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是一部精彩的电影，他的影评比电影还好看。 ★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影评人、《伟大的电影》作者、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影评家罗杰•伊伯特一生的回忆录。 伊伯特真诚坦率地回顾了个人经历中的一切：他的爱情、他的失败、他的困扰；他为了从酗酒症中康复过来所做的努力；他的婚姻和他的爱 妻——查兹（Chaz）；他的政治观以及他的信仰。他写了自己任职于《芝加哥太阳报》的岁月，他那形形色色的报界好友以及与吉恩•西斯科尔（Gene Si skel）合作共事所带来的一生的转变。他回忆了与很多老朋友之间的情谊：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迈克•罗伊科（Mike Royko）、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和拉斯•梅耶（Russ Meyer）（伊伯特还为后者写了《飞跃美人谷》的剧本以及为性手枪乐队创作的、后来不幸夭折的电影剧本）。他还将自己对很多电影明星和电影导演的观察与理解分享给大家，比如约翰•韦恩（John Wayne）、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个人化的回忆录，它充满伊伯特一贯的深刻见解、诙谐的机智以及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些正是他的读者们多年来所深爱的——而且它是一次对生活本身的窥探，如此非凡、温情又令人倍受启发。 “米歇尔（奥巴马夫人）听到罗杰•伊伯特过世的消息很难过。对于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尤其是芝加哥人，罗杰就是电影。” ——美国总统 奥巴马 “罗杰•伊伯特的逝世对电影文化和电影评论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他对我的每一句评论都是珍贵的。在我事业最低潮的时候，他给过我鼓励和支持。” ——著名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伊伯特的文字比‘大拇指’要深刻得多，他如此热爱电影，他的评论让很多电影找到了观众。” ——著名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何兆武 本书曾获：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书）

在书中，马尔康姆真实而具体地介绍了维特根斯坦1938年至1951年之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为人们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本书还收入了维特根斯坦另一位朋友冯·赖特写的维特根斯坦的《传略》。这本书出版后，因其生动和真实，广为流传，对人们了解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思想有重要的帮助。

在这本回忆录中，格拉夫曼用非常诙谐的笔法回忆了他的前半生：从俄国移民来的犹太家族、学习音乐的点点滴滴、走入职业生涯的曲折风波、为事业打拼的甘苦。 在格拉夫曼的笔端，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音乐大师有了声音气息，也透露了许多乐坛秘辛趣闻，让读者见识到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除了音乐训练之外，对于今天所说的“人文素养”的广泛涉猎，以及如何用全身心来体会人生，享受人生。这或许也是格拉夫曼在面对演奏生涯受到打击时，仍能保持幽默与泰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原因。

这部优美诙谐的回忆录，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从上个世纪中就洞察到经济理论对政策影响的乔治·施蒂格勒的亲笔自传。这本书涉及面宽广，从作者自己对传统理论的看法到经济学家在公共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垄断看法的改变，学术自由的限制、经济学家对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入侵”以及科学发现的性质。 作为一名有才华的作者和杰出的历史学家，施蒂格勒以简明有趣的方式给读者展现了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在本书中，他从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写到政治、社会以及短期经济的头号题，还有关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施蒂格勒还作为非常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领导者之一，描述了这个学派鲜明的历史，它的发展里程和核心人物——其中包括弗兰克·奈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

本书于1984年在三联书店初版，现收录在冯友兰作品精选（第二辑）。作为冯友兰的回忆录，所述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恰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年代。作者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分四部分：社会（志环境）、哲学（明专业）、大学（论教育）、展望（申信心）。

