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集：学思答问》共收70年代以来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余先生的珍贵访谈录十六篇，这次结集极大方便读者的查阅。尤其是其中收录了六篇发表于大陆之外的访谈，之前大陆出版的各种余先生作品中从未收录：《学术何以必须自由》（1974）、《朗朗乾坤 含弘光大》（1979）、《坎坷求学路 儒家在中国》（1987）、《中华重建与出路》（1996）、《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999）、《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2006）。 《余英时访谈集：学思答问》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英时先生的各种访谈，其中多篇文字是内地读者首次得缘一见。余先生在问答中洞烛幽微，出言如枢机之发，读者从中可见余英时先生朗朗乾坤的气度，含弘光大的胸襟，以及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domus杂志是有着80多年历史的、世界著名的建筑艺术与室内设计杂志，其中文版创刊于2006年，“与中国有关”访谈栏目也同时推出。每期深入专访一位著名设计师，涉及建筑、设计、当代艺术等领域，基本实现了初期预想的“权威性”、“实验性”、“思想性”和“跨界性”指标，实现了对中国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现状的整体扫描。 访谈者包括张永和、谢英俊（台湾）、王军、王澍、崔恺、艾未未、马清运、矶崎新（日本）、承孝相（韩国）、阿尔巴内西（意大利）、黛克（法国）、徐冰、冈萨雷斯和索萨（西班牙）、夏铸九（台湾）、巴埃萨（西班牙）、深泽直人（日本）、刘家琨；另外，还将附录史建与朱锫（从斯卡帕展开的话题）和“海外军团”（国外著名事务所的中国建筑师）的对话。

《四分之三的沉默》是汉语中我读过的最丰富、最精彩的访谈集。 ——哈金 小平是文坛上一双敏锐而又诚实的眼睛，他的视角、洞察力，都堪称一流。深入地探究与悟想，远视与近观，温良而执着，是与作家们交谈时的最好对手和可信友伴。他注重大的方向，不放过微小细部，能够于胸中放置稳定的思想文化坐标。强烈的文学心和责任感，则是他的另一品质，也正因此，他走向了思与诗的核心地带。　 　 ——张炜 这是一本由诚实的提问引出的不可多得的好书。不仅是采访记录，也是一簇簇思想碰撞的火花。诚如资中筠先生所说，她的一些话语，是由于采访者的“推动”才说出来的。只有精彩的提问，才能唤出精彩的回答。提问的精彩，来自敏锐的审美感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以及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相信不仅现在的读者，将来的读者也会从中得到许多阅读的快乐和有益的启示。 ——高尔泰 傅小平的文学对话，本身就是精彩的文学作品。他像个灵巧的内心侦探，善用对话这一独特文体，跟踪、追寻、审视、厘清当代中国文学诸大家，迫使作者摊开思想地图，辅助读者裁定作家是否能自圆其说，最终验证于作品的质地。这部对话集，宏观处从中国时空透视全球化语境，微观处用显微镜观察细节的水滴。听傅小平与作家们谈话，我们会不知不觉参与其中，颔首，微笑，摇头，皱眉，掩卷之后，才突然发现，我们都是揭秘的共谋者，和傅小平一样，在窥探作家内心堂奥的同时，加倍享受了杰作的创造之美。 ——杨炼 正如杨炼所说：“他像个灵巧的内心侦探，善用对话这一独特文体，跟踪、追寻、审视、厘清当代中国文学诸大家。” 作者在书中以访谈的形式汇聚了当代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家，例如英美文坛上大放异彩的华人作家哈金，刚获诺贝尔奖的莫言，先锋派小说家苏童、毕飞宇，美学大师高尔泰，朦胧派诗人杨炼、欧阳江河……他们以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诗人、思想家的身份解读他们自己的作品，又从其作品切入这个时代与社会，谈理想谈人生，谈艺术，谈文学创作。 作者以他自己深刻的阅读体验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向他们提出了问题，访谈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不拘一格的，坦诚且随意、充满激情，让读者得以一窥这些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

