当今世界，“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驱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思维的清晰与强烈的现实意识，令周濂成为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公共声音之一。 周濂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辅之以良好的学理背景，深入浅出地将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 本书是周濂此前精彩的哲学随笔《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在理性与常识之间拓展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空间，为每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和试图实践理性人生的读者，提供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

【哲学学者邓晓芒推荐】 他在这本不到六万字的文风平实的小书中显现了不少独特的见地，越出了英语世界黑格尔研究的成规。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晓芒 辛格的这本书是通向黑格尔的理想导论。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能介绍得如此清晰，真是了不起的手笔。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安东尼•曼瑟 【内容简介】 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作品晦涩难懂，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公认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有理由认为，若非黑格尔，过去一百五十年人类的思想进程和政治进程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深邃的思想可能使他得出了一些看似奇怪的结论，然而，黑格尔作品中的观点和洞见直到今天仍不失力量。本书 勾勒了黑格尔哲学 的轮廓，对他的观念和主要作品进行了广泛探讨，涉及黑格尔的时代和生平，以及历史的目的、自由和社群、逻辑和辩证法等主题。

马丁•海德格尔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但又最难理解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让—保罗•萨特等许多重要哲学家都深受其影响。在受其影响的人看来，解读海德格尔哲学观的重点，不在于他涉足纳粹主义的劫难，不在于他的自尊自大，而在于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创性，在于他思想本身的广度和深度。 海德格尔将他身为哲人的工作视同诗人，他打破现代哲学的僵局，开辟出一条思考和谈论人类存在的连贯之路，既不必将之简化为自然科学现象，也不必将之视作物质世界里幽灵般的精神，在这方面他胜过20世纪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马克•拉索尔此书带领我们通过海德格尔，重新思考我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进而索解人类存在的若干核心议题——真理、语言、人性和知识。 本书是引进格兰塔“大师读经典”系列的第一本。该系列由当代著名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主编，齐泽克、理查德•刻劳特等撰写，注重阅读与入门的体验，首批书目包括海德格尔、尼采、柏拉图、莎士比亚、拉康等人的著作导读，每一本都是一堂大师阅读课。 大多数读者刚接触到伟大的思想家或作家时，所参考的入门书，要么是粗略介绍人物生平，要么是浓缩了他们主要作品的摘要，或是两者皆有。相比之下，“大师读经典”丛书则是让读者在学者向导的陪同下直接面对作品本身。其出发点在于，要想近距离地看清一位作家，必须近距离地研读这位作家实际使用的词句，也必须弄清怎样读这些词句。本丛书中的每位作者从某作家的作品中摘录十段左右的片段，加以详细讨论，配以延伸阅读，由此揭示作家的中心思想，成为读者进一步探索的最佳切入点。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2006年，《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亚马逊网站上这样评价该书： “这可能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且是“少有的一年比一年卖得好的书”。“尽管书中的一些例子在十几年后可能有些过时，但（它们所表达的）信息却越来越成为真知灼见”。“在那时人们还无法想象博客和维基等大众智慧的突起，但凯利却分毫不差地预见到了。这可能是过去十年来最聪明的一本书。” 这是《黑客帝国》主要演员的必读物之一，这本关于机器、系统、生物和社会的“大部头”，揭示了社会进化、特别是互联网发展的“先知预言”，从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窥探到SNS的今天和未来。 《失控》成书于1994年，作者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这本书所记述的，是他对当时科技、社会和经济最前沿的一次漫游，以及借此所窥得的未来图景。书中提到并且今天正在兴起或大热的概念包括：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说它是一本“预言式”的书并不为过。其中必定还隐藏着我们尚未印证或窥破的对未来的“预言”。 软精装本为全国独家版，且独家收录了：凯文·凯利中国之行的个人采访资料以及与李开复、张向东、吴伯凡的高端对话。值得珍藏。 《失控》用最科学的方法，阐释关于生命未来和社会新秩序，一语道破人类最终的命运和结局。 《失控》涉猎：天文、化学、生物、计算机、控制论、运筹学、社会学 ……同时又堪比《黑客帝国》中洞悉未来的“神谕”，正在兴起的“云计算”、“物联网”等都可以在这本写于15年前的书中找到相关的影子。 这是一本关于机器、系统、生物和社会的“大部头”，市一部揭示了社会进化、特别是互联网发展的“先知预言” 带领人们窥探到今天和未来，涉猎：天文、化学、生物、计算机、控制论?运筹学、社会学 …… 同时又堪比《黑客帝国》中洞悉未来的“神谕”，正在兴起的“云计算”、“物联网”等都可以在这本写于15年前的书中找到相关的影子。 此软精装本为全国独家版，独家收录了：凯文·凯利中国之行的个人采访资料以及与李开复、张向东、吴伯凡的高端对话。 1、 九问凯文·凯利 2、 凯文·凯利对话李开复、张向东、吴伯凡

