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弟和王小蕊是大学同学，她们上学的学校旁边有条叫做十宝街的街道。正值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刚刚迈开步子，作为一条纯粹的商业街，十宝街以一种闪电般的惊人速度发生着巨变。而安弟和王小蕊都受到了金钱的诱惑，在十宝街的咖啡馆和文物古玩店里做起了女招待。安弟在十宝街遇到了商人王建军，并且认识了王建军在生意上的朋友老魏。安弟爱上了王建军，但王建军为了生意上的利益背叛了安弟。而王小蕊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十宝街如鱼得水，她堕落了。 几年以后，安弟和王小蕊在繁华的上海商厦前再次相遇。人事沧桑，两个女孩都成熟了。而安弟现在的男友大卫，因为有着背弃艺术、用自尊和血泪换取金钱的坎坷经历，变得颓废和消沉，他对安弟说，他已经不相信爱情了。至于王小蕊，则仍然在她的现实主义原则中生活着，她对生活也感到了失望，与一个外国人达成假结婚的协议，远走他乡。只有安弟还在不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有些东西，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吗？

朱文颖最新短篇小说集，收录《花杀》、《俞芝和萧梁的平安夜》、《浮生》等十三篇小说，选材从容出入古今，笔触时而典雅，时而诡异，时而又款款柔情，实为一时小说集之首选。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是朱文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讲述三代女人的爱情与生命姿态，两个时代神秘而不可解的精神世界。 内容涵盖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从激情而狂热的红色生活经验到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人生百态。表现的是大时代的“小生活”，在大时代的幕布上，努力要呈现的是历史（时代）之外的另处一种“生活”与“人生”。

朱文颖的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是一部相当正规的小说，“正规”这种说法可能让人费解，什么叫正规？什么叫不正规？这是就小说的主题、叙述方式、人物、情节与细节而言，它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不是一部叛逆性的前卫作品，或者是一些展示女性怪异经验的奇文野史。作为一位人所众知的女性作家，朱文颖甚至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一个男人的视角，用男性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来讲述故事，显然，女性的经验被有意地克服和掩盖了。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一个从日本打工多年回国的男子，在面对现在的无忧无虑的女友时，不断回忆起在日本的生活，在日本与女性交往的故事。小说以现在的上海和日本为二条线索展开二元结构，但大量的故事是关于日本的经历。小说中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靠借了一笔款到日本，但在那里只能靠干最低级的苦力谋生。 先是打捞海洋馆里的鱼类留下的粪便，随后扮演起死去的鲸鱼。“我”的故事中包含着二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在超市里打工与“我”同居的女子，另一个是在海洋馆里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女人。故事的落点在，那个与“我”天天在海洋馆里扮演鲸鱼的女人，始终未能除去面具见面。多年后，在上海邂逅戴女士，“我”认定这个已经成为健美教练的戴女士，就是当年在日本与“我”一起扮演鲸鱼“星期五”的那个女人。但这个戴女士根本不愿意承认过去的经历，我也无法断定。我陷入精神的困境，离开了现在的女友陈喜儿，结果陈喜儿自杀身亡。 这部转换成男性视角的小说，对男性性格和心理的把握相当出色。小说的主人公，也就是叙述人“我”，他在日本的那种艰辛和困苦，回国后的那种茫然和空虚，不能走出记忆的那种状态，这些都显示出朱文颖对小说情境和氛围的营造方面的技巧。 事实上，男性视点并没有压抑住朱文颖的女性经验，女性的视点还是不可抑制地显现出来。小说写的那几个女性，那个在超市打工的女子，他们同病相怜的境况，颇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虽然是身体的共同需要把他们苟且在一起，但那种生存状态就显得凄楚动人。她的桌上就摆着一家三口的合影，她的丈夫站在照片中央，一家三口在照片中抱成一团，都在笑。然而，在日本，这个远离家的异国他乡，这个女子与“我”这个男人相遇，并没有多少爱，但就是需要，我“就在那遥远的笑声里解她的扣子，然后和她滚作一团……” 那个女人后来做了暗娼，离开了“我”。这里可能涉及到爱与忠诚的问题，但这些观念性的命题，家庭伦理与道德在这里的绝对性如何确认呢？面对这种生存境遇，其意义就显得苍白。小说始终没有写出她的名字，她的顽强的生存能力，她的乐观精神，她的绝望都写得感人至深。 那个陈喜儿也写得活灵活现，这个不知忧愁的年轻女孩属于现在中国的“新新人类”，她的生活像纸一样透明，也像纸一样脆弱。她的开朗，活泼，无所顾忌，她的拜物教式的消费态度，表达爱的率真，这些都被表现得非常动人。但她有她的认真，她总是认为“我”在日本有女人，这个女人迟早会来找他。这是她的隐忧。最后她跳楼自杀，却又让人觉得大可不必。这样的破裂方式似乎还可推敲。 相比较起来，那个戴女士始终是个谜，她的形象并不清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有意制造谜局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的形象被观念定格了，也被小说叙述的机制定格了，戴女士成为一个观念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