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奔腾》 《庄子的奔腾》，“以庄解王，以王解庄”，王蒙借庄子说人生哲学与处世之道。本书是王蒙先生用自己的人生历练，用自己的体悟感受，用自己的政治经历、社会经历、人生经历、文学经历，也用自己的知识与智商去与庄生对话，与庄生共舞，揣摩逼近庄生的鱼、兔、意图、意念、雄辩与才华，对《庄子》进行解说与阐释，交映生辉。从中体味到庄子思想的精深之处,对我们的人生及处世智慧有许多的启迪和帮助。

梁漱溟作品集全新整理 权威文本 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 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 我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内容观点自认为分析中国老社会的构造（或云结构）有精到之处。——梁漱溟 梁氏为一肯用心并力行其所信之人。民国以来，肯对国家根本问题用心，从而提出其主张如梁漱溟者，实在不多。——胡秋原 ——————————————————— ——————————————————— 本书为梁漱溟作品集之一，其余两本为《乡村建设理论》和《人心与人生》。2005年前后这三本书都曾作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系列出版。《中国文化要义》多次加印，累计印数达36000册。这次为新版，改变了开本与定价，增添了一些珍贵的手迹照片，并增加了部分附录，使其更具权威性与收藏价值。 本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爱弥儿（精选本），ISBN：9787208097438，作者：（法）卢梭 著，彭正梅 译

这本书是作者将近五十年的美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概括和总结。本书继承北京大学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传统，立足于中国文化，以“意象”和“体验”为核心，力图融汇中西美学精华，回应21世纪时代的呼唤，最后归结到提升人生境界。作者在书中注重视野的开阔，注重思想的深度和原创性，同时注重材料的丰富和趣味性，追求文字的清晰、简洁和诗意。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大学生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朋友们的读物，同时也适合作为各行各业对美学有兴趣的朋友们的读物。读这本书可以获得理论的提升，人生的启示，同时又可以获得情趣的熏陶，审美的享受。 叶朗是宗、朱之后对中国传统美学贡献最巨大的美学家，其《中国美学史大纲》至今仍然是中国美学理论的扛鼎之作，其对中国人审美传统的体会和阐释比同时流传甚广的李泽厚的美学理论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生命力。 该书是作者五十年美学探索的集大成之作，利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概念，建构了一个宏伟的阐释框架，将中西方的重要审美范畴全都囊括其中。在目前西方学术话语的强势控制之下，该书树立了华语学术融贯中西的典范，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 该书的行文保持了叶朗先生一贯清晰流畅，韵味绵长的特点，几百张精美的图片，更是将阅读变成一种审美的过程。

《三平斋夜语》是一部出之以格言、警句的自由随感的结集。格言、警句是文字的精华，是智慧的突现，是思想的结晶。应该说《夜语》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它在内容上继承了勤于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在形式上延续了中国文人惯用的，特别是明清以来大量出现的尺牍、小品、格言形式；尤其重要的是它又是完全新的现代科技的产物——手机段子。

根据格拉斯哥大学所藏亚当·斯密手稿整理出版。亚当·斯密一直倾心文学，早年曾开课讲授。不过该讲义论述的是应用文体。

《浪漫主义宣言》是安·兰德唯一一部对创作、阅读、艺术、人生与娱乐等诸多精神产物进行彻底批评和完整评论的作品集。被称作充满尖锐批评和辛辣讽刺的安·兰德版“艺术与人生”，它不仅仅是解读《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作品的重要参考，也是阅读艺术、阅读时代大潮流的优秀指导。书中安·兰德认为她的时代没有艺术，浪漫主义早已销声匿迹，“顶级的、纯粹的、始终如一的艺术家”少之又少。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受到她讽刺和批评的艺术家大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小说奖，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安·兰德依然担心他们所引领的艺术航向。

文学的政治并非作家的政治以及他们所参与的政治。它也不涉及作家表现社会结构或政治斗争的方式。“文学的政治”这种说法假设，在作为集体实践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制度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 本书致力于展示文学革命是怎样用事实去搅乱支撑着传统等级的敏感秩序，并揭示为什么文学平等观挫败了任何文学为政治服务或取而代之的意志。本书通过若干位作家验证了其假设：福楼拜、托尔斯泰、马拉美、布莱希特、博尔赫斯，还有其他人。本书还展示了他们对精神分析学阐释、历史性叙事或哲学概念形成的影响。

作者对竹简《五行》篇已有成熟的研究，本讲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竹简《五行》篇作者和时代的考订，及对文本的逐章乃至逐字逐句的疏解；第二部分侧重于义理的阐发，从内在性、超越性和政治解读入手，在竹简《五行》篇作者确定为子思的前提下，将《五行》篇与子思的思想放到先秦的思想史领域予以审视，并与《孟子》、《中庸》进行比较，认为《五行》篇的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篇对“德”的超越性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从而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作者并对《五行》篇中的圣智说在子思思想中的意义和地位做了开拓性的探讨。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上帝的寓言》是由亲情篇秋天的怀念、地坛篇我与地坛、随想篇树林里的上帝、生命篇好运设计、哲理篇无病之病、往事篇黄土地情歌、书信篇给盲童朋友共七篇组成。跟随《上帝的寓言》去看一看中外名篇吧。

