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修订版)》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扶正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新中国”，是《重新发现社会(修订版)》探讨的重点。 至于作者为什么对中国未来有信心，读者当能从《重新发现社会(修订版)》中找到答案。

本书分为14讲，收录了《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人权的多元文化认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从杰弗逊思想谈起》、《什么是经济民主》等文章。

这是一本刻画地中海两端变局的见证之书，作者要讨论南欧国民面对欧债危机时的反抗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这两起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涉及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金融问题。地中海无疑是迷人的：她是多民族、多国度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的舞台，可是自从远方的大西洋世界崛起以后，地中海世界就衰落了，到了二十世纪它甚至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如今，作为美国金融海啸最大余波的欧债危机和“阿拉伯之春”，都发生在这里。到底“地中海的变天”会造就一个“春天”，还是给世界带来“冬天”？《另一片海》就是作者带着上述问题进行实地采访后试图给出的答案。

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获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本书是黄纪苏的随笔文集，全书共为七辑，内容包括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世界上的位置；对时下热点问题的看法，针砭时弊；对中国革命回顾和反思；谈李安的《色戒》；谈性；谈文艺以及回忆文章。文章风格：锋利，有战斗性，关注普遍关注的问题，可读性强。

本书故事承接《国画》。换了一个环境，担任了更高领导职务的朱怀镜，如何应付那些未曾预想的人与事、情与理对自己所产生的冲击？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朱怀镜又如何面对那些无法逃避的躁动和迷茫？他的操守和才干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的人格和官品正经受着艰难的考验……

作者强调：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树立的一个新观念便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觉地把“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做中国人意味着属于当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西方主导下争取文化独立的文化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获得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完全被西方所笼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没有尊严的，因此，做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历史的可能性。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社会主义”，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是21世纪的最伟大课题。近百年前胡适留美时曾言：“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中国大学之真精神和真生命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

本书是施特劳斯学述的标志性著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施特劳斯学述把源源不断的新生学子引向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传统，热爱哲学的青年最终在古典大书中安居乐业。一旦古典学问成了一国学术的丰厚土壤，成为显学的显然并非施特劳斯学述，而是古典学问本身。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出版本书的宗旨所在。正如编者所言："在施特劳斯所展开的政治哲学引领下，一旦年轻学子的向学热情经受过古典学问的浸润，必将逐渐懂得人类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头脑简单地以种种传媒观念来衍化哲学……"。本书涉及政治哲学与历史，色诺芬的《希耶罗》，法拉比解读柏拉图的《法义》，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以及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等诸多主题。

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本書探討中共菁英政治出現制度化的原因，並評估制度化對高層互動的影響。本書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回顧相關文獻的發展、制度化的定義與內涵，並建構作者對中共菁英政治朝制度化方下發展的解釋（第二章至第三章）；第二部分描述中共領導人發動政治體制改革時的思維，以及1978年以後中共政治發展的歷史軌跡（第四章至第七章）；第三部分則以實證的方法，分析1978年以後中共高層在領導人新老交替與決策模式兩方面的變化（第八章至第九章）。 本書主要有三個特色。第一、雖然探討中共一個個案，作者卻是從比較共黨研究的視野去建構理論。這種處理手法結合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的特長，在台灣相關領域書籍中尚不多見。第二、作者花了很多時間去閱讀重要官方文件，利用第一手資料鋪陳中共政治變遷的細節，有助於讀者全盤了解整個歷程。第三、作者將 1978年以後百餘位領導人的詳細簡歷與決策相關文件整理出來後，再進行實證分析，清楚地呈現三十多年來的變化。這種細密的程度在相關領域書籍當中也不多見。