《洛克菲勒回忆录》是一部独特的家族史，作者戴维•洛克菲勒违背了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传。作为美国第一家族的后代，戴维有机会可以接触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最有权势的家族、影响整个欧美政局的政治家、每一届美国总统，参与了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访问。作为哈耶克和熊彼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同学，他对经济学，对企业经营和政府影响都有着深刻的见地，这些见地也广泛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制定。 这也是一部关于20世纪的美国，以及美国如何对世界秩序产生影响的历史。通过他对童年、青年时期和自己与父母亲的细节描述，我们得以了解他的性格发展和生活方式。上世纪30年代他在纳粹德国的游历是让人吃惊的。关于他在二战时担任情报员的经历、他与兄弟的家庭冲突，还有他在大通银行、洛克菲勒中心、石油输出国组织，中东、拉美以及世贸组织中的任职经历也有详尽描写。最后他以对9-11事件的讨论收尾。 周旋于政策制定者、智囊团和企业家之中，洛克菲勒似乎天然具备这样的信念：地位高则责任重。他对大通银行进行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造，成就了商业史上的经典。 当然，这部自传又不全是财富故事或国际阴谋。作为约翰洛克菲勒六个孙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兄弟关系无疑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尽管他的政客兄弟在公开场合占据主动，可私底下却对他很是顺从。他好学、用功，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的人生道路虽不同，但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名声的基石——钱的问题。 戴维•洛克菲勒继承了巨大的财富，并且成功地把财富的培育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密切相连，影响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并先后在中央研究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任教。赵氏一家俊秀满门，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女儿、女婿多在大学任教，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胡适的鼓励之下，杨步伟撰写《一个女人的自传》和《杂记赵家》，记录两代知识人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生动的记录。 赵元任和杨步伟二人结交众多著名学者，书中不乏关于这些人的趣闻轶事：陈寅恪和俞大维在留德期间专心治学，就像“宁国府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刘半农经过六个小时的魔鬼考试，终于拿到博士学位；金岳霖因为母鸡“难产”，打电话急请杨步伟帮忙……种种掌故，让人想望前辈学者的性格与风采。

《闲来笔潭》一书收录了吴官正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撰写的回忆、随笔、散文、小说、对话等多类文章。分“岁月难忘”、“静思杂记”、“读书随感”、“春 水煎茶”和“少长闲集”5部分，生动记录了作者的童年记忆、求学经历及部分工作回忆，娓娓讲述了许多人生哲理和为政之道，体现出作者不断求知求真的崇高精神追求，透显出一份至真至深的质朴情感。

他的畅销作品，我们能一一细数；他成名前那段晦暗无助的日子，我们也略知一二。但是，那些美妙的图画，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些简短却发人深省的文字，究竟是怎麽产生的？一个创作者，必须具备什麽能力，才能又画又写，并且持续不断？ 从1998年出版《森林裡的祕密》和《微笑的鱼》开始，几米已经这条路上耕耘了十年。这十年间，他以惊人的创作能量，推出各种不同面貌的作品，红遍海内外。但他鲜少谈论自己的创作过程。在几米的脑袋和作品之间那个神祕的世界，始终令人好奇。「我还不够份量谈这些。」他总是腼腆地说。 于是我们等了十年。在这本书中，几米首次完整地详述每个创作背后的故事，从一个画面的完成，到角色、主题的灵感诞生，「创作」背后神秘的帘幕随着几米的回溯一一揭开。书中并收录王文华、陈绮贞、黎焕雄、陆蓉之、柯倩华等人对几米作品的看法。「几米为什麽是几米？」这本书提供了最直接的答桉。 「人生是没办法计划的，有太多意外了。」几米接受Discovery採访时曾这麽说。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相信，「任何人都值得拥有一朵美丽的花。」他用十年在创作道路上的坚持，证明了这件事。但愿这本书也能成为一朵美丽的花，献给所有一直默默支持他、守护他的读者，在梦想迷路的时候，拥有再飞翔的力量。

