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中国战争史为纲，按历史发展顺序和条块结合的原则编排，以典型战例地图集成的形式，概述我国历代战争史知识的大型专业工具书。这部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代战争的史实。上起先秦，下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凡400幅典型战例地图，50多万文字说明，按照历史时期战争、战争、战役、战斗四个层次，力求通过战例图的标绘，反映中国历代战争作战经过，战术运用，典型战争的谋略、战略运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涵盖内容广泛，图文并重。上起原始社会末期武装冲突，下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作战地图并配以适当的文字说明为展示形式，按照古代时期、近代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三个历史时期的战争，标示了5,000多年中国历代战争的发展进程和典型战例。收图440余幅，其中，古代时期（史前时期至清朝前期）170余幅；近代时期（1840至1949年）220余幅；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950至1953年）10余幅；各时期战争形势图20余幅。另有数百幅图表、文物图片、历史照片和美术作品等以及近50万说明文字。

无论国民党人将来的事业和前途如何，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和突出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全面展示了中国国民党内，及其相关政府和军队中的成名人物共21458人，肖像照9580幅。

1500年第一本印刷的工具书诞生，它继承了古典与中世纪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信息管理的全新时代。 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历史场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诞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国内本有态度的历史年表，全书采用陈寅恪、王国维、吕思勉、钱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观点独特，分析透彻，发常人所未见，揭示难得勘破的历史规律。可谓是当今历史出版当中的难得佳作。　　除此之外，本书用年表贯穿全书，标明公元、朝代、帝王年号，系以历史事件，包括朝代兴衰、帝王更替、战役、改革、政争等，世界史大事夹杂其间直接与之对照。每个朝代的重要史实，标题清楚，叙事明白，与年表相呼应，方便查询，实为及其适合学生与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历史读物。 编年体和纪事体的完美结合　　国际*流行的年鉴派史学风格　　视觉直观，线索明确，中西对鉴，巨细无遗　　多所高校教师联合推荐

《宋代官制辞典》是一部多功能而又别开生面的宋代官制辞典。内容包括官司名、官吏名及其职源、沿革、职掌、官品、编制、简称与别名、职官术语、典故，以及俸禄、勋、爵、阶等附表。本辞典所收官司、官吏名一万一千条，职官术语与典故六百余条。凡两宋时期前后设置过的职官名称，尽量予以收录；蕃官之类虚授或遥授官，及因史料不足难以明确阐释之官吏名目，不在收录之列。 辞典分“序论——宋代官制总论”、“正文”、“附录”及“索引”四部分。正文又分职官条目与职官术语两大类。职官条目排列顺序，不采用通常按字头笔划排列的方法，而是按职官制度内在联系的顺序排列，即自皇帝制度、中央机构到地方机构分类排列的方法。读者在查阅某一官司或官名时，不仅可以按索引迅速查到该词条的正确释文；同时，又能一目了然地明白该官所属的官司及地位、或该官司之上下隶属关系，无形中扩大了所索取知识的层面与外延，从而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每一职官词条所含义项的排列顺序为：①官司或官、吏名；②职源与沿革；⑧职掌（或职能）；④官品（或品位）；⑤编制；⑥简称与别名。 职源与沿革内容的选择，为避免繁琐考证与文字过长，确定了二个原则：其一，如难以确定始置朝代，即用“宋始置于……”解决；若能确定始置时间，不论宋以前或两宋，尽量追溯到年、月、日。其二，设置沿革，主要指宋代设置沿革。某些官司、官名废复频繁，只能择要列举，不一一胪列。 职掌、官品、编制等义项，根据宋代官制有明显阶段性的特点，释文一般以神宗元丰五年（1082）颁行新官制为分界线，分“北宋前期”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倘元丰改制后有明显变革者，也予以阐释。 释文一律注明出处，做到言必有据。如原著有言简意赅足以说明问题的文字，则转录。简称与别名一律用 例释。采用引文或例释，尽量避免使用省略号。 辞典配有59幅官制表格，包括中央、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品、阶、勋、爵以及俸禄表，或放置在“宋代官制总论”内，或附录于正文之后，备读者随时查照。 所使用的书证，以宋人著述为主，后人著述非不得已不用，以保持释文严谨的历史真实性。职官术语之释文，吸收了今人新的研究成果。引书注明卷数或篇目名称，《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编年体史书，除列注卷数之外，增加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复注出纪年与月份。如“《长编》卷：333、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条，本辞典只注明：“《长编》卷333丁未”。