《动物庄园(中文导读英文版)》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故事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人类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牲畜们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之后，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清洗：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 该书自出版以来，已被译成世界上六十多种语言，此外还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动物庄园(中文导读英文版)》对当代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进而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水平，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仅凭掌握的二三手外部资料、人生经历的资料记载或者后代的史学家的著作，描写出一个众所圳知的时代。但人们不可能仅凭上述资料描写出他或她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像描写其他时代的历史那样来描写20世纪的历史。我恰巧生活在《极端的年代》所描写的这个历史时期，而且从十三四岁起到现在，我一直十分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戴着史学家这一职业桂冠时尽可能避免谈论1914年以来的历史，而在以其他身份出现时就并不讳言之。就像他们的行话所说，“我的时代”是指19世纪。尽管我在研究20世纪历史时并没有像为数众多的20世纪史学家那样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档案，甚至连一丁点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仍有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从1914年到苏联时代结束这一掐头去尾的20世纪。 当然，要独自一人、甚或以单种语言来了解现今世纪历史的编纂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权威的古代史学家或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才知道对于那些漫长的历史阶段该写些什么。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 编者前言 200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场震动全球的东亚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回忆，或评论，或叙史，或争议，从未间断。关於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确如汗牛充栋。人们之所以热衷於研究一场战争，而且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仅是因为它对1950年代及以後的远东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制约著中国、美国、大韩民国、朝鲜和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也不仅是因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基础，即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围绕东亚的危机时常困扰著邻近大国的首脑和半岛南北双方的领导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於，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由於种种条件的限制，时至今日，关於朝鲜战争仍然存在著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有尚无法对事实本身做出确切描述的悬案。 研究历史，探索历史事件的谜底，首先应该依靠档案文献。实际上，关於朝鲜战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正是伴随著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决策的美国军人和政客，如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Ernest A. Gross)、杜鲁门(Harry Truman)的特别顾问哈里曼(Harry Truman)、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John J. Muccio)等。会後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後的观察》一书，[1]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从60年代起，美国国务院分年分卷陆续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70年代中期开始公布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特别是在《1950年，第6卷，远东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鲜》中，[2]载有大量的「绝密」、「机密」和「秘密」文件，使人们对战争期间美国的决策内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英国外交档案也根据保密30年的规定陆续开放。於是，从70年代後期开始，关於朝鲜战争的研究活动便在英语世界开始升温，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颇具影响的专著，西方国家随後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朝鲜战争研究热。[3] 然而，严格地讲，对於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问世。个中原因就在於，作为战争一方的苏联和中国，其有关战争的历史文献始终隐藏在铁幕背後，直到十几年前，由於中国和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这些秘密才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延续时间长──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断问世；其二是波及范围广──研究者已经大大超出了英语世界。[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地披露出来。 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大约300余件）；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5]此後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周恩来年谱》（1997年）、《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年）、《彭德怀年谱》（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也发表或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 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chol)、朝鲜内务省副相姜相镐(Kang Sang-ho)、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Lee Sang 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云(Im 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 S. 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G. A. 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Georgi 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Valentin D. Sozinov)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 这一时期，特别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性反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开始大量公诸於世。如果说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完全是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挑选和编辑後公布出来的，那么俄国档案则几乎都是未经编辑加工的原件。虽然刚开始披露的一批文献是政府有关部门挑选的，但以後更大量的档案则完全是学者们直接从档案馆中发掘出来的。无论在其数量上，还是在使用价值上，都是目前中国相关档案无法比拟的。1994年，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於1949-1953年朝鲜半岛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史达林与金日成、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会谈纪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对外政策档案馆。