1992年出版后短短两年时间就连续再版5次，1995年1月，被韩国法仁文化社翻译成韩文出版，2005年，该作品的节选《庄子见鲁公》入选全晶制普通高级中学高二的新《语文读本》。 一位年轻的学者，一个短暂的生命，一部传世的经典。 从偏远的河西大漠走出来的王橷民，像一颗流量，短暂而耀眼。28岁的他在弥留之际写出了《庄子传》，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优美的文字，通过小说的形式将庄子的人品、学问和身世表达得酣畅淋漓。 他的名字随着《庄子传》让专家学者竞相收藏而渐渐为人所知……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内容简介：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幸福?这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更是人类生活的题中之义。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的哲人研究不断,亦是争议不断。尤其是西方哲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五花八门。《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论述了西方各种各样的幸福论,上自古希腊罗马的幸福论,下迄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的幸福论。但愿,看了此书的读者,能多一点幸福的感觉。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1911）是狄尔泰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解释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在此，狄尔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区分开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考察了欧洲，特别是德国思想史上建构精神科学系统的努力。在此基础上，他深入探讨了知性认知在精神科学中的运用问题、精神科学的普遍有效性问题、精神科学中的历史学与诸系统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同时，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特别是作为社会—历史理解之对象的“生活的客观物”概念，作为精神世界之创造者的“生产关联体”概念等。

《老子他说》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的五千文，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老子》的讲记。作者以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老子》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解、辨正和引述。具有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的特点。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使深奥的古籍通俗化，专门的学术大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书末还附有历代《老子》研究书目。 《孟子旁通》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名著，也是研究孟子的生平事迹及其学说的最重要的资料。许多激励人心、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源出于它。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作了透彻的讲述。它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书末还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

内容简介 出世则有正见，入世则有正行。星云大师以佛教精义为根底，对世俗社会万千的人和事，即人生观、财富观、爱情婚姻、家庭教育、人际交往、成功励志等诸方面进行阐释，勘破纷扰表象，指向自省自在的人生幸福，一如清躁甘霖，入世洞明，让人身心善美。 编辑推荐 123堂人生幸福课，自在自信生活之源；佛教大宗师打通关，开示人间大智慧 祛除贪嗔痴三大病，修持善缘，承载万物，成就万事 星云大师乃方外之人，全无私心杂念，故对世事看得透彻，将佛教义理生活化，深入人心。

本书以清人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为底本，增补二十余家中外学者的校释，削繁就简，择善而从。作者按语多用语体文释义，浅近易懂。

总理天天读的书，要读就读大师的译作。梁实秋经典译本，传世之作中英对照。 盖瑞·威尔斯问克林顿，除了《圣经》，哪本书对他影响最大。克林顿回答说：“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温总理也曾说过：“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沉思录》就是这样一本书，仿佛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让我们感受到哲学并非那么呆板枯燥，而是一潭活水，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心灵的清泉。此次推出的梁实秋的经典译本，更加简洁古雅、措辞优美，贴近大众读者。从思想深度来看，梁实秋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一向是打动读者的重要一面，在他的译文中，我们也常常能感受到他与奥勒留之间穿越千年的人文血脉。而书后附有的英文译本，更是被誉为“标准译本”、流通最广的的George Long译本，让经典传世之作更臻于完美。 《沉思录》原为古罗马皇帝奥勒留自我对话的记录，行文质朴，不尚雕琢。书中，奥勒留考察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宇宙与人生的关系、理性与欲望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剖析了他本人独特的内心世界。奥勒留强调人要过一种理性的生活，身体听命于心灵，感情服从于理智。作为人，一方面要服务于社会，承担起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培养自己的德行，保持心灵的安静和自足。 译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本名梁治华，字实秋，20世纪中国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他左手散文，右手评论，兼长翻译，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沉思录》是梁实秋最推崇的作品，他也是《沉思录》在中国最早的推荐者。1958年梁实秋开始翻译《沉思录》，历经一年，始成此作，相比其他译本，梁实秋的译文更加简洁古雅、措辞优美，保持原作风格，堪称“人格修养之借镜”。 《沉思录》 卷二 1 每日清晨对你自己说：我将要遇到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狂妄无礼的人、欺骗的人、嫉妒的人、孤傲的人。他们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们不能分辨善与恶。但是我，只因我已了悟那美丽的“善”的性质，那丑陋的“恶”的性质，那和我很接近的行恶者本身的性质——他不仅与我在血统上同一来源，而且具有同样的理性与神圣的本质，所以我既不会受他们任何一个的伤害（因为没人能把我拖累到堕落里去），亦不会对我的同胞发怒而恨他；我们生来是为合作的，如双足、两手、上下眼皮、上下排牙齿。所以彼此冲突乃是违反自然的，表示反感和厌恶便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