近世以来，中国遭遇巨变，华人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徙，虽各在天涯，却情牵一处。本书采写者访问了叶嘉莹、白先勇、金耀基、林文月、王赓武、傅申、王汎森、郑永年等二十位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港台海外知识人，对于为学与做人、专业与兴趣、命运与忧患、，这些学人精英的见解虽不尽一致，却有着共同的“中国情怀”。所谓身处天涯，心忧天下，他们的思考与解答也正为国人提供了反思的资源。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 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 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 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一个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格伦•古尔德 （Glenn Gould, 1932 – 1982）是20世纪最具个性和最富魅力的音乐家之一。作为一名钢琴家，他在演奏的时候通常坐在一张木凳上，漫不经心地伏在钢琴前，指尖急速敲击着琴键，用清晰、纯净的琴音诠释着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旋律。古尔德不仅以音乐天赋闻名于世，其怪异举止亦是赫赫有名。他常常身着皱巴巴的燕尾服或裘皮大衣，戴着无指手套出现在音乐会上，并一边演奏，一边跟着旋律大声哼唱。1964年，他在巅峰时期急流勇退，彻底告别了自己充满争议的舞台生涯，开始专注于录音唱片和作曲事业。

现代社会以日益复杂的制度和日益发达的媒体激励，劝诱人们以努力赚钱、及时消费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其价值导向的实质是物质主义。著名学者杜维明和卢风在对话中着力探讨如此粗俗的价值观何以能成为强有力地影响制度的主流价值观。

大嘴开言，犀利交锋！京城名嘴何东，对阵马未都、易中天、陈丹青、崔健、韩寒、海岩；无八卦，唯杂谈；无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唯把脉精神探寻文化；无伪装卖弄，唯坦诚逍遥。看如今时代文貌，窥时下文人风骨，问当前精神格局，道无尽锋言锐语？尽在《犀利问道》。 《犀利问道》源于凤凰卫视著名栏目《凤凰非常道》，是著名主持人何东与当今著名文化人物马未都、易中天、陈丹青、崔健、韩寒、海岩的访谈精选，谈及当下的国人、文化、时代、社会、文艺等，是一部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把脉的书。 《犀利问道》为凤凰网节目集结成书之第一本，很受凤凰方面重视，又恰逢今年年底凤凰举办开播15周年纪念，将有较好的宣传营销效果。节目深度访谈，所涉话题广泛，言论犀利，原节目一个多小时，文字稿几乎没有太多删改，讨论深入，语言幽默风趣，比一般电视访谈书更有深度，又比一般学术访谈书更具可读性。所收录的各嘉宾，在其各自领域均为一时翘楚，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话题性和知名度，对于吸引读者很有助力。

昨日未名湖畔书生意气，今朝中国传媒指点江山。30位北大走出的传媒人向你表白，什么是“我所珍惜的”。 原汁原味的访谈，充满智慧的回答，在这里回顾北大时代求学趣事，一览中国传媒沧海桑田，探讨报刊、影视、网络何去何从。 完备收录30位传媒人学生时代证件照，著名人像摄影师黑明定格他们的今日风采。 抚今追昔，值得珍惜，可读可看。 人物名单：（按音序） 陈晓海 董倩 康辉 李彦宏 刘学红 刘亚东 卢小飞 吕岩松 聂晓阳 聂震宁 彭波 沈颢 司景辉 孙冰川 唐师曾 汪大昭 汪文斌 王庚年 王利芬 王林 王鲁湘 王求 王烁 吴佩华 许知远 杨迎明 英达 张泉灵 张雅宾 朱玉

《鲁豫有约:状元》主要内容：一样的青春，别样的精彩，讲述高考状元、天才少年、才艺儿童的成长之路。凤凰卫视当家花旦陈鲁豫通过与十几位天才少年的对话，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他们的不凡经历，学会承受命运选择带来的压力和痛苦，将来进入社会，由成长走向成功，做健康快乐、有为的人。

本书不是《对话》节目自身的一个简单总结，而是给所有希望自我进步的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三条清晰的线索――人才、探索、视野指引着阅读者。 “人才”是红色的，它激情四溢，心潮澎湃，跃跃欲试；“探索”是棕色的，它有痛有乐，但更多的是在路上的思考与反思；“视野”是蓝色的，就像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述的，“它象征着很多积极的事情……我们要用行动创造未来”。 阅读本书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提升的过程，是分享他人经验、勇气和激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自己的素质缺陷，体会人生爬坡所需要的毅力和智慧，并试着为自己设计尽可能伟大的远景。 未来从这里开始……

《智者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收录郭宝昌、刘墉、叶永烈、聂卫平、余秋雨、周国平、方成著名人物，用采访的方式讲述他们的特殊经历，一起见证历史，思索人生，直指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秘密，创造一种新颖的谈话记录。

