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阿班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给全球大众。 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与细节，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書中主要是記錄他在這個光影世界三十年(六十件代初至八十年代末)的人與事，當中可以看到香港電影市場的變遷，如：邵氏的興衰，由於作品是成書於80年代末，對於香港電影90年代的黑暗期和再生並沒有談及，書中並不是要告訴你甚　是電影文化，理論和批評。而是從張導演的角度看當時的電影世界，那個電影夢工場的黃金期實在是令人嚮往。

战时陪都重庆，美国破译之父雅德礼奉命创建 “中国黑室”，破译日本密码，精彩的故事由此展开：先在重庆戴笠公馆落脚，继而偶遇汪精卫情妇淑贞，设计谋赶走间谍嫌疑，破译独臂匪的密电，在华行踪被《纽约时报》揭露……此书写成后直到 1983 年才得以在美国付印。此次中文版，配有62幅精彩插图，带我们走进民国谍战现场。

关梦龄几乎参与了他任职督察长期间督察处的全部罪恶活动，并且将自己高超的特务技术传授给上司、同僚、下属，曾迫害大批共产党人。长春解放后，关梦龄自首，在清除国民党遗留特务时立下大功，关梦龄本因罪行该死而不死。1953年关梦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先关押长春监狱，后集中抚顺战犯管理所，1963年刑满释放。共产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和照顾战犯，使他们死去的良心又复苏了。关梦龄在监禁的15年里写了有近百万字的材料，他们对代表政府的管教人员感恩戴德，历数了其中种种感人肺腑的事例。

这是一本自传，记述了作者一家三代人从欧洲来到中国，在中国城市创业安家，二战中遭受苦难，直至战后离开中国的历史，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的外国人的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 本书与其兄长布莱恩·鲍尔所著的《租界生活——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在记叙时间上前后衔接，两书相合，堪称鲍尔家一部生动的家史。 本书是真实生活的再现。丰富的插图，包括当时的照片、速写图画和剪报等，将你带回那个时代的天津、北戴河、上海、浦东、龙华和潍县。 1996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先生在评论本书时说到：“该书内容生动、真实、文字优美，让我们重新品味少年时代的生活情趣。尽管我的年纪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在租界生活的经历，很多都是一样的，天津英国学校和童子军的两重性，在北戴河游泳、钓鱼，在天津席棚搭建的溜冰场滑冰。我们都属于殖民主义，尽管殖民主义不属于我们。”

《布拉格之冬》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发现其家庭犹太身世后，回忆其童年时期以及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段历史往事：从布拉格的一山一水，一街一景为记忆的起点，揭开了德国以保护丹麦的苏台德区德意志人为借口，逐步拉开入侵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野心和计划。全书感情真挚，引发对战争、人性的深思，并穿插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

《东京上空30秒(中文简体版)》主要内容是“亲历二战的士兵写过的最好的战争回忆作品之一……惊险，曲折，温暖，深刻。”空袭任务执行者罗森少校的热血回忆与感恩心语，七十年后，终于化作汉字，来到他毕生难忘的中国大地！读懂此书会让读者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学问。

1、1970年代的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韩素音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的女儿，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中国驻英武官的妻子，铁幕时期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的作者，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是本书最具吸引力之处。 2、韩素音生于1916年，今年96岁高龄。 3、此次译本为全译本。 4、韩素音自传三部曲第一部《伤残的树》上市后三个月内卖断货。 5、韩素音自传三部曲后两部《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同时上市。 《凋谢的花朵》是韩素音自传的第二部，记述了作者从12岁-22岁（1928-1938）少年、青年时期的个人生活、交往史，如1931年从北京圣心中学毕业后到协和医学院当秘书，其间自己的初恋对象竟是执迷不悟的纳粹党徒；1933年在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与龚澎、梁思懿成为同班同学；1935年取得庚款留学经费赴比利时求学；1938年，因挂念自己在抗战中的祖国，作者放弃了学业和爱情，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在作者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正是中国经历巨大历史变革的时期；韩素音的个人家庭、家族生活史，背景是极其广阔的社会历史风云。跨越欧亚两种文化的写作背景使她的叙述语言既具备一种试图同时融入两种文化之中的焦虑和冲动，也具备一种游离于所叙述对象之外的冷静。她那种富于激情的直白和坦诚的自我反省，令她的自传能以丰富生动的笔触，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更容易被人接受，并且努力传达着作品中人物的感受与激情。该自传无论从写作笔法还是故事本身，都是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的，兼具历史感与文学性。

蔡美彪先生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曾协且范文澜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前四卷，后独立主持《中国通史》五至十卷的编写工作。撰著《元代白话碑集录》等。蔡先生七十年来，与众多学术界前辈交往密切，亲历诸多重要学术事件，掌故旧闻在当年都曾形成文章发表。此书将蔡先生当年的文章收集整理，让我们得窥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范。

《钱昌照回忆录》内容简介：1924年，25岁的钱昌照自英伦留学归国，怀揣工业救国的梦想，花一年的时间游历半个中国，经父执张謇介绍，遍访张作霖、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吴景濂等南北军阀和官僚，孙传芳欲聘之而不受，转而闭门读史一载有余。年未及三十，入国民政府任简任秘书，常在蒋介石左右谈论国际形势，为蒋延揽人才。追随蒋介石十七载，深得蒋信任。更投身工业建设，参与创办主持资源委员会(原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善于用人。期间，亦曾为三峡工程的筹备奔走呼吁。晚年念念不忘之大事有三：台湾的回归，海南岛的开发以及国家的教育事业。