当时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把其中216件档案（548页）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 Young-sam)，[6]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韩文），随後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7]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专门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月，又复印了数百页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这批文件的俄文复印件存放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还将收集到的部分档案（约130余件）译成英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公报》上。[8]此外，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巴加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鲜战争档案，并通过他们的论文或专著披露出来。[9] 目前在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中使用的俄国档案还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根据该馆收藏的文献编写的《朝鲜战争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10]该文件是由档案文献摘录、缩写或编辑而成，对於战争期间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国档案专集，内容全部是关於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报告、函电及相关文件（100多件），对於了解战争期间的中朝方面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国档案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於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於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锺，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对和编辑，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的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後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於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收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过了目前散见於国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档案文件。[11]所以，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 2002年夏天，笔者应台湾陆委会及中央研究院邀请，在台北进行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长陈永发先生谈起此事，不想一拍即合。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正式出版这套文件集，而且就在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 为了便於读者利用档案文献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一、收入本文献集的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经过整理，将这些档案中554件定为主文件，其余100多件作为附件从属於主文件。除极个别文件因无法找到俄文原件而译自英译本外，几乎全部都译自俄国原始档案。附录中列有关於上述档案馆的简要介绍。 二、就其形式而言，这些档案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纪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纪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除对档案本身进行翻译外，对於收件人在文件上所做的手写批语，凡能辨认清楚的，均在注释中做了介绍和说明。 三、档案整理的原则是：首先尽量确定文件的作者、发件人、收件人以及文件形成或收发的时间，然後根据文件的内容及上述要件明确相关文件之间的关系，最後按照文件形成或发出的时间排列档案顺序。为便於读者理解文件的内容，对主要人物、事件和专门用语进行了注释，编写了〈人物简介〉和〈朝鲜战争大事年表〉，并对整理和翻译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必要的技术性说明。 四、本档案文献集有两组编号，一是冠於档案名前的顺序编号，以标明各文件之间的时间关系；一是文件右上角的编号(SD*****)，是按照原始档案复印件收集的时间前後排列的，与文件内容无关。文件的标题为笔者所加，有些档案原件未标明时间或作者，只能根据其内容或字迹做出判断。有少数文件原作者在起草时加有注释或说明，在文献集中，依原文的表示方式，以随文方括号加以标示或在注释中标明。 五、关於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凡能够查找到的，均以原文附在文件最後；有些文件的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在收集文件时便缺失，限於条件，目前尚无法一一标出。为便於研究者核对原文，笔者已将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原件复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五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意者可按照档案编号(SD*****)进行核查。 六、关於地名的翻译。朝鲜的地名翻译最令人头痛，原因是50年代的许多地名，是按日文发音而以朝文表现的，现在又要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实在不易。加上许多地名现已改变，而当时又没有规范俄文拼写标准等原因，尽管笔者曾找来俄文、日文、韩文、英文和中文五种朝鲜半岛的地图，进行核对，并曾多次向韩国学者请教，仍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有些实在无法确定的地名，只得采取音译的办法，并在译文後附上俄文原文。 七、关於人名的翻译。其中比较麻烦的也是朝鲜人名，主要问题是档案作者书写的朝鲜人名，都是根据发音自行拼写的，结果同一个人名在俄文中往往有几个不同的拼法。此外，许多外国人名的中文表达，大陆与台湾差异很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在附录中编排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对照表上标明人名的俄文原文、中文译名，以及英文或罗马化拼写译名（凡无俄文者，为编者所写前言、代序中出现的人名），以姓氏之中文笔画与罗马化分别排序。书中所有外国人名首次出现时，原则上均加入罗马化姓名，如有遗漏，请参照对照表。 八、因参加翻译和编辑的均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或工作人员，故名词和用语均采用的是大陆通行的用法，与台湾略有不同，如韩战称朝鲜战争，南韩称南朝鲜等。为顾及台湾以外的华语使用者，经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商议，除一些最常用的地名和人名改为台湾译法（如将「福摩萨」改为「福尔摩沙」，将「斯大林」改为「史达林」等），其余均保留原译文的用语。 此外，藉本书出版之际，笔者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心帮助寻找或慷慨提供俄国档案文献的国外同行表示感谢，他们是：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冈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Соколов)、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前後两任主持人沃尔夫(David Wolfe)和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所长河载平、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现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王晓东、美籍华人学者、佛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 Jian)等。此外，韩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金东吉先生帮助笔者对文件中朝鲜人名的中译名和英译名一一进行了校改，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本书得以及早问世，还要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谢国兴、魏秀梅、余敏玲、张淑雅、张珍琳、张秋雯、汪正晟、江玮平、林志菁等。在笔者离开台湾以後，如果没有他们在後期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这部近90万字的著作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付梓，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献集刊出的全部档案文件由沈志华收集、整理、注释，参加翻译的有刘仲亨、徐晓村、王英杰、孙熙、周绍珩、锺舞春、王谊民、章若男、王会朋、刘志青、李木兰、陈云卿、吴安迪、戴怀亮、彭兴中、唐松波、耿保珍、方琼等人，参加校对和编辑的有沈志华、王启星、方琼，最後由沈志华统一定稿。所以，本书当中的一切舛误和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编者与出版者的共同愿望是，希望这部以专集形式出版的关於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有助於推进华语世界对於朝鲜战争、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亚洲冷战历史的研究。 沈志华 2003年2月於北京