八十年代，一個有鈣質的年代，一個激情的年代 一面是激情、理想、拯救、承擔、使命、信仰 一面是空泛、無力、天真、宏大、浪漫、夢幻 文化熱、美學熱、方法論熱、報告文學熱、人道主義、異化論、新啟蒙、文學主體論、《走向未來》叢書……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王元化、湯一介、李澤厚、劉道玉、張賢亮、劉再復、溫元凱、金觀濤、李銀河、韓少功、麥天樞、梁治平，和讀者共同反思八十年代 從今天回望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審視今天 「歷史上生活過無數代的人，但是更多的人是生活在歷史的皺褶部位，平平庸庸，渾渾噩噩；只有少部分人能夠生活在歷史的開闊地帶，意氣風發，生氣淋漓。八十年代就是這樣的幸運時代。 讓我們溯流而上，走進八十年代，梳理當代中國改革的思想源流，思考中國未來的方向。」 ——馬國川

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听到的是许多个人和家庭或者就是亲人之间的故事，这也是我所进行的关于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的采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一直非常相信，家庭带给个人的影响是无法估量也无处不在的。这种影响有时候更像是一种烙印，深藏在血缘的底里。 　　家是最遥远的地方，还是最亲近的地方？有亲情关系的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交流和沟通？新情在什么情况下给人温暖和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人的心

《唯一的母语-杨炼·诗意的环球对话》，本书是一本跨国诗人的访谈录，诗人们来自不同的文明，成熟于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兄弟一般的理解。作者力图表达，在这个世界，诗人也许还能卓然独立，让自身的传统和世界以一种截然不同于全球化的面目重新恢复联系。

《影响: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内容简介：在整体视觉文化转向的"读图时代"，关乎摄影与摄影家的书籍虽然不少，但真正触及内核、并在转化为公共经验方面具备可能的并不多见。《影响: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是一本兼顾新颖与深度的书。它将典型个案研究、学术评论与艺术史经典作品评介相结合，在把握中国摄影整体发展脉络的基准上，精心选取21位在不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家，每一个案单元由四部分构成：从对他们摄影理念产生关键影响的作品出发，钩连摄影史与艺术史——这既是摄影家的精神寻根，也是艺术家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然后，以个人感性与学术理性之间相互印证和平衡的深度访谈展开"第一手"阐述；第三部分，则是精炼犀利、颇有个人独见的评论，攻其一点，集中挖掘：这位摄影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其在当代背景下的个体意义与公共意义又是什么？最后，摄影家用自己的代表作品，做出回答与呼应。著名评论家李楠以严谨的态度与精准的书写，避免花哨、滥情与似是而非的轮廓性说辞，于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摄影家个案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以时代与个体为纵横轴的坐标系，梳理与探索了关乎摄影本质的诸多问题，呈现了中国当代摄影的精神脉络和生动图景，好看，耐读。

本书主要收录了汪晖在近十年来发表在各重要媒体上的访谈记录，领域涉及当下思想论争，文学潮流演变，学术体制状况等热点。特别是其在《读书》杂志担任主编的十年间，他对中国学术界诸重要问题都做出的自己独到与精辟的见解，都能在本书中看到比较全面的表述。本书也看成是对世纪之交诸多嬗变问题的个人记录与回顾，这本口述含量较重的书相当于是一本全新的《重访九十年代》。

这本书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它将教会他们如何提问，如何从一大堆杂乱的印象中提炼出最传神的细节嵌在报道里边，如何将一个高深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神采飞扬地、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读者，而且，我相信，它也会让那些书斋里的“ 专家型”读者感到大快朵颐．发出类似于“深得我心“的感叹。

《与世界领袖对话》是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的最新结集本，凤凰卫视资讯台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在“风云对话”节目中，与近年来叱咤国际政坛的33位全球风云人物，评点时局、纵论天下，采访双方的机敏与睿智跃然纸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往往在看似不经意的对话中豁然开朗。。在文后的“访谈手记”里，阮次山或是意犹未尽地继续解读事件、揭示玄机；或是分享一次次访谈背后的独特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些影响乃至决定着国际局势的大人物的风采。此外，通过《与世界领袖对话》，也能够体会到阮次山一直以来为追寻华人话语权表达的那份“中国心”，及其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精神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