《宋代研究工具书刊指南(修订版)》在1990年初版和1996年第二版的基础上增补了条目200多条，收录了与有宋一代社会各个方面研究相关的包括中、日、韩、英、法、德等6国文字的参考资料，共分为综合性工具书、思想、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芸术、史籍、地理、宋代版本、石刻文献、拓本、宋代研究会等11个主题，先按主题、再按参考书种类编排，主题之下，条目按用途范围与出版时间排列；每条目首列条目名称，其后分列：责任者、发表（出版）单位或部门、发表（出版）时间或起止时间等。附《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内有关宋代内容资料标题》。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

《学史入门》内容简介：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声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爱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 这套文库力求以历史的高度，把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明背景中审视，向您展示五千年文化的各个方面。

本书以专题述评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发展历程、经典人物、重要问题、路径和方法，重在揭示近20年来该领域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内容丰富、新颖，尤其适合作为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世界历史年表》以时间为坐标，以不同颜色的图标代表五大洲，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尽可能详细地展示于一表之中，既描述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又方便读者进行横向的比较。可谓：一册在手，纵览天下、古今大事。编辑本表之宗旨，在于描述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并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尽可能详尽地表述世界不同区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文明情况，以方便作横向比较。

本书是考史的重要工具书，它为中国年代学开�了一条道路。一九二六 年曾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印行，三十馀年来给历史科学工作者以极大的 便利。我国自唐以来，与海外交通频繁，有关中西交通的历史记载需用西历回 历处渐多，而我国从来没有中西回历比照的年表，因此古代文献典籍，凡涉及 中回历比较时，很少有不错的。自本书出版后，才把回历与中西历固定下来， 为治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础。现�一九六二年修订本重印。

《历代职官表》讲述了古代官制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和封建社会时代国家机器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当时政权的性质和施行的统治的具体手段。研究历代官制，在史学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阅读古籍，研究古史，往往不易掌握古代职官的名称、建置、品级、职掌等，从而存在学习、研究的困难。

《中國歷代年號考》(修订本)初版於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五年第二次印本附有订补二十馀条。初版限於当时的条件，用简体字排印。此次修订，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年号按史籍和文物中的原文著录，出土文书中个别少数民族语年号，采用学者公认的汉语译名。为保持全书字体统一，考订按语和其他说明文字也一律改用繁体。

就书名Doing Oral History而言，顾名思义，重点是围绕在“做”上，强调的是由实践操作来学习的理念。因此，作者对于口述历史如何筹划，如何行动？如何开辟经费资源？访谈时如何察方观色？如何保护受访者的版权？访谈者如何通过访谈技巧搜集有用的资料？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科技？如何保存访谈的记录、磁带、光盘？如何利用口述历史？等等，都交代得无微不至，使本书成为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 本书的特点是，全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以大量实际案例，轻松、简洁、准确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并指导工作者避开陷阱和错误。 本书最成功的是，读其者会体认到：人人都能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应做口述历史。

《弗莱彻建筑史(原书第20版)》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学术价值的建筑通史之一；其史料确切、内容广泛、插图精致，是建筑学术理论著作的世界范例，也是建筑学界首选的教材与参考书。《弗莱彻建筑史(原书第20版)》以大量典型实证资料为基础，勾画并概括出从史前时期到国际时尚每一个建筑文化时期建筑的最主要特征、讨论形式与发展机制。同时将建筑置于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因素之中，运用比较法讨论了每种风格的建筑在平面、墙体、门窗、屋顶、柱式、线脚和装饰特点等方面与其他时期或其他风格的异同，以加深对风格特征及其源流的认识。

