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试图用西方学者的文化观念去讨论中国文化的根源。作者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希望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第一章导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从黑格尔到雅斯贝斯再到帕森斯发展起来的轴心时代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曾先后不相谋地而且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从而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获得了新的解释。[1]作者所要探讨的就是中国在超越的突破之前人文的转向，即夏商周三代之间文化的关联转变，寻找儒家思想的根源。在具体分析三代的精神状态过程中，作者运用人类学的文化模式与精神气质概念来理解先人的价值态度。 而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三代的宗教活动――来探讨先人对世界及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作者把巫术的研究作为考察原始文化的主要途径。在著作的第二章作者就通过对巫术的研究来理解中国的原始信仰。关于巫的起源，作者依据《尚书》《山海经》的记载，从绝地天通的传说中看到，中国上古曾有一个“家为巫史”即人人作巫、家家作巫的巫觋时代，巫觋的主要职能就是促使天地的交通，并经历了一个专业分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了事神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古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绝地天通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2]中国古代巫觋的职能总结起来有四大职务：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3]中国古巫的活动是以神灵观念为基础的并且趋向于谄媚和取悦神灵，从这一意义上说，“巫所承担的职能已经是祭祀宗教的一部分，而使其自身成为祭司之一种。”[4]巫也称为祝，《周礼》的职官体制中有明文规定祝的职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作者将其与人类学理论进行比较，认为三皇五帝时代的巫觋与一般蒙昧社会的巫术和巫师不同，比较接近沟通天地的萨满。商周的古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却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司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祀祭神灵。在这一发展过程，神灵的观念已经出现。 在第三章作者首先对墓葬进行了考察推断认为我国新石器文化时期已经有灵魂和灵魂世界的观念。但是对葬俗的诠释都比较复杂而不单一，所以作者着重讨论的是较少争议的文化现象――“占卜”。占卜是中国上古巫术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商代蔚然演出浩多的甲骨卜辞，到周代的史卜手中，更形成《周易》的体系，在巫史文化内部演现了某种理性化的行程。[5]占卜企图神秘地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礼记·表记》有“三代皆以卜筮事神明”的说法，表示上古卜筮活动是事神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祭享神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周易》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中国人已经超越了只知道具体性思想的原始阶段，不应从原始思想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当把它周文化“祛除巫魅”过程的一部分。一切宗教现象的起源都不仅仅基于认识的原因，而更多基于生活世界实践的需要和人的存在的焦虑，只要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命运际会没有把握，宗教、巫术和卜筮就永远因此需要而存在。[6] 中国上古时代逐渐产生了“神”的观念，导致了自然巫术向神灵巫术的发展。《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表示公众巫术已融入祭祀文化或转进为祭祀文化的组成部分。第四章作者就开始讨论商周的祭祀和各自的信仰体系。从甲骨中我们可以看到殷商时候占卜是相对频繁的。《礼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一系列对殷商占卜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商的占卜事实上可以看作是整个王室祭祀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巫觋在殷商上层宗教活动也祭司化了。正是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才有了后来由祭祀礼仪衍生出的整个规范体系――礼。祭祀文化也在向着更高宗教阶段过渡。而周代的祭祀文化总体是属于“礼乐文化”，与殷商的祭祀文化有所区别，但事实上，礼乐文化是源自祭祀文化的。作者将此种发展方式称之为“包容连续型”。按照周礼，周代的祭祀的对象和形式是庞杂的，在中国上古时代很长一个时期，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程度的多神色彩。殷商与西周通过祭祀所反映的信仰，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有所不同。西周以后，随着知识阶层观念理性化的逐步展开，精英文化信仰和观念的代表由统治阶层的国家祭祀体系转移到知识阶层的精神创造，对后世的精神文化发挥强大的范导作用。作者在这一章的最后还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来考察中国上古社会的信仰，认为殷人的多神教信仰主要反映了他们对自然力的依赖。但是周人的宗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周人信仰的最高代表是“天”甚至是“天命”，更表现了宇宙秩序和宇宙命运的色彩。在周代，对天地大神的祭祀通过礼制的等级规定而为统治集团所垄断，使得祖先祭祀成为最普遍的民间宗教性行为。这使得中国的信仰借助“天命”的观念，透过自然法则和历史命运的观念意识，向着后来的“圣哲宗教”慢慢前进着。[7] “天命”的观念在本书中是一个研究的重点。第五章作者就分别对商周的天命观进行讨论。《尚书·汤誓》“有夏多嘴，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这里殷人的天命表示授赐人世王朝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寿命。殷人对“天”都只是一种作为自然与人世的主宰的神格观念，并未涉及德、民和人，在信仰实质上，与“帝”的观念并无区别。殷人对天的信仰并无伦理的内容在其中，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而周人的理解中，“天”与 “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和“人”与“民”的相对于“神”的低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8]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西周完成了卡西尔说的成熟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9]周公在这一过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较为可靠的文献三诰中周公对周代商的理解，体现出周公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把历史现象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探求着天命与历史人事的关系。他认识到，人不能把世事的一切都归于天命的必然性，人的行为的主动性实际参与着历史过程。[10]周公的这些思想标志着宗教思想的一场转变。周公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因而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11]在西周的政治思想中，天命在信仰性态上仍具有神学特征，但在内容上则出现了政治民本主义，这种民意论真正地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传统，并为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所继承。西周宗教观念的提高和伦理观念的演进正主要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的得以实现。作者对于这种宗教思想的转变作了这样的评价：儒家思想中所发展的那些内容，在周公及西周思想中早已开始生长，甚至可以说，西周思想已经为儒家思想提供了若干重要母题，造就了若干基础，提供了若干有规范力的导向，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已经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12] 书中的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西周的礼乐问题。作者依靠《周礼》，希望从哲学和文化上来了解西周的礼乐文化。周代是以礼仪即一套象征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由此使得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周礼》中的规范体系，在相当程度上说，是一种宗法文化的体现，突出其家族主义的功能。