《尼采诗集》收有尼采诗作296首。尼采把自己的诗分为两类，一类是“格言”，即哲理诗，另一类是“歌”，即抒情诗。他的格言诗凝练、机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野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没有说出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对格言艺术下了千锤百炼的功夫。有些格言诗，短短两行，构思之巧妙，语言之质朴，意味之深长，堪称精品。如《老实人》《锈》《非自愿的引诱者》及《反对狂妄》等。尼采的抒情诗也贯穿着哲理，但方式与格言诗不同。他力图用他的抒情诗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追求古希腊酒神祭颂歌那种合音乐、舞蹈、诗歌为一体，身心完全交融的风格，其代表作是《酒神颂》。这一组诗节奏跳跃，韵律自由，如同在崎岖山中自由舞蹈；情感也恣肆放纵，无拘无束，嬉笑怒骂，皆成诗句。尼采自己认为《酒神颂》是他最好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它的确是一组非常独特的抒情诗，最能体现尼采的特色。

《周易》是群经之首，也是最难读懂的古书之一。本书依据新出土文本，对传世的《周易》正文加以全新的整理和疏解，破解了许多疑点，并用简要的语言贯通大义、白话译注。在此基础上，《周易》经传中蕴含的阴阳对立、五行循环的自然哲学，书中也有独到的阐述。 《周易》是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论语》、《老子》、《孙子》之后，详细解读的第四部最重要的传世典籍。以上四部书，合称为“我们的经典”。

卢梭是最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在理想城邦的理论家与孤独的漫步者之间，在描绘爱的小说家与立场坚定不移的教育者之间，卢梭如何实现不同身份之间的调和？《脆弱的幸福》从一个唯一却根本的问题出发阐述了卢梭的思想：在进入生存状态的人面前展开了哪些道路？在每一条道路的尽头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托多罗夫在此的回答让我们隐约看到许多危险，但也看到那通向一种“脆弱的幸福”的入口。

本书是一部简明而精要的《老子》最新读本。《老子》睿智深刻，篇幅很短，意境很深。形式上、内容上、叙述逻辑上、文学手法上都很有特点。本书可以帮助读者精准而最少障碍地阅读并理解《老子》文本，真切地感受古典时代的人文气息，从而深入领悟和吸纳先秦子学的思想智慧。

《先秦文化史讲义》从中国文化的考古时代写起，至“百家争鸣”结束。作者通过自己二十餘年的思考，努力阐释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由来。这一时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期，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文化创始期，包括西周及此前的历史阶段。主要讨论了多元发生、族群众多的史前文化如何融铸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和社会，这一方式又显示了怎样的“中国特征”；西周的崇法制如何凝聚成了影响后代几千年的精神传统。二、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本时期民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政治权力却更大的膨胀并导致专制的到来。本书讨论了两种力量演变的深层原因，接着又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诸子百家。本书打破了旧的“家”的分界，而将诸子之学分为两大系别。 对《五帝本纪》别具慧心的解读、西周礼乐文明的阐释，“国人”阶层历史品格的演变，名家之学的价值评定，等等，都是本书值得称道的地方。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四年来的第一部新作。他用生动而通俗甚至是优美的语言追寻和控索了关于我们人生的书籍和未知的道理：人生、命运、爱情、金钱、道义、信仰，健康的心态、成功的途径和价值、孩子的教育、家庭的纽带……共分六部分，243则，字字珠玑，充满着智慧和安详。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40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滥觞，是研究周秦学术思想的关津。系统而专精地对《庄子·天下篇》注疏者，以五家最为卓出，即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高亨《(庄子·天下篇>笺证》、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本书将前四部合编一册、重排付梓，以网部注疏首次出版的时间为序，各书目录一仍其旧。另收录严灵峰《(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及张恒寿《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两篇专文作为附录。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灾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人典冈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干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华夏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 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於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研习经典为核心，历代颁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册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一部包含无限思想的书，造就了一个无限的蒙田。都说《蒙田试笔》的成功是作者人格的成功，两者是分不开的；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古老却永远现代。蒙田指出荷马诗歌的空前绝后，是最初的也是最完美的。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像《蒙田试笔》这样一本书，在散文世界中，可能会再出现，也可能永远不再出现？ 首先将蒙田介绍到中国的，是梁宗岱老师。Essai一般通译为“随笔，漫笔、小品”，但宗岱师译为“试笔”，看来最为传神。1933年7月，他写成《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念》，连同一篇译文，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创刊号上。他对蒙田推崇备至，认为这是“一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和伦理思想。1935年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收入了他的二十一篇翻译，以《蒙田散文选》为总题，分放第七至第十二册。 此后宗岱师继续翻译及修改，共得二十余万字手稿，可惜全部毁于“文革”，只有已发表的译文流传下来，也就是这本集子所收的三十六篇。数量不多，却是经过精心挑选，囊括蒙田全集第一卷的精华。译文古雅而不拘一格，尽得蒙田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