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个国家是不需要有国民教育的，因为那里的国民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培育好了。那些是一种基因教育。美国作家Lois Lowry的《记忆传授人》描绘了另一种离线更多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自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个家庭都是按国家计划的模式组成的。于是 ，每个人都在适合他的位置上成为安分守己的国民。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 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加智慧，更有自我治理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通知的臣民教育时，它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我们关注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第一种，警惕第二种。

给知识分子、人民大众以道德信仰和人生价值指引是徐贲的一贯特色，不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个人政治参与，徐贲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给出的解决办法，都是发人深思的，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在本书中，徐贲从人的良心的角度阐述公民知识和道理的启蒙，倡导私德和开启公德，从人性和人心开始的心智启蒙，到宪政引导民德，逐步达到个人良知和社会共善。

【内容简介】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专制或极权。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 ——徐贲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评论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本书立足于文化批评，关照当下中国公共领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教育、政体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徐贲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分门别类呈现了从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开始的古今中外各种教育体制，堪称一本关于教育体制的微型简史，也是徐贲先生多年来唯一一本系统性的理论著述。 3、此书延续了作者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公共生活的言说方式，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他对与国家命运与公民生活切实相关的教育进行了通古贯今的审视和思考，提出并回答了“政体与教育的关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严肃审视和思考了当下文化生态，为公共议题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答案。 【媒体及学者推荐】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本书收入了徐贲先生的文化批评文章，曾于2005年出过一版。本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更加切中当下的公共生活。在本书中，徐贲先生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作为主题。当正义和伦理原则遭遇现实时，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在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中寻觅自由与理性的支点。徐贲先生在本书中针对中国当下面临的多种现实困境，探讨作为知识分子当何去何从。 3、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以及他们与大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徐贲的分析与论述参照中外历史，博引西方理论，在中西对照中既将各种概念作理论性剖析，也为“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本书对我们重新理解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态，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的关系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政治的基础是坚持关于人的普遍价值。知识分子政治的基础是坚持关于人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的反抗，它的意义并不体现在以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或自由民主）来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如极权或威权），而是体现在，它拒绝以任何现成的政治正确信条来限制和束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拒绝以此来阻塞任何形式的公共群体交流。 把个人（“我”）的思想和集体（“我们”）的行为及行动联系在一起，把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联系在一起，既为了表明知识分子介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也为了主张，无论是谁，若要有效地介入公众问题的讨论，都需要尽可能地尊重知识学理，借助理性分析和实行独立判断。一旦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合为一体，那些原本似乎只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特征也就会获得普遍的公民社会意义，成为现代社会普通成员都可具备的思想和行为特征。 ——徐贲 【媒体及学者评论】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尊严是一种以它自身为目的的道德价值，它并不为达到任何其他目的服务，更不能为其他目的而被牺牲掉。失去尊严的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也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担负责任。如果我们反对将任何人像奴隶或牲口一般地非人化或作非人对待，那么我们就必须维护和捍卫每一个人的尊严，包括那些反对和破坏尊严这一普世价值的人们。唯有如此，尊严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一种连它的敌人也不能不自己需要的做人的保障。 比起十年前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今天正义和尊严问题已经在中国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就我本人而言，在这十年间基本没有改变的是，我在思考正义问题时所运用的一个判断价值（当然不是唯一价值）仍然是尊严：不仅是个人的尊严，而且也是每个公民在群体公共生活的尊严。 ——徐贲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作者以“群体公共生活的尊严”为价值原则的判断标准，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问题。全球化的新经验前所未有地向人们提出了群体尊严问题。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病无一不与一些群体损害另一些群体的尊严有关。全球关系中的霸权、强制性渗透、剥削及控制和国家群体内部的压迫、迫害、舆论钳制、经济剥削和政治暴力，都在破坏人的完整性，因而都是不正义的。 3、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仍是世界格局的基本治理单位，民族国家仍然在设置和影响普通人公共生活的基本社会空间。群体在国际间所遭受到的无尊严和蔑视与个人在国家群体内部遭受到的无尊严和蔑视十分相似。反对无尊严和蔑视就是争取承认。争取承认从根本上把全球正义和社会正义联系为一个整体。因此，关心公共生活的尊严应当在国家社会群体内部同时开始。 【媒体及学者推荐】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比想象得远远浅薄和错漏。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重新阅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正视对历史和过去的背叛，恢复对历史原貌的理解。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从人存在的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由此提出：“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尤为重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等人对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灾难的记录，以此警醒世人：公共政治思考之外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而被人忘却。 3、在修订第一版内容的基础上，本版新增《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三篇文章。 【内容简介】 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也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与错乱，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此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 ——徐贲 【媒体及学者评论】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芸芸众生的群众常常被看成是既愚又傻的群氓，“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至于那些尚未能挣脱锁链的傻子群众，他们更是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狗一样跟着主人的单个奴隶,另一种是像牛那样聚集在一起的集体奴隶。他们都被主人的禁止和规定死死困住,是没有变化可能的苟活者”。 但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说，“上帝挑选了世上愚蠢的来挫败聪明的，挑选了那些柔弱的来挫败那些强悍的。”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当傻子和装傻子于是成为一种深藏若虚的坚韧、深沉和机敏。 那些拥有两张不同面孔的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本书中的34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与当今“两面群众”有关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公共伦理、集体记忆的表现特征、群众与暴力的内在联系。这些既是“群众”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众”、“人民”、“公民”和“人”的问题。 两面群众的不断产生和繁衍不绝，根本原因在于人真实存在的异化,以及公民民主环境的缺失。群众的涣散、懦弱、猥琐、犬儒、盲从和暴力并不是他们作为人的全部。当今中国的群众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相信群众会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危机,是基于对人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信念，也是出于对民众要成为堂堂正正公民的期待。