本书是哲学家金岳霖晚年亲自撰写的一部回忆录，是颠覆世人印象的人生传奇之作。金先生一眼望去便是哲学家，他“浑身散发着哲学家的味道”，然而他的内在却流淌着名士风流，一生笼罩在传奇中。它回忆了自己在人生、情趣、交友三方面的经历，彻底颠覆了这位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还原了他真实的人生-----一位游离于学问之外忘情于山水之间却成就了一番大业的人。它叙述了自己学术及学术之外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以情感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生活中的大师级学者的人格与情趣。本书情趣盎然，可读性极强，吸引力很大。读者如沐春风，如同和一位极具生活情趣的老人聊天，可以得到与读其学术著作天壤之别的感受。这部回忆录，让人得到生活的感悟，人生的喟叹，回归人类本性的呼唤。通过这部书的传奇回忆，能给我们启迪：我们今天怎么做人？

在这本自传中，美籍波兰钢琴家鲁宾斯坦回顾了自己从琴童到优秀钢琴家的成长过程。 读伟人的传记，尤其是自传，往往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启迪，因为它包含了伟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贯穿于伟人成长过程中的奋斗精神。很幸运，现在有梁全炳一家音乐爱好者热心地将阿图尔·鲁宾斯坦的自传《我的青年时代》译成中文，为我们认识、研究这位伟大的波兰钢琴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这部自传中，阿图尔·鲁宾斯坦诚实、坦率地叙述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学习音乐、独立奋斗等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文笔生动细腻，极富幽默感。

1994年，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领袖。 短短两年，他再造工党，凝聚民心。1997年，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终结了保守党连续十八年掌权的历史，布莱尔当选首相，开始了工党史无前例的连续三届执政。 本书是布莱尔对其任职期间及任职之外经历的第一手叙述，披露了他在担任工党领袖期间及为相十年内所作的种种重大决定，包括发动伊拉克战争；披露了他与同僚，尤其是与继任首相布朗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世界政坛领袖的交往。书中也呈现了布莱尔身为领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解释了他为何宁愿对抗舆论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这是一本关于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运用的书。写作历时三年，行文坦率、无畏，并且不乏嘲讽的细节。读者从中不仅可以窥见一位政治家，也能走近一个凡人。在关于布莱尔的万千文字中，本书独一无二：这是他自己的旅程，他自己的声音。

美国政坛风云人物，“铁娘子”赖斯在这本充满温情的家庭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成长岁月：伯明翰冷酷而现实的种族歧视；慈爱的双亲倾其所有，给予赖斯最好的教育，不仅是她在学业、特长方面表现突出，更培养了她自尊、自信、坚强、友爱的性格；赖斯的懵懂情愫、几乎托付终生的男人；赖斯如何在冷战时期交错的国际形势中脱颖而出，从斯坦福的教务长一路走到国务卿的位置。这部书立体地展现了赖斯早年的生活，细致诚恳，真实感人。 这是赖斯从未讲述过的故事。她描写了愉快的家庭时光，回想了母亲与癌症的坚强斗争；展现了自己与前苏联领导人的近距离交锋。在这里，她不是叱咤风云的国际政要，而只是一名小女孩、一位年轻姑娘，她要在不太友善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有一对杰出的父母，一个可亲的大家庭，还有赖斯成长于其中的美国社会。 出人意料地引人入胜……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位处理公共事务的钢铁女士背后的浪漫柔情。赖斯对父母的尊重，对充满年少回忆的泰特斯维尔社区的永恒之爱，感人至深。 ——Daily Beast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洪君彦 记录“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 章含之、洪君彦、洪晃，中国最著名家庭的悲欢离合 这场婚姻超出了私人话题，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