《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中我们是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把几千年来中国的和外国的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按照年代的顺序，简明地加以编纂.对于历史事件的选录，我们是注意了下列的事项：（1）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2）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重要法令的颁行，（3）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4）重要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5）国际间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6）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 历史年表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必要的工具书，特别是我国历史悠久，年代遐长，史籍浩繁，事迹错杂，更需要把头绪纷纭的历史事件，提纲摘要，编次年月以备检阅。 恩格斯告诉我们：“所有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离开时间的存在是和离开空间的存在同样是最大的荒唐.”历史过程就是“被各种事实所真正充实了的时间”.历史年表就是把在时间上并行发生的或相续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按照它们发生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这样的排列将有助于学习历史的人了解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从而帮助人们从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线索，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 年表的编制在中国出现最早，早在周代就有记载古代帝王年代的牒记，到了汉代，司马迁创造出比较完整的历史年表的体制，以后历代的史学家，都有年表的撰著.自宋以后，年表之类的著作更加发展，到了清代，年表的制作便以史学的附庸，蔚为大观，惟过去学者所编的年表，由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限制，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大适用了。 为了满足史学界的迫切需要，我们分工合作编成了这部“中外历史年表”，上起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下迄1918年。

《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本)》编制，力求准确，尤注意于与出土文物符合。如前凉年号，一般年表多据《玉海》，认为张寔以下皆改元，其说实本于宋人龚颖《运历图》，与西北所出前凉简牍、纪年陶器和《晋书.张轨传》等均不合，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云：“不知颖何所据而言。”而大理纪年则多据云南所出大理文物，亦与一般年表仅据文献记载者异。近年学者研究所得，如杨宽先生之于战国年世，李家瑞先生之于大理纪年，陈旭麓先生之于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元等，均为《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本)》所取资，谨此志感。编制及修订过程中，多得谈宗英同志之助，亦谨志感。

2014年儒莲奖得主。 魏根深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不仅仅介绍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要资源和困难，同时还在详尽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20个辅助学科的权威指南，涵盖了从历史语言到人物传记，从古代文书到统计数据的广泛内容。我强烈推荐这部反映了国际视野下最新学术成果的指南。 ——傅高义（Ezra Vogel），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历史巨细靡遗的指南，涵盖了从中国人的命名习惯到当今学术出版信息的方方面面；同时它也绝非仅仅一部参考书目，而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所有课题做出了清楚、流畅的考察与讨论。 ——席文（Nathan Sivin），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名誉教授 独一无二的指南。每一位严肃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 ——梅维恒（Victor H. Mair），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多年来一直被用于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教学，不仅是因为它在这一领域中出类拔萃，而且因为作者始终与时俱进，紧跟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潮流。 ——包弻德（Peter Bol），哈佛大学教授、副教务长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指南，是欧美研究生的必读向导，也是资深学者重要的案头书。作者既是中国研究的引领参与者，也是对于丰富知识门类的全面观察者、对于学术研究脉络的冷静思考者。本书是严肃厚重的读物，却又洋溢着幽默与灵动。相信中文读者在阅读查询中，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鲜体验，既可享受知识的盛筵，也会沉浸于比较与反思。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煌煌巨著……博大精深。 ——《纽约书评》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旨在向读者介绍自史前时代到21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情况，以比较的方法审视她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呈现传世资料、考古发掘和人工制品资源，以及与生态环境变迁有关的资料等，考察它们产生、保存和被接受的背景，检讨相关研究及解释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最优秀和几乎最 新的中、西、日文研究成果。对语言、地理、文献、经贸、法律、文学、艺术、科技、思想、信仰、农业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均进行了详尽搜罗及点评，成为相关学者从事研究的便利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