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本书一共27章，每章专门讲述一本伟大的西方哲学著作。每章的宗旨是做出简短的介绍，然后提出其中最重要的话题，这些话题直到现在还值得探讨，也仍然能激发人们的灵感和智慧。 阅读本书可以更好地激励您去细读或重读本书提及的有关书籍。虽然没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读完本书所提及的所有哲学著作，但至少本书能为您提供一些较好的建议，以便您能进行选择性和批判性的阅读。作者努力避免推荐那些非常晦涩难懂的著作，因为这是没必要的。这也让作者忽略了一部分权威的著作，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 这是作者个人选择出来的27本西方哲学名著，有些人可能不完全赞同他的选择。但是，至少从现在来看，作者所推荐的书绝对都值得一读。其实，作者更希望的是通过本书鼓励读者去判断和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西方哲学经典。 本书的每一章都是独立的，您不用按照各章的先后顺序去阅读，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翻开书中的任何一章去细细品读。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 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本书是国内唯一的西塞罗文集的古希腊文译本。西塞罗被称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之父，美国研究古代史的权威摩塞司•哈达斯博士在《罗马帝国》一书中把西塞罗列为“永垂不朽的罗马人”之一。西塞罗凭着他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广泛了解和深入领会，为拉丁语确立了一套与古希腊哲学相对应的术语概念，成为他对古罗马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西塞罗作为一位拉丁语大师，语言词汇丰富，句式严谨，结构复杂，讲究修辞，同时又具有文学散文式流畅的特点。 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中收录的《论共和国》、《论法律》、《论老年》和《论友谊》的拉丁文本采用的是勒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论法律》（De Legibus）、《论老年》（De Senectute）和《论友谊》（De Amicicia）拉丁文本，其中《论共和国》对照杜伊布纳希腊罗马作家丛书（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中西塞罗《论共和国》1960年版，对残损部分作了补充。《论义务》是根据意大利里佐利综合文库古典丛书（I Classicai della Biblioteca Rizzoli）中西塞罗《论义务》（Cicero：De Officiis）1987年版拉丁文本译出的。译文中的注释为译者所加，参考了上述各种版本和其他有关译本的注释。

本书是著名学者秋风的文章结集，内容涉及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比如政府的目标是追求GDP的增长，还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好国？腐败真的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吗？中国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原罪？中国人何以能够容忍黑砖窑这种野蛮的奴隶用工制度？如何调整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以土地垄断和房屋供应垄断为特点的房地产如何转型？茅于轼先生曾如此评价秋风：独立的精神，跨学科的知识根基，犀利的分析眼光，并断定像秋风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著名学者陈志武、于建嵘也亲自撰文，特别推荐。此书会使你对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论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 关于“论自由”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大卫·休谟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颇具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本书选收其《关于新闻自由》、《论议会的独立性》、《概论党派》、《关于理想共和国的设想》等19篇政治论文。这些政论文，颇具特色，思想主张自成一家，博引史实，富于哲理，亲切生动、启人思索。