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广征博引，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剖析了古今中外对家庭、婚姻、礼仪等社会问题的看法，关注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传统与现代在相互抵触与融合之中所产生的思想碰撞，乃至由此而产生的传承和演变对当今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

“基督教中国化”的话题是中国政界、教界和学界都非常关注、而且也颇有争议的论题。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从其历史发展沿革来看乃是两种文化体系相遇和对话的关系，当然也是两种强势文化彼此接触和对比的关系。《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作者吴飞通过民间考察的形式，对基督教在现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历史与处境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述。

礼乐传统是中华文明的命脉所系。《礼记•昏义》中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婚礼为人伦之始，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基本结构和过日子的走向；丧礼为教化之重，关系着每个家庭的人情厚薄。在民间，红白喜事也被当作最重要的人生礼仪。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安排婚丧之礼，小而言之，关系到如何安顿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大而言之，关系到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丧祭与文明”研究中心在2011年6月份，于北京十三陵和昆明长松园召开了题为“婚与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讨论婚丧问题的文化意义。我们从这次会议发表的论文选出一部分，结集出版，希望能够推动相关领域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也希望能够深化全社会对相关问题的思想，既不要停留在盲目浮泛的教条观念上，也不要徒然地陷入无谓的口舌之争。

本书作者以华北一个天主教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重新理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宗教社会学命题，指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宗教能否促进现代化，而是宗教究竟是否可能影响到伦理生活。 新教的独特之处在於它以一套有效的技术改变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而作者所研究的这个天主教村庄中，天主教沒有形成这样一套技术，只是在仪式和组织上形成了天主教群体、一个亚群体、一个身分群体，但並未在伦理层面使天主教徒有异於普通农民。 教徒因为天主教的特殊身分而在义和团、文革中遭受特殊的待遇，於是又引发作者对苦难问题的关注。天主教的群体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苦难的敘述中形成的。作者详细讨论了教友们的记忆、敘事等技术，触及了人们对恶与受苦的态度，以及与神义论相关的一些问题。

《思想与社会:洛克与自由社会》的形式是学术论文专辑，主题是“洛克与自由社会”。洛克是英国17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其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凸显。自1948年拉乌雷斯档案公开后，西方洛克研究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反映了洛克对现代思想的重要影响。《思想与社会:洛克与自由社会》收录了三篇有关洛克思想研究的长篇论文，分别对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些论文的作者是目前国内最优秀、最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这几篇论文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国内洛克研究的最高水准。中国刚刚进入现代社会，而洛克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形成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对洛克思想的深入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的基本特点，一是奥古斯丁在其中全面展示了自己的整体神学思想，一是他在此集中处理了罗马的宗教、历史和政治问题。这些特点使《上帝之城》仍然成为奥古斯丁非常重要的一部书，虽然读这部书不会像读《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那么充满乐趣，而且只有在掌握了他的总体框架后才能看出此书的价值。 在这部书里，作者处处可以看到奥古斯丁与古典思想之间的连续和断裂。但重要的不仅是他与古典的关系，而且是它与后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现代思想中一些核心理念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生活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年代，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著作在整个中世纪对基督教学说和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本书是他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供广大爱好者阅读参考。

奥古斯丁生活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年代，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著作在整个中世纪对基督教学说和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本书是他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供广大爱好者阅读参考。 在这部书里，你可以看到奥古斯丁与古典思想之间的连续和断裂。但重要的不仅是他与古典的关系，而且是它与后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现代思想中一些核心理念之间的关系。

本书为“思想与社会研究系列”之一，对自杀行为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等三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的历史或思想史的梳理。近些年来，对西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将欧美学界的这些成果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全面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就本书叙述的时段而言，很多惊心动魂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场。本书所触及的时段，有很多自杀问题相关的人与事，作者也并未谈及。这本书所要做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本书将奥古斯丁及其《上帝之城》置于西方思想史的古今变化的脉络里，从多个层面——“心灵秩序”、“原罪”、“历史”、“末日”等——对这部浩繁的巨著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并对奥古斯丁写作本书的历史背景和心理动因，以及他对后世的广泛影响与后人对他的挑战和批判，做了相应的陈述和分析。

《柏拉图注疏集:苏格拉底的申辩》记述的是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败坏青年。于是，苏格拉底被传讯，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作了著名的申辩。但申辩并没有挽救苏格拉底的性命。他最后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为西方文明打下了两个基本色调。而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首先要归功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

吴飞教授研究兴趣广泛，但他关心的焦点问题一直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处境。《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收入了作者近年来陆续写出的十一篇文化随笔。在目前复兴国学的各种声音极其嘈杂的状况下，吴飞教授既反对盲目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对传统思想的全面否定。他主张：在认同现代世界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以古代文明的资源来平衡现代性的各种问题，从而使现代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这既是西方现代性的经验，也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未来。

《尘世的惶恐与安慰》记录了作者对西方文化的一些感悟，道出了他进人西方文明之后受到的思想触动，其中既有救赎神话带来的震颤，也有被自由精神感染后的安慰，更有在触摸一些灵魂时的亲切与景仰；但所有这些，都浸泡在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惶惑和怀疑当中。作者很喜欢西方现代文明的悲壮感和自由精神，但也深深感到这种属灵的文明带来的单调、虚无、令人焦虑的生活方式。作者试图在深人西方的同时反观自我，并反思这种尝试所带来的更多的疑问。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