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龄公主文集(套装共8册)》是德龄在清官生活的再现。作者凭借惊人的记忆，给我们细致描述了她在清宫侍奉慈禧太后的生活细节。在与慈禧朝夕相伴达两年之久的日子里，她对慈禧的饮食起居、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进行了仔细观察，写出了皇室宫廷生活的艳丽和奢华，同时刻画了慈禧鲜为人知的人性中的另一面。书中还描绘了作者眼中的光绪皇帝和皇后：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光绪难酬壮志的遗憾和其难以克服的软弱性格；皇后的温文尔雅和知书达理；另外作者还描写了宫廷节日的庆祝仪式，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先后在《大公报》、《文汇报》工作的徐铸成先生，在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由于生活颠沛和工作繁忙，他的日记时断时续。这些日记有的在早年的战乱流离中遗失，有的在政治运动中被查抄而未发还。这本《徐铸成日记》，就是从作者现存的日记中选取了1947年、1949 年、1951年、1957年、1958年、1965年、1966年这七个片段，参与、见证了国共内战、建国大业、朝鲜战争、中苏友好、“反右”运动、整理文史资料和“文革”初期等大事件，具有相当典型的历史代表性。日记原文均据作者手迹实录，不做删改。原文中涉及的人与事，整理者都在可能查找的范围内作了大量注释，使得本书的资料性和可读性都大大增强，极具史料价值，是读者走进20世纪中国、触摸历史时不可多得的读物。

“在这部作品里，我将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在中国两年的所见所闻。当时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处于对所有事情都似懂非懂的一个奇怪的中间状态。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革命成功了，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为什么人民还会挨饿？今后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作为一个局外人，以我自己的经验讲述了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她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她。这是由于我接触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字、音乐和结交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

此书是邵先生到1958年的自传，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着那个时代。

中苏关系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办公厅成立的中央翻译组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作者作为翻译组组长，亲历了中苏关系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珍贵史料。全书资料翔实、细节生动、情感饱满，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是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运史、党史国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本书是戴秉国同志的回忆录，主要对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一些他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他早年的一些经历。这些战略对话和特殊经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在书中，戴秉国同志以平实的语言，提出并回答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哪些？在台湾问题上如何处理“蜂蜜和苍蝇拍”的关系？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中俄就像两根“谁也离不开谁”的筷子？朝核问题何以成为世界性难题，各方关切是什么？回忆了如何促成中国龙和印度象从相争到共舞；如何“破冰”甚至“融冰”，推动中日关系转圜；如何迫使法方不在对华政策上瞎折腾；以及自己如何走出云贵高原的山高林深。 书稿披露大量外交细节，重要人物轮番登场，更有作者本人精彩而精准的评论和思考，并附有60多张首次发布的珍贵照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成长史，本世纪大国外交的全景式画卷。