本书是龚祥瑞先生对其一生经历的回顾，也是对风云变幻的20世纪法、政、学界的回顾。龚先生以笔端带着感情的语言向读者追述了自己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生经历：在教会学校青涩的苦读、青春时在清华的求学、留学英法的经历、回国后经历的战乱、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经历的公务员生涯、解放军进城后留在北大迎接新政权的感受，以及他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宪政研究和由此引发的论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各个时段的真实记录，无不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生动再现了20世纪中国法、政、学界的风云变幻和坎坷求真的人生体验。 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他一生都在奋斗：为自己国家的文明、富强奋斗，也为自己个人的尊严和家庭的幸福奋斗；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公法学家，他大半辈子都在探索，探索在中国如何创建政治学和公法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学科，探索如何对中国公权力进行规范和控制，探索在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度里如何建立宪政和法治。 龚祥瑞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们北大法学院77级的公法学任课老师，我们这一代北大公法学生对公权力和公权力失控的危害以及规范、控制公权力途径的认识主要是从听龚先生的课开始的。我个人被龚先生领进公法学这片广袤之地后，就一直在行政法（公法的主要部门法）领域耕耘，而且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注定是我终生的事业。 无论是对于公法学者，还是对于普通人、普通公民，《龚祥瑞自传》均值得一读。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对待家庭、对待爱情、对待事业、对待朋友、对待国家？该书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启示，龚先生的人生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思考。对于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执政者来说，《龚祥瑞自传》也值得一读。领导一个国家，执掌一个政府，应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慎用权力，是否也可以从本书，从龚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悟出点什么和有所启示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姜明安（北京大学发学院教授 著名行政法学者） 《盲人奥利翁——龚祥瑞自传》书摘 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有把孩子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 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的过客。所以我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习故而故步自封。我是在追求中回顾，又是在回顾中追求的。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的生活时代的悲剧。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的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这部回忆录记载了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处求学、工作、生活的体验。倘有幸终于落入您手中，并使您感到真实而亲切，那就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忠诚了。正像1949年以来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一样，在此书中，我不拘于任何被动或主动的形式，畅所欲言，因而可以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宽容抑或公正的回应。 但我应该立刻接着声明：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或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

东至周家在晚清政界、旧中国实业界以及新中国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陈寅恪先生在立身与治学上的异趣同逵，对建国后与知识分子灵魂洗澡的回顾与反思，凡此种种，构成了周一良先生这本自传极其丰富的史学价值。雾失楼台，云迷五色，纷华落尽，毕竟书生。此书旨趣，大抵如此。运之以端雅整饬、收放有致的史家文笔，更可谓相得益彰。

从精神病医院潜运出来的交稿，尼采百年后才曲折问世的最后自传！ 大胆写出自童年与青少年时期起，与尼采纠缠一生的女人――妹妹伊莉莎白之间的暧昧关系。 为了迫使被禁锢的自传《瞧！这个人》解禁，尼采写出更悚动的文稿――《我妹妹与我》，结果生前未能如愿出版。 《我妹妹与我》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时，出版社正遭“防止犯罪协会”查封，命运多舛的手稿再度佚失……已经永眠的尼采，生前未曾得见最后日记问世。

越勝寫了三個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並稱他們為“燃燈者”。薪火相傳，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點亮過我心中的燭。然而那火種是怎樣得來的？人類這個物種自來有“盜火者”在。盜火並非普羅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為，人世間每一次火的傳遞，都是一次傳遞雙方共同進行的盜火。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 ─朱正琳

