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群体为何如此口碑不好？他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关注点自然要落在1949年以来“极左”政治所推行的思想改造这一历史现象上。 孟繁华就此总结说：“自50年代初期始，检讨之声不绝于耳，思想能力的丧失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界最令人震惊的景观。” 贺雄飞说：“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文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工具，得意的往往是御用文人。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反思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文人的表演，我们不难惊醒地发现：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 事实表明，这个群体在历史转型的大考验中交出了一份令人困惑、失望以致绝望的答卷。从当事人的众多事后回忆和“忏悔”的文字来看，在当年的“改造——检讨”运动中，确有那么多的人是真诚的，真诚到坚贞不渝，至死不悔。当然，“假诚”的自然也有，但却少之又少，且大概都深埋于泥土里，以致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见天日。但不论真诚与“假诚”，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持续的思想改造后，他们基本放弃和丧失了独立思考以及担当社会良知的使命，甚至欣然成为委身于权力的工具和“文奴”，扮演着“帮忙”、“帮闲”及“帮凶”的角色。因此，道德失范、人格堕落、价值迷失等现象演化为作家们的生存常态，与整个社会一起进入一种欺人与自欺、整人与被整的模式中，并一直延续和潜伏下来。既如此，这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就需要提起注意，即“五四”以来形成的虽不算多却也不算少的现代文人群体，在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是如何生活、思考和工作的？ 他们在检讨交心时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 他们的检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 导致他们检讨并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都是学界需要也应该做出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