本书是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胡汉民自述》为底本，同时辑录胡汉民回忆孙中山等师友、他人回忆胡汉民的多篇文章，以及胡汉民的某些重要著作，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一个真实的胡汉民。 这本回忆录有对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物的记述，很多不为人熟知；对了解清末同盟会在南洋的活动、镇南关起义，以及廖仲恺遇刺、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等重大事件内幕很有参考价值。

五歲的艾德加與希特勒在路口四目相交。 那張臉毫無笑意，散發出令人震懾的力量…… 現年九十歲的猶太裔歷史學家艾德加，在五歲到十四歲的慕尼黑童年時期，有個知名又恐怖的鄰居——納粹頭目希特勒。 由於艾德加的爸爸是著名出版人，伯伯利翁是德國重量級作家與歷史學家，一家人與德國大作家托瑪斯．曼及劇作家布萊希特等人往來密切，許多知識份子也常聚在艾德加家的客廳，與他爸媽討論德國的政治走向以及對納粹崛起的擔憂。伯伯利翁更是撰寫了《成功》等書批判納粹，暢銷程度更勝希特勒《我的奮鬥》。 與希特勒當鄰居的這十年間，隨著納粹得勢，艾德加的幸福童年逐漸變調。他最要好的朋友不再與他說話；褫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紐倫堡法案通過後，從小陪他長大的德裔保母也不得不離開；利翁伯伯則因為著作成了納粹頭號公敵，爸媽開始談論起流亡。 艾德加開始學習當個隱形人去對抗這個世界，並透過他家窗戶，見證了德奧合併的籌備，更目睹英法義三大巨頭在希特勒家簽屬慕尼黑協定的歷史時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蓋世太保破門而入，將他的爸爸拖進集中營。這段危機四伏的鄰居關係到底還能維持多久…… 艾德加將時間倒轉回五歲，透過兒童純真的眼光，將當時所感受的社會氛圍、歷史事件以及對希特勒的第一手印象，娓娓道來。 【一致好評】 ◎周全（資深譯者） ◎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中心主任） ◎胡忠信（歷史學者、政治評論者） ◎陳思宏（《叛逆柏林》作者） 「本書頗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味道，堪稱為『一個猶太人的故事』。」 ——周全（資深譯者） 「福伊希特萬格的人生經歷跌宕起伏：幼時曾與希特勒為鄰，稍長後卻受到這位一戰榮民的迫害。希特勒崛起後，帶給許多德國人虛幻的願景，也讓許多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不得安生。一九三八年『水晶之夜』事件發生時，福伊希特萬格全家受到威脅，父親能順利安排全家離開德國，前往英格蘭定居，已屬萬幸。數十年後，福伊希特萬格成為歷史學者，對納粹有深刻認識，再回首慕尼黑歲月，想必點滴心頭。」 ——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中心主任） 「曾經培養巴哈、貝多芬、歌德的國度，何以也造就了希特勒？以人類主流文明自居的日耳曼文明，何以讓一個社會邊緣人成為獨裁者？希特勒運用民族主義做為一種凝結劑，從人性之惡蒸餾出毒酒，複製了『高貴的野蠻人』，本書提供了深刻的觀察與分析，足以為殷鑑。」 ——胡忠信（歷史學者、政治評論者） 「本書以嚴格且有趣的方式，依照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間事件的發生順序來撰寫，將他生活優渥、富教養的猶太人家日常生活，與在他家窗戶底下發生的政治事件巧妙結合。」 ——法國《費加洛報》 「猶太歷史學家艾德加．福伊希特萬格見證了德國歷史的混亂年代。透過作者孩提時代的獨有回憶，重建若干史實，例如一九三三年的政變、對猶太人緩慢卻無情的禁制、初始的集中營關押等。不消說，這道見證毋寧是沉重的。」 ——加拿大《新聞報》 「『我得強調假如他當時知道我是誰，我現在就不會還在這裡講這個故事。』作者到現在依舊記得希特勒與他交目時的眼神。」 ——法新社 「福伊希特萬格在此書完成了時光之旅，用他童年的眼光描述希特勒，企圖拆穿他，好提醒世人他的瘋狂與真面目。」 ——《快訊週刊》

葛剑雄整理，1998年文汇社出过。内容分“土改日记”、“京华日记”、“文革日记”、“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四部分。

“回忆及思考”的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共）多年的高级领导人，1970—1988 年连续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内阁总理18 年之久。这本书是他多年亲历的历史见证，在我们当前的政治文献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学家从这本书中，可以修正或肯定自己的调查、研究和回忆。 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既有光明的方面，也有黑暗的方面。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作者描述了他亲历的各种事件，并揭示出历史的概貌，而这些事件和历史慢慢地也将被时间掩盖起来了。 