陈夏红 2009年4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百科史学”丛书，隆重推出了曹汝霖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该书此前只在港台地区有出版，而且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编者未必有心，但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不想想这位五四运动中被斥为“卖国贼”的风云人物了。 老记者徐铸成在其《旧闻杂忆》中曾提及，在其老家江苏宜兴小城市，五四时期曾贴满花花绿绿的大标语，诸如“誓死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倒曹章王陆四大卖国贼”等等。徐铸成还说，“群众确实是实事求是”，因为这里面“王”所指的王正廷“亲日有名，卖国尚无实据”，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毕生被戴上“卖国贼”的大帽子。 笔者之所以关注曹汝霖，并不全然是因为曹的政治结论，更多是因为曹汝霖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法律人。不才并不认为法律人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但亦不敢坐看法政前人蒙受过分的不白之冤，只好检索资料堆砌成文，权且为曹汝霖说几句公道话。 曹汝霖字润田，1876年生于上海，1966年逝世于美国。祖父、父辈两代均在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任职。曹汝霖18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与之结识。1904年曹汝霖学成毕业后，先和范源廉在东京开设“法政速成班”。不久后应载振之邀，回国后供职于载振担任尚书的商部，并兼任商律馆编纂。1905年清廷考试留学归来学生，曹汝霖考试合格并被授予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大概在1907年前后，曹汝霖经徐世昌的保荐，获得两宫召见，授以四品参议候补。此后一直到1919年，曹汝霖都官运亨通，极一时之盛。 曹汝霖参与处理对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绍仪等当时都是袁世凯的助手。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按照张学继先生在《袁世凯幕府》中的可笑的说法，“曹汝霖一出山做事，就参与了卖国的勾当”。 与此东三省事宜有关，大致到了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脚步踏遍除了被日本占据的南满“关东州”之外的东三省各要津。曹汝霖考察后发现，日本逾越条约事很多，比如日本人在鸭绿江的伐木权，按条约规定以三十里为限度，而实际上日本人已进展至五十里处；并在鸭绿江上建筑铁桥，为修筑安奉铁路打下基础，对于清政府的抗议丝毫不理。曹汝霖在东北期间，会晤了时任滨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实况，市面上充斥俄货。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如将鸭绿江的伐木权扩张到五十公里处，早日了结此多年悬案，“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至处处与我为难”，而我们则趁此安稳环境赶紧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这些建议未获清政府采纳。我们素有弱国无外交之说，而外交本身又是妥协之艺术，曹汝霖此建议，客观说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清政府置若罔闻着实可惜。 此次考察回京途中曹汝霖获得清政府提拔。日本方面见此外交界新秀冉冉升起，对曹汝霖极尽拉拢之能事，曹汝霖亲日之说逐渐不胫而走。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委任曹汝霖为“顾问”，屡次约曹至总统府谈话，并于不久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部次长。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袁世凯政府不能同意，又不敢不同意，着实不安。曹汝霖参与有关“二十一条”之谈判，功劳苦劳一肩挑，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交涉事宜：“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对于袁世凯称帝行为，曹汝霖持反对态度。袁世凯为保密计，不通过外务部而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作为袁世凯的好朋友，朱尔典在没有英国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率尔对称帝行为表示支持，坚定了袁世凯称帝决心。有次曹汝霖前往总统府，正好袁世凯召见朱尔典，当时总统府副礼官蔡廷干将朱尔典劝进之言和盘告曹。嗣后称帝失败，朱尔典竟宣称袁世凯不听他的规劝，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以“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一节详细记录其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失败，曹汝霖等亲日派外交人士成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愤的学生痛殴。此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起初徐世昌大总统对于辞呈不予批准，对曹汝霖积极慰勉。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迫于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1日将曹汝霖等免职，并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前来慰问，说：“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在其回忆录中曹汝霖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但曹汝霖的名声已一片狼藉，徐铸成先生言其在天津时，曹汝霖之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曹汝霖亦被邀并前往共商救国大计。徐铸成就此认定，“听说，在华北沦陷后，蒋介石曾利用过曹汝霖，叫他‘曲线救国’，打入‘临时政府’当一名‘最高顾问’，一面要他递送情报。”不管此事真假，的确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先被短暂囚禁，后蒋介石手令戴笠，“润田先生有功党国，望即释放，优待”，曹汝霖即被无罪释放，1949年后先去香港、日本，后终老美国。 对于曹汝霖给予同情之理解的评价，来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遗憾的是，这些持平之论毕竟无法为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曹汝霖恢复名誉，一代法科出身的外交家就此留名青史，不亦悲乎？ 2007年5月2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2009年5月25日改定于昌平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