《童年的许诺》是一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回忆作品，作者罗曼•加里展开岁月的长卷，拂去历史的烟尘，回忆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往事，字里行间浸沉着对母亲深切的怀念和拳拳的眷恋。“一切都已了却”。在作者轻松调侃的笔调中，所有辛酸的磨难、艰苦的奋斗和出生入死的光辉英雄业绩仿佛都化为一抹轻烟，惟有绵绵的母爱，如一眼清泉，一首清歌，润物无声，穿越时窄，永驻心田。 《童年的许诺》的中心人物母亲并非没有弱点或可笑之处，然而她那决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意志、不可受辱的高贵人格、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都成为主人公在人生困境中汲取力量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毅然投身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并迅速成为王牌飞行员，在伦敦、非洲和诺曼底战役中，他驾驶着战斗机，立下了赫赫功勋。为了确保儿子在前线保持旺盛的斗志，母亲在病笃之际竟策划和完成了一件常人无法想象的惊人壮举……

这是作者继《儿时“民国”》之后推出的第二本回忆录，忆及政权更替初期在沪上读高中和后来负笈北大的经历。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作者迎来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时代变迁之种种，为作者的人生旅程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置身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作者在亢奋、悸动、迷茫与挫折中走向成熟……

人类思想的先驱者，为了捍卫人类理性的尊严，高昂其头颅，在血泊中站立，他们的名子可能不闻于世，但他们的思想永存，他们用生命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让我闪牢记先驱者的精神遗训，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家，穷得很哪！”，这是《白石老人自述》的开场白，这朴素、亲切而又不乏辛酸的叙述语言一下子打动了我，我甚至觉得这是第一人称小说的最佳开场白，可以与《白鲸》的那个著名开头“叫我以实玛利吧”相媲美。 此书图文并茂，内插一百余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作、篆刻、诗文笔迹等。自述记载了白石先生从一个小木匠最终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历程。其中不乏温情而浪漫的故事，如龙山诗社的成立，白石先生曾为诗社的诗友画“花笺”，让人似乎能想象得出那“花笺”的可爱，而嫉妒曾拥有这样的花笺作诗的人。再如40岁前一直未离开湘潭的白石先生，在这一年有了游历西安的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画风发生了变化，有了《灞桥风雪图》这样的作品。而由于当年交通的不便，白石先生去西安征程漫漫，因而他且走且画，这是何等的风雅！而他所描述登华山时所见到的“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的人间美景如今又如何见得！ 《白石老人自述》写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卖画为生的苦楚。写了他与梅兰芳大师的交往。写了日军侵占中国时他的忧愤之情。更催人泪下的是，它记叙了陈春君与胡宝珠两个与他相濡以沫而又相继先他而去的女人。战争的阴影，家庭的离散，都给晚年的白石先生带来了无限的苍凉之感。 在谈艺方面，此书亦有妙论。如“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读罢全书，你会有一种淡淡的伤感，为远去的白石老人，为那些至今仍让我们赏心悦目的画，也为他所写的那些韵味独特的诗，譬如“带醉扶栏看海棠”一句。

1949年钱穆先生南来香港，在困顿流离中创立新亚书院。在当时，钱先生为书院取名“新亚”的原因是希望英国人对亚洲殖民地采取较开放的新姿态，使来香港的中国人能获较多自由。本书汇集了钱穆主政新亚书院之十五年中对学生之讲演及文稿，鼓励青年立志，提倡为学、做人并重，讲述传统文化之精要，阐述大学教育之宗旨，体现其失志不逾且终身实践的教育思想。

本书是彼得・杜拉克的自传。他刻画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诸多人物，包括弗洛伊德、亨利・鲁斯、阿尔弗雷德・斯隆、约翰・刘易斯和马歇尔・麦克鲁汉。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描写了维也纳的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笼罩在欧洲各地的纳粹阴影，三十年代的伦敦生活，新政下的美国，二战岁月和战后的世界。

《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本书是个人回忆录。作者是一位女性，记叙了德国和苏联前后入侵布拉格的情景，及个人的婚姻录和日常生活。不但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富于文学性，目前已经翻译成十多国文字出版，很受欢迎。

近世以来，中国遭遇巨变，华人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徙，虽各在天涯，却情牵一处。本书采写者访问了叶嘉莹、白先勇、金耀基、林文月、王赓武、傅申、王汎森、郑永年等二十位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港台海外知识人，对于为学与做人、专业与兴趣、命运与忧患、，这些学人精英的见解虽不尽一致，却有着共同的“中国情怀”。所谓身处天涯，心忧天下，他们的思考与解答也正为国人提供了反思的资源。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 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 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 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一个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七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刚萌芽，我虽然知道坐过牢的人参加这类活动相当危险，但我认为应当为台湾的民主尽力；同时也不愿意台湾继续做美国的附庸，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 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 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陈明忠 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怎样变成中国人 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 难得的精神履历∶暗夜行路 矢志不渝

《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徐晓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地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 本书首版于2005年；曾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被评为当年《南方周末》《亚洲周刊》十大好书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