十分重要的是：作者决定公开地写出自己长期的政治生活，他不隐瞒自己对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复杂关系的立场和观点，不像那些匿名的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那些各种时代的所谓“集体声明”。同样，作者在书中声明了他对本人的步伐和决定所应负的个人责任。 政治回忆录不是一般的学术资料，类似的书常常带着个人的同情和厌恶、辛酸和自豪、对赞扬的渴望及对恶意歪曲的担忧。卢博米尔? 什劳特加尔的书还具有一个特点：在我们的情况下，它部分地弥补了对捷克斯洛伐克1948 年以后重要首脑人物的专门论着，这些专着, 无可置疑地经过了错误的学术加工。作者并没有这种类似的野心，他希望，从这本书中所能得出的东西，会有助于对我国的现代历史及其连续性的探讨。 因此，这本书也会吸引非“专业工作者”的读者，因为它提供了当代的生活及事件的直接概貌，对这些生活及事件，我们千千万万的人们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 捷克时代（Epocha）出版社——布拉格出版集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法国的沦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叙了1940年间，在经历了一系列关键性战役的失利之后，法国遭受德国侵略的灾难性过程。法国的沦陷对战争形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沦陷后新成立的维希政府彻底沦为法西斯的傀儡，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法国人民惨遭蹂躏；另一方面，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使得英国面临德国渡过英吉利海峡直捣英伦三岛的威胁。作者在书中以决策者的身份对战争发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情进行了全方位描述，特别详述了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即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和英法海军奥兰事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清水安三与他的先后两位夫人清水美穗、清水郁子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创立崇贞学园，在天桥附近的贫民窟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为战乱环境下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三个国家的普通女孩子的学习与成长，提供了一个充满爱的国际化园地。一九四五年以后，清水回到日本，又在东京奇迹般地创办了樱美林学园，而崇贞学园则演变成了今天的陈经纶中学。

《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修订版)》作者亨利·基辛格首次披露越南战争期间国际国内政坛内幕。他亲身经历了和北越代表团旷日持久的艰难而令人感到挫败的谈判，参与了谈判中的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制定。其间，国际风云迭起，国内矛盾重重，基辛格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写下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外交财富。基辛格不仅是《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修订版)》所述事件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和天才散文大师，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缜密的文风在《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修订版)》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修订版)》中精彩的细节描写再现了许多国际重要的政坛人物——约翰逊、尼克松、戴高乐、胡志明和勃列日涅夫等的个性特征，他们曾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加拿大著名的外交家，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留给人的印象是修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幽默的性格，说得一口流利但带有浓重的湖北乡音的中国话。他以自己出生在湖北而自豪。他逢人常说的一句中国俚语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1894年朗宁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在襄阳长大，讲一口地道的湖北话。