周礼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由于统治阶层对祭祀天地山川的垄断，使得越来越多人转向对人世的社会政治的注意，而不是信仰本身。到西周后期，礼逐渐成为圣俗结合，包容着某种宗教性和神圣性的人文文化体系。周礼又具有道德功能。西周的礼乐文化的整体功能指向是人间性的秩序，而不是的赐福。 对于三代文化的演进，作者运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行理解，从整体信仰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强化的角度论述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周代文化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统统都纳入“礼“的范畴下，形成一个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 著作在第七章对早期中国文化的“德”的观念也进行了讨论。德观念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政治模式起着深远的影响，以德政来统治这个社会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信条。而德在家庭秩序中更多体现的是对孝的强调，这与父系宗族的宗法制度是相适应的。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对有关儒的各种说法进行讨论，既是自身对儒的理解又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的副标题为《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它指示出，春秋时代的思想观念研究为本书的主题；但须说明，这里关于春秋思想史的研究是限定在孔子以前，并以孔子和早期儒家以及其他早期思想学派的出现为其归结。 另外，一般思想史研究以人物和历史发展为线索，而本书则依照问题为线索；这是因为，虽然春秋时代的思想相当活跃，但思想家的思想多属片段，少有系统，不便于以一般思想史的叙述方式来呈现。 本书也可以说是《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的第二部。关于《古代宗教与伦理》，张光直先生曾赞为“以哲学家的写法作古史的研究”，本书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如此。不过，虽然陈来出身于哲学训练，本书研究的时代又是哲学发生的前夜，但本书的着眼点并不像西方的前哲学研究，去专注于自然哲学的一些早期观念的发展；而是以中国固有的子学意识去观照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因此，本书并不是春秋文化的全面研究，而是从思想史家的立场，把孔子以前的春秋文化作为诸子学发生的思想史前史来研究。在这种研究之中，陈来一方面从文化哲学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时代的文化观念与西周文化的连续性，看它如何把西周的礼乐文化加以展开；一方面又把它作为诸子时代的背景和先导，看它怎样为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本书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在总体线索还是在部分分析上，都提出了新的、具有创见的论点，为春秋思想研究开辟了新的视界。

本书是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全书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本书作为系统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专著，思境恢弘，学理精审，史料详尽，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思想把握上的理论造诣和文献把握上的学术功力，代表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高端水平。本书虽集中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但其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对整个阳明学、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皆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原收录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现选入陈来学术论著集重新出版。在导言中，作者从黑格尔到雅斯贝斯再到帕森斯发展起来的轴心时代理论入手，运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行理解，从整体信仰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强化的角度，论述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周代文化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统统都纳入“礼“的范畴下，形成一个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三代的宗教活动来探讨先人对世界及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清晰的、有分辨的意识。 我们当意识到，“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本的新儒学都曾在理学思想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应当把这些贡献展示出来；这样才能把理学体系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也可以把理学和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自述其在北大燕园问学求道的学术历程。其中既有对自己恩师的追忆和感念，包括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也有对学术前辈的回想与评说，如陈荣捷、邓广铭、周一良、邓艾民、朱伯良、傅伟勋等先生，还有对自己的读书求学的生动叙述。作者回忆了大学时代、研究生时代的读书求学过程，既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色彩，又有时代特色，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呈现了一代学人在一个特殊年代里的共同经历。通过这些带有个人性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学者的成长过程。其中那些知人论世的文章，富于历史感，充满同情的理解。而那些夫子自道的求学读书体验，都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来叙述，没有哲学概念的晦涩，却包涵了很多哲学的道理，对于那些要走治学之路的青年学人具有启发意义。

众所共认，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体系的意义是20世纪文化论争的核心性问题。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也并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学的价值，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4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常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0年代对“中体西用”作了新诠释，在5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尤当指出，近年来王元化历经深思熟虑，在深刻检讨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肯定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民族精神确实可以继承，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家的真正本色。 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2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因此，2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和精神文明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合的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作者对竹简《五行》篇已有成熟的研究，本讲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竹简《五行》篇作者和时代的考订，及对文本的逐章乃至逐字逐句的疏解；第二部分侧重于义理的阐发，从内在性、超越性和政治解读入手，在竹简《五行》篇作者确定为子思的前提下，将《五行》篇与子思的思想放到先秦的思想史领域予以审视，并与《孟子》、《中庸》进行比较，认为《五行》篇的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篇对“德”的超越性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从而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作者并对《五行》篇中的圣智说在子思思想中的意义和地位做了开拓性的探讨。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