这是一本介绍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书，以作者对人文教育理念的认识、日常授课的教学经历与体会、个人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可谓经验之谈。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教学实例，通过基于教师和学生自由精神与独立思考的经典阅读—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欧几里得、蒙田、洛克等大师的著作—培养学生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第二部分是作者对人文教育重要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列奥·施特劳斯的一些思考，集中在他对人文教育的理解。可谓方法论的指导；第三部分是西方古典的当代启示，经典阅读是学术和理论性的，但思考的背景和问题意识却是现实的。在大力推行通识教育的今天，这本关于人文教育的著作很有启发意义。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徐贲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本书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以上问题的答案和干净、优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这句话无疑是本书最好的注解。

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出现危机的年代。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并不是一个高深的宗教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在经营着的一份副业。本书中，徐贲通过对一个个热点事件的深入观察，用充满理性之美的文字，批判了文化教育、公共说理、政治社会等领域那些非理性、不自由的伪信仰，并指出怀疑的时代所需要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信什么，而是你的信仰是否以自由为灵魂。 从徐贲的笔下，流淌出的是理性之美。读徐贲的文章，您是否和我一样，突然感受到那种久违了，而又一直在期待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这部理性沉潜的“公共随笔”文集使公共生活观察成为政治哲学的助手。纪德在《地粮》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而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些随笔虽为时评，观照的是“这里”和“现在”，却都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来保障群体的公共“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匮缺这些条件不是放弃和绝望的理由，因为所有这些幸福因素都不是命运的安排，只要我们愿意，都是可以习得的。 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 ——徐贲

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 学家I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犬儒原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面对中国现阶段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社会的犬儒主义状态，作者透视犬儒文化，对犬儒主义进行分析辩解，针对中国的信仰危机、社会颓废、人类价值、教育分歧、公共说理等，针砭时弊，鼓励人们思考和反思，共同寻求解救之道。

这里记忆的是一个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既无旧恩可报，也无新功可求”，大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思想罗网和政治漩涡。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事实行了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用心做事、谨言慎行；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守拙安愚、有所不为。他痛苦于内，宁静于外，养成一种可称为“犬儒”的淡泊和怀疑。这种清醒自明帮助他度过苦闷迷茫、坎壈困顿的岁月，而终于没有变成一个忧郁者和厌世者。惟如此，才有了这里的文字见证。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文化批评基于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它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和公共政治的公民行为；它剖析、评价与“共同的善”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和群体价值，难免会触及“不方便”的政治敏感议题。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撤离了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政治敏感议题，丧失了文化批评的公共政治锋芒，变成一种精致而无目的的游戏，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 叩问“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就需要重申文化批评的公民政治作用和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传统。这样的文化批评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宪政民主建设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