他的父亲是位传教士，母亲早逝，葬于襄樊。1908年朗宁随父亲回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定居，在加拿大和美国读完大学后，于1922年又回到襄樊。在鸿文中学教了5年书。其间，受到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影响，非常同情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1927年回加拿大，任卡姆罗斯路德学院院长，后加入了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阿尔伯塔农民联盟”，并于1932年代表该联盟参加阿尔伯塔省议员的选举，成为省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1942年朗宁应征入伍，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加拿大外交部派往重庆，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任一秘，是加拿大大使奥德朗将军的高级政治顾问。从此朗宁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加拿大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1946年10月，朗宁开始担任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加拿大驻华的首席外交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任加拿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朗宁奉命留驻南京，负责同南京外侨事务处长黄华谈判建交事宜。他向加拿大外交部建议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但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加拿大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决议，中加建交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1970年10月，中国同加拿大才正式建交。1951年回国后任加拿大外交部美洲及远东司司长，1953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任加拿大代表团特别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挪威和印度大使，1965年退休。1966年任加拿大大使级特别代表，出使西贡和河内。

《亢斋文存 -- 罗章龙回忆录》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罗章龙的回忆录，全书共计80万字，在隐匿于世40年后，日前由美国溪流出版社独家出版。 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中共早期的建党活动，工人运动的发动和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往来；党内、工会内部的争斗；中共早期方针政策的制定；特别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缘起，及其所作所为和被灭杀的过程。还透露了被开除出中共的原非常委员会成员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线索。本书（上、下两部）内容翔实，史料珍贵，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内容简介】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教育思想极大转变时期：由私塾转变到学校教育，由传统保守思想转变到接受西洋学术思想，由古典文学转变到提倡白话文；正如美国教育家克柏莱（E.P.Cubberley）所说的：“在复杂方言的中国，正把古老的文化从困难中转到西方性的文明。” 杨亮功先生幼受私塾教育，大学时代正逢五四运动，其后又留美研究教育。《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这一本小书，虽系作者个人的叙述，但却充分反映了这个伟大转变时代学术思想上所表现的一种新生的智慧之火。本书实为中国早期教育蜕变最珍贵的史料。 《五四》一书，刊行于1919年9月，是记载五四运动最早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所载，皆系编者的第一手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一本书，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的真义。亦可以了解到此一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关系。 【书摘】 一、青灯家塾忆童年 我在六岁时（光绪二十六年实足五岁）开始上学，系附读于一邻居李姓家塾。先生教我认方块字，读千字文，百家姓。因体弱多病，不久即辍学。 次年父亲与亲戚李养吾先生两家合请一位合肥王春茂先生做家庭教师，书房设在我家，伙食按月轮流供应，学生仅李家姊弟公桂、公会和我及弟保钧四人。王先生有六十多岁，随他而来的，有他的十二三岁的顽皮孙子，和二十多斤重的光滑青石球。 王先生虽精于拳术，并不教我们技击，对于我们的书本功课亦不十分严紧。每日除读书习字例行功课外，常带我们出外散步（女生除外）。沿河两岸，农田菜圃，以及市场庙宇皆是足迹常到的地方。王先生的理想中，并没有甚么叫做示范教育——使学生了解人生实际生活，多与大自然界接触。王先生的理论是不赞成年幼学生终日关在书房里如关在监狱一样，那是会闷出病来的，应当让他们多在野外散步，舒散筋骨。我那时仅是六七岁小孩子，想像力与联想力尚未十分发达，谈不上欣赏大自然的美。四壁云山，一湾秋水，并不能引起我的爱好。可是夕阳西下，牧童村歌，却也令人有点悠然神往。 王先生只教我们一年不再继续了。我在那一年中除了死记若干生字，读了一部史鉴节要外，似乎别无所获。 王先生去后，父亲单独聘请一位含山赵仲平先生来教我们兄弟二人。赵先生系上海格致书院毕业，不满四十岁，性情很和平。他另有一套教学方法。他一方面教我读经书（论语、孟子、左传），一方面订购些上海文明书局新出版的史地动植物各种小学教科书，用白杭连纸、石印、线装的本子，远较现在小学所用教本为美观。上有插图，文字浅近，最易引起阅读兴趣。在当时科举尚未废除，内地私塾采用教科书为教本，使学生能接受若干新的知识，总算开风气之先了。不过赵先生教我读经书，仍用死记的背诵方法。有时我遇着艰涩长句背诵不来，他始为我略加讲解，意义明了后，便容易读熟。我觉得过去私塾背诵方法自有它的用处，不一定就要废除。我现在对于五经四书还有一部分能够记得，是靠着当时背诵之功。不过背死书而不讲解却是一种虐政。古代希腊小学读字母用一种诗的方式，读书要有音调，这也是一种帮助背诵的方法。 那时我的祖父虽已六十多岁，他还掌理家务。关于我们兄弟的教育则由父亲照管。我们每天早晨上学前，总要到祖父床前叫一声“爹爹”。他伸出头来在我们面颊上亲一亲，每人给制钱三枚。当时物价三个制钱可以买两根油条。后来物价上涨，每天给我们的钱，也跟着调整。到了每天给我们一个铜角子时（值十个制钱），我就快要离开家庭到县城进高等小学了。祖父每日看的是《申报》，那时北京京师大学堂新创办，报纸上常载有京师大学新闻。祖父很重视这个全国最高学府，因此他常常叫我的小名问我：“X X，你将来长大时是不是要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呢。”我总是回答说：“是，我将来长大时一定要进京师大学堂的。”他听了非常高兴。祖父是辛亥那年去世的，到了民国四年夏天，我到北京考学校，其时北京大学考期已过，我考进了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但我宁愿放弃工专正式生资格而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旁听生，一年后考试及格改为正科生。这固然由于我不愿学工科，也是想完成祖父的期望。 光绪二十九年我已经九岁，父亲集合本家大房、三房、五房几位伯叔及亲戚李养吾先生共同创办一所初级小学，取名养正小学。校舍借用大房的两路平房，加以改造，并添建讲堂两间及操场一个。所收学生，仅限于杨、李两家以及两家亲戚的子弟，总共不满三十人。按程度分甲乙两班，我分在甲班。校长由三叔祖鉴堂担任。教师只在外面请一位靳穆如（名铎）先生专教国文，其余科目由创办人各就所长分别担任如下： 科目 教材 担任人 修身 孝经 叠筠二伯 读经 大学、中庸、左传等 父亲 国文 古文观止、东莱博议 靳先生 历史 纲鉴易知录 月如三叔 地理 乡土地理 格致 动植物 算术 算术、珠算 子宽三叔 体操 李养吾姻长 以上除靳先生外，其余全不支薪。学校功课以经史国文为主，父亲及几位伯叔皆系科举出身，担任经史课程，当然很合适。子宽三叔的算术程度虽不深，但教授初级小学，是足够应付的。李养吾姻长是一位军官，曾带兵远征广西苗人，他教我们体操未免有点大材小用。其外大房有三位老兄味埙、仲篪、纫兰在南京两江师范读书。他们暑假回家时也尽点义务，教我们地理及格致，并教我们一点日文。 这种半新半旧式的小学，等于一种变相的家塾，也可以说是由私塾到新式学校转变中的一种过渡教育。学校虽采用班级制而仍沿用私塾式个别教学。教学方法仍是背诵式与讲述式。经书国文不仅要背诵而且要“回讲”。每星期作文一篇，每天写大字一张，小字半张，点阅《纲鉴易知录》两页。这种日常工作与在私塾时并无差异。 校内功课相当的紧，各家家长皆不愿其子弟落在人后，故督促甚严。学校教学虽不像过去欧洲耶稣会学校完全以竞争为教学原则，但是由于长辈们有争强好胜心理，因此我们同辈学生对于功课竞争甚烈，甚至因竞争而生嫉妒。 大伯幼篯在伯叔辈中年龄最长，文学亦最好。他在外做官，年老回家，闲居无事，有时为我讲些诗赋。他讲的是《唐诗三百首》和《赋学正鹄》。有一天他看见我的作文课本，向父亲说我将来可以造就，要父亲多注意培植。不意这句话竞引起几位同辈的妒心。因此我想一个人在社会上，能为人所敬爱而不为人所嫉妒，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学校在暑假中虽不上课，但是我们每天仍照常到学校读书写字。晚间叔伯子侄们往往聚集在学校操场上乘凉，大伯有时出对子考我们，最优者有奖品，一枝笔，一碇墨或十个铜角子。我还记得三付很好得奖的对子。 一 重帘不卷留香久 万籁无声下笔迟 二 无风灯焰直 有月竹阴寒 三 驴背不如牛背稳 马皮何用虎皮蒙 有一天本县县官陪同一位姓沈的省视学来到学校视察，翎顶辉煌，后面跟了一大群随从，这件事轰动了全乡镇教育界，也是学校开办以来一件大事。沈视学留住在校内，县官另有“行辕”。镇上一位武官每日早晨衣冠整齐到学校来向沈视学磕三个头，站起来，再打一千。这位视学先生只是拱手作答。我看了很奇怪，便问父亲，他说：“因为沈视学是一位读书人，读书人是受人尊敬的。”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在勉励我要读书。沈视学在学校住了三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假城隍庙戏台演说一次。讲的是劝人家父兄送子弟进学校及女子要放足。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学校为我们甲班生在县城办毕业会考。父亲同几位伯叔送我们去考试。雇了一只夜行船。由柘皋镇到县城要穿过巢湖，约有六十里水路。初上船时，月色甚佳，一舟容与，大家甚为高兴。等到出河口时，风雨大作，乃避人港内，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后始到县城。考场借用县立高等小学，国文题目就是高小大讲堂所悬横匾上的四个字——“士先器识”。我们毕业后，养正小学不久亦结束。 我在小学读了四年，这四年中，我进步之速，远非在私塾时所可比。特别是经史国文已有基础。后来升入高小及中学，关于这部分功课，颇能应付裕如，考试成绩常在优等。就是到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专习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因为在小学时偏重文史之关系。所以小学教育最不可忽视，一切一切皆足以影响到将来。今事隔五十年，回想当时祖父对我期望之殷，父亲劳心焦思教我为学做人，其所给与我的恩惠，真是无法报答。一灯如豆，半夜书声，儿时情景，徒供回忆而已。 二、五年北大读书生活 我在养正小学毕业后，升入本县县立高等小学，读了四年，于宣统三年考入合肥庐州中学。我记得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为“制礼以崇敬”，这种深奥题目实难以下笔。（到现在我还未查出此题之来源。有一次问及适之先生，他一时亦未查出下落。）我大胆的走到学校监督张子开先生面前，询问题意。这位老举人理学先生并不拒绝。我遂将他所讲的话，编凑成一篇论文，竟蒙录取。此校为李鸿章后人所创办，假旧庐阳书院为校舍。师资设备较一般私立中学水准为高。曾一度聘请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严几道兼任本校监督，并聘有一位英国教师。民国成立后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李诚庵先生为校长，后由张琴香先生继任。学校管理甚严，学校学监与学生食住同在一起，与欧洲中等学校管理学生办法颇相似。由于我在小学国文已有了基础，因此在学校每学期考试成绩总在第二名。而陈维藩同学则包办第一名，他年龄比我长，国文程度比我好。 民国四年夏，我在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即束装北上，作升学准备。这是我初次出远门，父亲由乡间伴送我到县城。父亲于宣统年间曾以孝廉方正晋京殿试，对于途中一切情形指示甚详。由巢县搭小轮，经芜湖，乘大轮，到南京，转津浦铁路北上。同行一共四人，皆系本届毕业同学，路上相互照料，减少很多旅途上的困难。到北京时已八月中旬，我所希望投考的北京大学试期已过。遂投考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幸获录取，尚未注册人校，即听说北京大学旁听生尚有余额，于是又转入北京大学。我之所以宁愿牺牲工专正式生资格而做北大无学籍的旁听生，一由于要达成家庭要我进大学之愿望；二由于我在中小学读书，一向是偏重文史，而且那时一般学生心理，不大重视理工科，——恰与现在相反。我在一学年完毕后，由旁听生改为预科正科生。 北大预科功课甚为严紧，其教育目的在作升人大学本科之准备，所以学科方面注重语文训练及基本知识之培养。预科学长徐崇钦先生特别偏重英语，他本人就很少说中国话，因此外籍教授颇占势力。有些科目是全用英语讲授，教西洋史及演说学的便是两位英国人。西洋史是用迈尔斯《世界通史》（Myers：General History）做教本，演说学是选读短篇英文演说。这位教演说学的英国人不仅要我们背诵演说词，而且要于背诵时能表现出优良的演说姿式，很像古代希腊老师教学生读荷马史诗一样。不仅要背诵朗吟，还要表情。另外一位教英文的郭先生上课时也是用英语教学，他用的教本是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是刚从内地中学毕业，英文程度很浅，因此感觉有些吃力。 那时预科国文是由沈尹默先生担任。沈兼士先生则教文字学，我们最怕沈兼士先生的考试，他常考冷僻篆字，稍不留意就有零分的危险。其外有陈百年（大齐）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桂邦杰先生教授地理，这位老先生善诙谐，加上一口扬州土音，说起话来，常常教人发噱。到了第二年，马幼渔（裕藻）先生教我们的国文，一年中只讲《庄子•天下》篇一篇，旁征博引，大有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学的作风，——专重评解“注释”，可是得益不多。 大学预科的设置，是民国元年蔡孑民先生做教育总长时所主张，到了民国十一年后始废除。我现在感觉到这个制度实有其优点。学生在大学预科有了语文及普通学科之充分准备后，升入本科时学习专门学科可以减少许多困难。中世纪欧洲大学初创立时，设有文、法、医和神学四科，而文科实系其他三科之预备科，——准备拉丁文（当时大学教学系用拉丁文）。目前我国大学成绩低落，语文程度不够是其主要原因。 民国五年底，蔡孑民先生继胡仁源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次年夏季招生，对于投考文科中国文学系的资格特放宽尺度，大学预科未毕业者，亦可投考。我见猎心喜，结果居然考取。我记得我的考试成绩是国文七十五分，文字学八十分，历史成绩最坏，平均总算及格。因此我在预科只读了两年，加上本科三年，共在北京大学读了五年。 我在北京大学本科就读，正是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这个转变的结果竟导致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尼克尔（John Nichal）在其所著《拜伦传》中曾说过： “从历史上看，每值我国（英国）遭逢危急存亡的大难时，这些从大学冒出来的智慧之火，便将整个国家燃烧出一个新的生命。从威克立夫（Wycliffe）、拉替麦（Latimer）、洛克（Locke）、吉本（Gibbon）、马考莱（Macaulay）诸大家一直到目前的物理学时代止，（按指十九世纪末叶）每一时代的推动者很少是大学圈外的人。” 由此可知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当时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论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提倡，皆系有关文科中国文学系所发生的问题。我那时正在北大攻读中国文学，是从这个转变中经历过来，虽然我未参加新旧文学论战。当时在校师生对这个新生运动的反应，以及中文系教授派系之消长和几位重要教授的教学逸事，颇值得一述。 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教授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及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去。代之而起者为余杭派，如黄季刚（侃），朱遢先（希祖）、马幼渔（裕藻）、钱玄同（夏）和沈尹默、兼士兄弟诸先生，皆系章太炎先生门弟子。蔡先生继任北大校长后，由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当时，陈正主办《新青年》杂志。他的主张是科学与民主（赛先生与德先生）。所以他后来到底与共产党还是不能相容。不久，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之先生亦来北大任教，于是新派势力大增。当时北大内部师生对此项新运动，反应不一，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学生方面有罗家伦、康白情等所主办的《新潮》杂志是拥护新文学的；薛祥绥等所主办的《国故》，则拥护旧文学。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蔡先生虽主张新旧并存，但是倾向于新的方面。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主要选编龚育之关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记，同时，兼及人物传记。采取集中描写同一主题的方式，或个人一生扫描，或某一事件描述，突出亲历者的回忆，其叙述也尽量立足于历史文献的记录。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鍾士元先生不獨是香港一位出色及資深的政治家，而且對香港各方面的發展都有重大的貢獻。在過去四十多年中，香港在政治、經濟、教育及社會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發展，並且從一個英屬殖民地過渡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鍾先生在香港這其間的發展中，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可能是曾親身及積極參與整個回歸歷程的唯一一個香港人。 這本由鍾先生親自撰寫的回憶錄，記述了他個人在1979至1999年的二十年間經歷的香港在政治上的轉變，先是中英談判，然後從一個英屬殖民地轉變成一個高度自治的中國特別行政區。在他傑出才幹的幫助下，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得以順利完成，因而使香港能於1997年七月一日平穩過渡。 這書對香港這段重要的歷史，提供了很多珍貴的資料，有些是從未發表過的。對香港回歸歷史有興趣的人士，這書也是一本很有價值的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